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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

橙山网(www.csnd.net)2015-03-09

[摘要]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1] 

1913年阿尔贝·加缪

1930年加缪进入哲学班学习。首次得肺结核,生病的经历让他感受到生命对于人类的不公。1931年结识哲学教授Jean Grenier。[3] 加缪年少时是阿尔及利亚竞技大学队的门将,可惜1931年因为肺病终结了足球生涯。加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4] 1932年,他在《南方》(Sud)杂志上第一次发表随笔作品。1933年,他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3] 

1934年6月,与Simone Hié结婚,一年后离婚。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5] 1935年秋天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尔支部。但由于他与穆斯林作家和伊斯兰宗教领袖来往,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有不同看法,因而于1937年11月被开除出党。[3] 1936年毕业,论文题为《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但因肺病而未能参加大学任教资格考试。 [2] 

1936至1939年一开始在劳动剧院(Théatredu Travail),然后在团队剧院阿尔贝·加缪

1937年,加缪就出版了随笔集《反与正》,第一次表现出自己思想的锋芒。他的随笔涉及到了人在被异化的世界里的孤独感、人面对自身的罪恶和死亡威胁时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等等。[6] 1940年,阿尔贝·加缪来到法国首都巴黎,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先在《巴黎晚报》从事编辑工作。这一年的6月14日,希特勒军队的铁蹄就踏进了巴黎市区,很快,由纳粹扶植起来的法国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开始运作。这年的冬天,加缪带着妻子离开沦陷的巴黎,来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教书,在这里一共住了18个月,正是这一段生活,使他酝酿出《鼠疫》。[6] 

1942年,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开始为《巴黎晚报》工作,然后在伽里马出版社做编辑,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7] 

加缪因小说《局外人》成名,书中他形象地提出了存在主义关于“荒谬”的观念。随后,他开始写作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8] 1943年4月,加缪结识了萨特(让-保罗·萨特)和波伏娃,在哲学和戏剧等方面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然而萨特倾向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而加缪则对苏联社会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3] 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5] 1945戏剧《卡里古拉》首次演出。1947年的长篇小说《鼠疫》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他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1949年12月,戏剧《正义者》(Justes)首次演出。[5] 

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8] 遭到了左派知识分子阵营的攻击[9] ,并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5] 

1954年春天,《夏天》出版。10月4、5、6三天,他前往荷兰作短暂旅行。这是加缪唯一一次访问这个成为他的小说《堕落》(Lachute)发生地的国家。加缪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两天。在海牙,他参观了著名的Mauritshuis博物馆,对伦勃朗的作品赞不绝口。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开始袭击阿拉伯和法国平民,随后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

1955年3月,《一件有趣的案件》(Uncas intéressant)上演,改编自Dino Buzzati的作品。4月,访问希腊。5月到转年2月,为《快报》(L‘express)写专栏文章,评论阿尔及利亚危机,所有文章以后,以“ActuellesIII”为题结集出版。

1956年,阿尔贝·加缪发表了中篇小说《堕落》,还出版了包括6个短篇小说的集子《流放与王国》。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多少已经开始转向基督教伦理的探讨,对过于世俗化的道德和存在的命题,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中篇小说《堕落》的发表,实际上是对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质疑。最终,历史证明了阿尔贝·加缪更加正确,而萨特在当时似乎正确,但是后阿尔贝·加缪

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因为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种真正的道义的介入推动他大胆地、以全部身心谋求解决生活上的各种根本性的重大问题”,44岁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加缪因此成为了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这一年的12月,他在瑞典的一所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艺术家及其时代》的演讲,他说道:“面对时代,艺术家既不能弃之不顾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弃之不顾,他就要说空话。但是,反过来说,在他把时代当作客体的情况下,他就作为主体肯定了自身的存在,并且不能完全服从它。换句话说,艺术家正是在选择分享普通人的命运的时候肯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6] 

1958年《瑞典演讲》出版。在Lourmarin买了一幢房子。

1959年《鬼怪附身的人》上演。同时,加缪千方百计想实现一个渴望了许久的梦想:成立自己的剧团。

1960年1月4日,加缪搭朋友的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去巴黎,途中发生车祸,加缪当场死亡,年仅47岁[10] 。在他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还有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第一个人》[6] 。时隔多年后,关于他的遗产和“神秘”的死亡依然让人猜测不已。[10] 

《附魔者》

Les Possédés

1959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11] 

在阿尔贝·加缪的全部文学作品和哲学随笔当中,“荒诞”是他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荒诞”这个概念也是20世纪文学和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对“荒诞”的解释则大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表述。加缪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听上去,他的这句解释特别的拗口和费解,其实,他理解的人生荒诞感,是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加缪认为,人在面对艰难而机械的现实生存的时候,每天都要按照一个节奏和生活模式来生存,必然要产生出这种荒诞感来:“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为什么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可是,偏偏你就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你还必须要以你现在的方式生活。”于是,这就产生了荒诞感。[6] 

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加缪的写作跨越戏剧、小说、散文、政论等各类文体,不仅着力于揭示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性,而且在关注现实时强调一种“反抗”的思想姿态,从而在严峻的时代中显得卓尔不群,不愧于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的称号。[9] 

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他的著作与思想,研究成果也遍及世界各地。他的成名作《局外人》也一再重版,印数突破千万册。由于是一个在贫穷、普通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加缪在世时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因而常被痛恨他的人贬低。孤独之时,他总对他的一个知己说:“但愿他们了解真正的我。”《加缪传》的作者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时刻牢记这句话,力求让广大读者看到一个真正的加缪,以慰藉加缪的在天之灵。[7] 

在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有着大量纪念加缪的活动。巴黎十多家公共图书馆联合推出了贯穿9、10两个月的纪念活动,他们以加缪著作中的“荒谬”和“反叛”为主题词策划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了作品朗诵会、圆桌讨论会、电影放映会、配乐朗诵等等。[12] 

1960年的1月4日,法国作家加缪在意外的车祸中去世,这个噩耗当天成为了欧美各大报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二十世阿尔贝·加缪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14] 

瑞典文学院在授予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辞中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11] 加缪获奖比任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引起的争议都多,因为他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左派和右派中都树立了激烈反对的敌人。不过,还是有许多令人尊敬的法国作家站出来为他说话,马丁·杜伽尔称加缪有坚强的意志,能超越挫人意气的痛苦,莫里亚克称赞加缪是年轻一代的良心。英美国家则对他的获奖表示欢迎,《纽约时报》称:“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时代》周刊也高度赞扬加缪的人道主义精神。[7] 

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谈到阿尔贝·加缪的时候说:“他有着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加缪的特点就在于不断地思考人的处境,他的小说总是在严密和严格的叙述背后,有着广大的哲学追问和终极价值的寻求。[6] 

苏珊·桑塔格:“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在她看来,加缪是20世纪文学具有“理想丈夫”般形象的作家,同样描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这些现代文学主题,“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反对阐释》)[15]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加缪在荒诞的车祸中丧身,实属辛辣的哲学讽刺。因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对人类处境做出一个思想深刻的正确回答……人们毫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时代接受了加缪的观点。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战,可怕的氢弹威胁,这一切使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加缪严肃的哲学,并使之长存于人们的心中。”[7] 

加缪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有《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对人的荒诞处境的揭示,更重要的也许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荒诞。加缪发现了有一种跟“情欲的罪恶”表现形态不同的罪恶——逻辑的罪恶——大行其道,荒诞理性以乔装打扮的样式鼓噪着,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逻辑性杀人成了人类尊严和良知的最大敌人。他追根溯源,对理性暴力的传统和哲学基础进行了梳理,他提出了以古希腊的均衡思想为基础的南方思想,亦即太阳思想、地中海思想,并把二者的关系比喻为“永恒的青春过分行为与成年人的力量之间”的关系。显然,加缪的“太阳”思想与《局外人》中的“阳光”是根本对立的。他所真正热爱的,是给人带来温暖的真实、美好、自然、均衡的“阳光”。[16]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阿尔贝·加缪[17]

加缪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直接作为书名如反与正,流放和王国等,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阿尔贝·加缪

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与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从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18] 

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成为意义之源。在美学的意义上,则是用简单,毫不修饰的语言产生让人困惑的效果,这在《局外人》和《堕落》中最为明显。[18] 

阿尔贝·加缪并不是一个纯思辨型的哲学家,他从来都没有像萨特那样写过砖头一样厚的哲学著作。他是以自身经历、以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的行为,来推导出时代的哲学命题的带有哲学思想的小说家。[6]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以《鼠疫》为例,《鼠疫》是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不象让-保罗·萨特和海德格尔的那般艰深,至少在这篇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加缪认为世间的混乱和荒谬是必然的,人作为一种存在,是没有他的必然的意义与目的的。在故事中,加缪描写了一个神甫的两次布道,从而否定了宗教可以带来的意义。他通过主人公的态度表明了一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的态度,就是以爱情、友谊和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存在主义本身就否定了“意义”,把人放逐到了荒芜的沙漠。可是和这种哲学相反,存在主义哲学家往往都是“良心”的虔诚追随者。[11] 

阿尔贝·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中对荒诞论述得最为全面、最深刻,并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这也是他的哲学的最大特色,因而被人们称之为“荒诞哲学” 。荒诞哲学是资产阶级文明遭到严重冲击的哲学表现。阿尔贝·加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更感到前途渺茫,苦闷彷徨,人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绝望、孤独和无家可归的情绪所笼罩,这时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乐观主义逐步被荒诞哲学所取代。人们普遍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人存在的荒诞性,于是荒诞哲学应运而生。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荒诞”的解释是: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在存在主义文学中,加缪无疑是将这种状态表现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18] 

[责任编辑:k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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