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松

胡友松，著名爱国人士、原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之妻胡友松（1939年—2008年11月25日），原名若梅，其生母为著名影星胡蝶。也有说胡友松根本不是胡蝶的女儿。胡友松的生身父母根本不是名人，1937年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胡友松被送到红十字会孤儿院。后来被张宗昌的妾从院中领走...

胡友松，著名爱国人士、原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之妻胡友松（1939年—2008年11月25日），原名若梅，其生母为著名影星胡蝶。

也有说胡友松根本不是胡蝶的女儿。胡友松的生身父母根本不是名人，1937年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胡友松被送到红十字会孤儿院。后来被张宗昌的妾从院中领走抚养，辗转来到北京，与一胡姓男子同居，这也是胡友松胡姓的由来。胡友松从小与养母无感情，护校毕业后先分配到安外结核病医院，后又调到积水潭医院和复兴医院。后来是经过张常介绍认识的李宗仁。以上资料见尹冰彦先生（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第五、六届北京政协委员，李宗仁晚年在京最熟悉的朋友，李公馆的常客）的文章《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载《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p90-120。1994年，北京出版社）。

中学毕业后相继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复兴医院担任护士；1966年7月26日，时年27岁的胡友松与75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正式结婚；1985年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退休后学习中国画，其作品受到书画家的好评；1995年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后曾任山东省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名誉馆长等职；2008年11月25日下午6时，在山东德州庆云县海岛金山寺去世，终年69岁。

胡友松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百乐门”，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母亲在台上表演，她提着小篮子在场里来回走动。她有漂亮衣服，能坐高级轿车，但是她却没有自己的家。她从小就住在酒店包房里。

胡友松的母亲胡蝶，1908年生于上海。16岁考入中华电影学校，从此步入影坛，并很快就在中国影坛走红，成为民国三四十年代的第一电影明星，一度被观众评为“电影皇后”。

6岁时，小若梅因患湿疹（俗名黄疱疹）看医生，医生根据孩子的病情建议胡蝶最好将若梅送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此时，恰好军阀张宗昌暴毙济南火车站，他的姨太太沈文芝逃到南京当家庭教师，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在小若梅的记忆里，沈文芝这位养母对她特凶，常常无缘无故地冲着她大发脾气，拿她出气，有时还不给小若梅饭吃。

若梅中学毕业后，考入一所医专就读。医专毕业后若梅便被分配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在那“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无论她怎么努力工作，这位“国民党高官”的女儿，也得不到组织的承认，相反还承受着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时刻都有成为“专政”对象的可能。

1965年，原国民政府代总统、台儿庄会战的总指挥李宗仁先生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下，携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第二年，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因患乳腺癌在北京去世；为此，刚刚从海外高高兴兴归来的李宗仁先生的情绪十分低落；为了帮助李宗仁先生从痛苦中走出来，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对李宗仁先生的晚年生活十分关心，为他物色了60多位女士；当这些女士的资料和照片放到李先生面前时，都一一被李先生婉言谢绝；然而年轻貌美的胡友松女士却被李宗仁先生一眼看中；此时，李宗仁先生最担心的是自己已经年过古稀，而胡友松还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未婚女性，李宗仁知道这桩婚姻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胡友松。

李宗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胡友松会同意这桩婚事。因为胡友松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爱国将军早已敬佩不已。加之她长期在原单位受压抑，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胡友松欣然答应了李宗仁先生的要求。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下，1966年7月的一天，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李宗仁先生的官邸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从此这对红颜少女和白发将军终于走到一起了。

胡友松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而且正好从事的是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

李宗仁对胡友松晚年留影^[1]

胡友松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她说：和李先生结婚，一方面是出于我本身的政治压力，都说我是国民党大军官的女儿，在原单位很压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李先生是历史人物、爱国人士，我很敬佩他。

1966年7月的一个日子，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李宗仁的官邸完婚。这桩婚姻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很多人误解胡友松，以为她爱慕虚荣，看中的是李宗仁的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她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里，正是由于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看护，使李宗仁感到莫大的慰藉和满足。对此，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曾经向有关部门表示，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胡友松中国画作品

“李先生和我结婚非常高兴，他把我们两人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的后面，他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

“他的亲属都在国外，我作为他的妻子，有责任照顾好他。我责无旁贷！”关于和李宗仁的结合，胡友松终于向我吐出了两句话，让我听得热泪盈眶。两句话里，包含了多少已经逝去的喜悦、伤心、委屈、艰辛和磨难啊！她不愿意回头看，是因为她不愿意发出叹息。

然而这种和美仅仅持续了两年，1968年4月，李宗仁因患肺炎住院，8月又查出得了直肠癌，于1969年1月30日午夜12时溘然长逝。弥留之际，李宗仁老泪纵横。他说，作为军人，他一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母亲去世，这一次是对胡友松深情牵挂。^[1] 

李宗仁先生去世后，胡友松女士靠自己的微薄工资养活自己，维持自己清贫的生活。然而，她对李宗仁先生生前的每一件生活用品都是十分爱护。因为，她知道丈夫的每一件用品都是珍贵的文物。就是在她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没想到去变卖这些东西。1969年到1982年间，胡友松女士先后将丈夫李宗仁的8万余元的私人存款和国家两次发放的13.7万余元生活费，全部上交国库。她还将李宗仁先生生前的16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

1996年，胡友松又把收藏多年的李宗仁的60多件遗物捐赠给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其中有被文物部门鉴定为价值连城的原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所赠的重达45公斤的李宗仁半身青铜像，瑞士手表厂建厂百周年时赠送给各国首脑的金表和傅作义将军生前赠送给她的有“软黄金”之称的火狐标本等。^[2] 

与此同时，她表示不要国家任何照顾，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她自己节衣缩食，却不断把微薄的退休金捐献给希望小学；在抗洪救灾义卖活动中，她把自己的卖画所得5200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李先生的爱国精神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永不磨灭”。

台儿庄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过李宗仁，也在四处打听胡友松的下落。1996年8月，她被接到台儿庄参观考察，受到台儿庄有关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回到北京，她决定把李宗仁的遗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人民。胡友松于1995年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

胡友松生前一直居住在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当地政府为其安置的别墅内，2008年腊月29日查出患上直肠癌，正月十六日在枣庄市立医院进行手术治疗，11月4日病情恶化，11月18日住进山东德州庆云县海岛金山寺，11月25日去逝，终年69岁；胡友松一生简朴，没有后人。^[1] 

1959年，我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结核医院工作，又转到积水潭医院。期间，曾经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之后，在下放到农村巡回医疗一段时间后，最终到了复兴医院。

一次我和医院里的其他几位医生一道被邀请去参加国务院一个部委的联欢晚会，就在这次联欢会上我无意之中遇到以前认识的张成仁先生，他是上海很有名气的记者和翻译家。

由于彼此都熟悉，所以，我们每次一见面，我就会把单位里的一些事情以闲聊的方式告诉他。有一次，我请他帮忙换个工作，因为我对自己干的这一行实在是感到厌倦了。张成仁很热心地对我说，他在北京的政界也有些朋友，有机会一定帮我多询问一下。看从哪个方面入手能够办成。我很感激。

早在1966年的6月初的一天，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程思远。两个人渐渐谈到了回国以后的李宗仁。程思远说李宗仁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个人生活很不便，情绪也十分低沉。张成仁不解地问是怎么一回事，程思远说是由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跟着他回国后，不幸患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感到很孤独，也很苦闷。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老部下，程思远最了解他，想私下先物色一下，给李宗仁找个伴儿，来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他说我如何如何合适什么的。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期的照片，说是介绍工作的时候要用。也就是说，最初张成仁把我介绍给李宗仁之前，并没有直接讲明他们的真实目的，而是首先问我想不想换个工作。我一听这个消息，当然觉得是个好事了。好像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已经到了正常的下班时间，张成仁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首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做程思远的人，我想到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啊，于是，就脱口而出说知道这个人，但对方并不认识我。张成仁听了，笑了起来，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一会儿就和程思远一起来医院接我，就带我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平时张成仁是从来不会开玩笑的呀！今天怎么这样的反常呀！

我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等着，不大一会儿，一辆灰蓝色的伏尔加牌轿车慢慢停在我的身边。张成仁摇下车窗探出头，笑吟吟地让我快上车。我坐进轿车后，坐在后排的张成仁指着前排的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程思远。程思远微笑着转过头，我也对着程思远礼貌性地点了点头。张成仁看着我有些迷惑的表情，故作神秘地对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许会对我调动工作有好处。

在路上，我静静地听着张成仁和程思远在随意地说着话，但话题的内容我也听不懂。所以，也没有插上一句话。轿车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门牌“西总布胡同5号”的门口停了下来。这时候，张成仁对我说，你知道今天我带你见的大人物是谁吗？我自然是不解地摇了摇头。张成仁说这个大人物是李宗仁先生，我听了并没有感到太吃惊，只是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因为我在乡下的时候听村里的高音喇叭播放过有关他回国的报道，但为什么要带我来见这位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大人物呢？我只是感到困惑^[3] 。

关于《李宗仁与胡友松》封面

（1）所谓“不知道父亲是谁”？

按照“胡友松”或“若梅”的年龄可以推算，她应该在上海生于1939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3年。

胡蝶在1935年年底与潘有声结婚，在上海九江路的圣三一教堂举办了中西合璧式的婚礼。此后夫妻和睦，从来没有外遇。如果“若梅”确实为胡蝶的女儿，她应该姓潘，怎么可能“随母亲姓的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更荒谬的是所谓“她也曾多次问过自己的母亲，而母亲的每次回答都是‘不知道’？”

（2）所谓“从小就随母亲生活在南京或上海”？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有声胡蝶夫妇举家逃难到香港。如果“若梅”确实为胡蝶的女儿，她应该出生于香港，根本不可能在南京或上海！

既然她生于1939年，那么，这位“若梅”记事的年代，只有20世纪40年代中（1942或1943年以后），而这时候，胡蝶夫妇举家到了重庆！

（3）所谓“若梅小时候对于母亲的印象，她说总是片场的记忆”？

上面说了，这位“若梅”记事的年代，只可能在1942或1943年以后。而这时候胡蝶在重庆苦苦煎熬于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淫威、软禁之下，根本就没有在“片场”拍摄过电影！

这位“若梅”的记忆也未免太玄乎了。她胡说什么“明星公司带着胡蝶穿梭在各地片场，从上海到天津，有时还会跑到东北”？其实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抗日战火之中，在1938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上海、天津、东北，当时都是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这期间胡蝶根本就不可能“穿梭”到什么“上海、天津、东北”各地去。

（4）所谓“6岁时，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

这位“若梅”6岁时，也就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胡蝶根本没有可能“委托若梅的养母”把她“带到北方”！

（5）所谓“将她送给张宗昌的九姨太（沈文芝）做养女”？

所谓“当胡友松6岁的时候, 她母亲就将她送给了旧军阀张宗昌的九姨太（沈文芝）做养女。张宗昌暴尸山东后，沈姨太一直带着小若梅(胡的小名)住在南京一家饭店里。”

张宗昌是山东军阀（1881—1932），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 ，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1932年9月4日张宗昌在山东济南火车站被仇人枪杀。这距离“胡友松6岁的时候（1945）”已经有13个年头。时间根本对不上。

再说，张宗昌的九姨太“富贵儿”原是一个杂耍艺人，平日里浪迹街头巷尾，因擅长耍花轱辘棒，有时也在杂技团里献艺。张宗昌有一次观看曲艺，相中了富贵儿，经人撮合，收为九姨太。哪里叫“沈文芝”？

（6）所谓“1951年胡蝶来到北京，准备将若梅接到香港”？

1951年胡蝶根本就没有来到北京。……

而我们搜寻早一些的资料，看到这样的证据。也许是较可信的吧：

以上资料见尹冰彦先生（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第五、六届北京政协委员，李宗仁晚年在京最熟悉的朋友，李公馆的常客）的文章《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载《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p90-120，1994年，北京出版社）。

虽然还有人称她王曦，但习惯叫她胡友松，她也想像松树一样坚强挺拔。

她经常接到李家后代的信件和电话，这使她颇感欣慰；曾经有人说，她与李宗仁的结合是一种政治婚姻，为此她做出了很大牺牲，问她是否后悔过；她说，在她的心目中，李宗仁始终是一位英雄，一位伟人，她依然在心底保存着对李先生的缅怀和思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