胡蝶真实身高实际体重三围年龄星座

早在友联公司拍摄《秋扇怨》时，胡蝶和片中男主演林雪怀相识恋爱，1927年3月22日两人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众多朋友前来道贺。此后胡蝶的电影事业不断精进成为上海滩头号女明星，林雪怀却在影坛日趋没落，胡蝶自筹一笔钱，给林雪怀在四川路上开设一家胡蝶百货商店，林雪怀经营不善，差不多把资本耗尽，而且行事日益荒唐。这时，一个叫潘有声的男人出现在胡蝶生活中，他在洋行做事，有事业心，为人持重，胡蝶的情感天平渐渐离开未婚夫倾向潘有声。胡蝶与林雪怀从订婚到解除婚约，可谓满城风雨，还闹上法庭。不久林雪怀与他人结婚，就在胡蝶游欧之际，林雪怀转辗各地就医无效，旋即病故。潘有声原有结发之妻，还有女儿，为了胡蝶，他抛妻别女。经过马拉松式的恋爱，1935年11月23日，胡蝶潘有声热热闹闹办了喜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胡蝶与潘有声及家人离开上海到香港避难。1941年底，香港沦陷，胡蝶举家迁往大后方，在重庆时，传出胡蝶被戴笠软禁霸占。^[5] 

戴笠是登徒子之流，在他手里不知糟蹋了多少女性。这时，他爱上了胡蝶，软硬兼施，终于把她占为己有。在这之中，戴笠钻了一个空子。原来，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后，胡蝶因不想躲来躲去，疲于奔命，打算滞留在香港。不料日本人却找上门来，邀她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友善”思想。胡蝶这才意识到继续留港的严重性，决定绕道回内地。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只箱子，托当时在香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不料，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韶关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
　　胡蝶失宝，极为伤心，但戴笠却喜之不尽，认为是天赐良机。为了赢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将杨惠敏和她的未婚夫有抓来严刑拷打，杨慧敏就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时送国旗的那位英勇女童子军，由于这件事情被戴笠关押了四年半之久，直到戴笠死之后才迫于舆论压力被释放，导致宋庆龄资助其出国深造不能成行。可以说是蝴蝶害了杨慧敏一生。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由于兵荒马乱，劫匪如麻，任凭有通天之能，此案也无法侦破。
　　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计，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1943年，戴笠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但胡蝶还是讨厌这个地方，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见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所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据说，仅花卉和树木一项，就花去了法币一万多元。
　　胡蝶与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一天到晚总是郁郁不乐。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他要杀死一个人，比踩死一个蚂蚁还容易。因此，胡蝶表面上不得不应他，心中却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潘有声。而戴笠为了霸占胡蝶，特地送给潘有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他在滇缅公路上运输货物，通行无阻。因而潘有声行踪不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使戴笠有机可乘。
　　戴笠为博得胡蝶的欢心，想方设法在生活上满足她。于是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使胡蝶不爬坡，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戴笠的部下沈醉为了讨好她，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因为疲劳过度，精力不集中，3名石匠被砸死，12名工匠被砸成重伤，轻伤则天天不断。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娇妻已被“鸠占鹊巢”，当时非常恼火，就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又打听不出胡蝶的住所。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生闷气，戴笠的秘书王汉光去找了他，明确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独个悻悻回到了上海。^[5]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嘱咐胡蝶飞往上海，先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潘有声迫于权势，同意与胡蝶解除婚姻关系。胡蝶掉着眼泪对丈夫说：“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有声，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于南京近郊，与胡蝶结婚即刻成为泡影。以后，胡蝶便与潘有声一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6] 

1946年，胡蝶为香港大中华公司拍摄了《某夫人》、《锦绣天堂》等片。这期间，如何安抚丈夫潘有声，如何应对戴笠，都非常之难。胡蝶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还有坚韧，和不得已的委曲求全。面临难关，身陷飞短流长，胡蝶没有像阮玲玉一样选择一条不归路，可能因为有家庭的支撑，她不至于像阮玲玉那么绝望无助。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胡蝶一家又迁居香港。拍电影之余，胡蝶帮助丈夫潘有声开了一家暖瓶厂，生产蝴蝶牌暖水瓶，后来，潘有声身患癌症，临去世前，所办暖瓶厂和一家洋行已形同倒闭。1949年潘有声逝世后，胡蝶停止拍片10年之久。

直到1959年，她应邵氏公司之请重下银海，在香港、台湾先后拍摄了《街童》、《两个女性》、《后门》等片，其中以《后门》一片最为出色。它是一部伦理教育片，由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胡蝶在片中扮演女主角徐太太。她炉火纯青的演技，得到行家们一致的赞赏。1960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电影节上，《后门》获得最佳影片金禾奖，胡蝶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同年，该片再获日本文部大臣颁赠的最佳电影奖。52岁的胡蝶跃登“亚洲影后”的宝座。

1966年，胡蝶参加了《明月几时圆》、《塔里的女人》两片拍摄之后，正式退出了影坛。在台湾住了几年后，于1975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89年4月23日，胡蝶因中风并发心脏病在温哥华病逝，临终前留下最后一句话：“胡蝶（蝴蝶）要飞走了！”

今天提起胡蝶，都绕不过“电影皇后”的光环。从二十年代开始，新闻界及商家常发起明星票选，进入三十年代，这些民间选举得票最高的几乎总是胡蝶和阮玲玉，胡蝶多次当选电影皇后，被人成为老牌皇后。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33年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的评选，候选女星有几十人，最后胡蝶获21334票荣膺“皇后”。“海上闻人”王晓籁等集聚“大沪舞厅”举行庆典，名义很堂皇：“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这比“电影皇后加冕”自然更加光明正大。胡蝶到得很晚，献唱歌曲《最后一声》：“您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到东北的怨鬼悲鸣？”歌词听来几乎有讽刺意味。胡蝶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只是轻描淡写：“几十年来这个象游戏之举的称号一直跟着我，这是观众对我的爱护，我自己都不敢妄自尊大。”（《胡蝶回忆录》）

胡蝶从天一公司转到明星公司后，迎来了全盛期，她的几部影片都创造票房记录。《火烧红莲寺》是无声片时代的武侠大片，由明星公司于1928年摄制，改编自平江不肖生的小说《江湖奇侠传》。该片轰动全城，明星公司赢利颇丰，从1928年到1931年，一直拍到十八集方告收兵，自第三集开始，胡蝶加入剧组，扮演“红姑”。自从明星公司“放了第一把火”，影坛一片“火烧”，各公司竞拍神怪武侠片，片名纷纷冠之“火烧”二字。

1931年3月公映的《歌女红牡丹》，是我国第一部腊盘发音的有声片，胡蝶扮演京剧昆伶红牡丹，由明星公司和百代公司合作录音摄制。片中穿插京剧片断，观众第一次在银幕上“听戏”。因为拍有声片还处在摸索阶段，《歌女红牡丹》反复试验，耗资甚巨，上映后盛况空前。

《姊妹花》是又一部票房冠军之作，胡蝶一人分饰贫富悬殊、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姐妹大宝、二宝，当两个胡蝶同时出现在银幕上，能想象当时的观众该是多么新奇和惊讶。影片在1934年的上海连映六十多天，打破国产影片上座率最高纪录。

1933年元旦，上海《明星日报》以“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为宗旨，发起了一场评选电影皇后活动。在选举过程中，三位著名电影女明星——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天一公司的陈玉梅的票数非常接近。竞争相当激烈。结果胡蝶得21334票，陈玉梅得10020票，阮玲玉得7290票，胡蝶以巨大的优势胜出，获得了“电影皇后”的称号。在一年内,胡蝶又获得了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力士香皂电影明星竞选”第一和“1934年中国电影皇后竞选”的冠军, 两年之内“三连冠”。

1935年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苏联当局发给南京外交部的电报中特别指名邀请胡蝶参加，胡蝶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共七人一同前往，参展的八部中国影片中，《姊妹花》和《空谷兰》两部由胡蝶主演。此行胡蝶还赴英法德意等欧洲各国考察，畅游一路。出远门前，她特意到阮玲玉家辞行，这竟是两位影星的最后一次会面。就在胡蝶饱览异国风情受东道主热情款待的时候，突然得到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阮玲玉一个月前在家中自杀。“倘若人们知道我和她的友谊是如何深厚，就不难想象我当时的悲痛。”（《胡蝶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