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闸北区地处上海中心城区北部，东与虹口、宝山为邻，西与普陀、宝山毗连，南隔苏州河与黄浦、静安两区相望，北与宝山区接壤。上海开埠后，新闸及老闸的北面也开始发展，闸北之
闸北区地处上海中心城区北部，东与虹口、宝山为邻，西与普陀、宝山毗连，南隔苏州河与黄浦、静安两区相望，北与宝山区接壤。上海开埠后，新闸及老闸的北面也开始发展，闸北之名旋即出现。1899年上海地方绅商为应对租界的大规模扩张，决定加速发展闸北，闸北渐进成为上海华界的中心。然而1937年淞沪抗战后的三个月间，侵华日军在闸北实行焦土政策，致使数十万居民流离失所，工商企业几乎全部损毁，闸北华界元气丧尽，几成废墟。战后的闸北成了苏北等地难民的聚集地，大批棚户区、滚地龙沿铁路、河道蔓延，占全区住房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沦为上海最贫穷的地区。[1]
闸北一词，源于苏州河（吴淞江）上的两座水闸。清代康熙十四年（1675年）今福建路桥附近的吴淞江上建了一座水闸，就是后来所称的老闸。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老闸西面三里外的金家湾（今新闸路桥附近）又建一水闸，称为新闸。嘉庆年间，因吴淞江上船来船往，贸易兴旺，在老闸和新闸周围形成了两个市集，新闸市集为吴淞江下游航运的主要舶船地，集上有船作、铁铺和商肆，市面较盛，而市集附近的吴淞江北岸区域大多仍是田野。上海开埠以后，新闸、老闸北面也开始发展，闸北之名开始出现。
虬江以南大部是水网交叉之地，仅两闸周边逐渐形成市集。虬江以北是农田和自然村落。清道光末年至同治初年，各地移民不断流入上海，贫民多在地境南部筑棚开垦定居，始有梅园头等自然村落和唐家弄居民点。时境内客货多靠吴淞江运达，江岸逐渐成为农副产品等物资集散和交易地。有乡村道路分别自老闸、新闸通往江湾镇、大场镇和真如镇。
光绪二十六年，为抵御租界当局扩张，粤商陈绍昌、浙商祝承桂等联合地方绅商，呈准两江总督自辟商埠，创办上海第一个民办市政机构——闸北工程总局，地境华界地区开始城市化，建桥、筑路改善交通。继清政府重建吴淞铁路，取名淞沪铁路后。光复路一带建成众多货物装卸码头，成为仓库堆栈集中地。汽车运输行亦由沪上首批3家发展到12家，承运铁路、码头到发物资。闸北华界地区自辟闸北商埠后，因地价低廉，水陆交通便捷，一些清政府官僚和民族资本家纷纷到闸北投资，争购地皮，建厂开店。商务印书馆、闸北水电公司、福新机制面粉厂等先后落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闸北民族资本迅速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末已被誉为“华界工厂发源之大本营”，并成为华界近代文化中心之一。[2]
1932年“一·二八”日军入侵上海，闸北是当时市区与南市相望的两大华界地区之一。前有上海华界“工业大本营”“沪北商业中心”、“新文化运动基地”之称，又是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革命活动重要地区之一。特别全国最大的印刷、出版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亚洲第一”的东方图书馆坐落闸北，展新文化运动成果之风貌，集中华民族文化精华之大成，更引起日本军国主义的忌恨。出于灭我中华文化、毁我民族工业的罪恶目的，因此，日军对闸北实行极其野蛮的肆虐。后又经1937年“八·一三”日军继续对闸北烧、杀、掳、掠，使好端端的中西北部区域95%以上建筑物被毁，工商业精华消失，文化教育破坏殆尽，人民流离失所陷入无穷的苦难之中而成为“赤膊区”、“上海下只角”。[3]
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侵华日军首先向闸北华界地区进犯。在地面入侵同时，调集飞机、军舰进行轰炸、炮击，重点在北站附近宝山路一带和宋公园路（今和田路）以东地区。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简称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全力支持下，奋起抗击侵华日军，涌现出许多浴血抗战的英勇事迹。至3月3日，十九路军被迫撤退，因闸北处于主战场，前后34天中，侵华日军在闸北华界地区暴虐28天，103条里弄街坊、数万间房屋被毁，北站、商务印书馆等多次被炸，东方图书馆被烧毁。[4]
民国26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闸北华界地区又首当其冲，侵华日军再次发难于闸北，进行更残酷的毁灭性破坏。入侵日军在北站一带狂轰滥炸的同时，重点转向北西藏路（今西藏北路）、宋公园路以西地区。北站、麦根路车站、商务印书馆又多次被炸，成片的民房、工厂、商店被毁。1937年10月28日，日机又在北站一带投掷夷烧弹，使闸北大火3日，从市中心北望，白天黑烟滚滚，入夜火光冲天。侵华日军还到处烧杀抢掠和强奸妇女，并集体屠杀平民。在“八·一三”淞沪抗战3个月中，入侵日军在闸北施虐80天之久。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达数十万，大量人才和资金流入租界地区。工商企业几乎全遭毁损，40余所中、小学校被炸毁，区境内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90 年代，随着上海城市改造的加速，闸北“棚户王国”的面貌已有所改变，但因日本侵略而制造、涌现出来的棚户至今仍在。甚至因此，闸北在上海“木桶型”经济发展模式中被认为是一根最短的木条，不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市平均，还阻碍了全市经济的腾飞。[6]
步入21世纪后的第十个年头，闸北区的发展战略是聚焦发展“南高中繁北产业”。“南高”，就是要按照“南部体现高端高档”要求，聚焦苏河湾开发，以东片城市更新和西片功能修复为路径，打造名副其实的上海城市新地标。“中繁”，就是要按照“中部体现繁荣繁华”要求，打造商业商务发达、生态环境优美、休闲娱乐高雅的大型城市综合体。“北产业”，就是要按照“北部体现产业支撑”要求，打造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上海转型发展的示范窗口。闸北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未来，闸北的城市建设与运行将继续有序推进，城区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将进行改善和完善。[7]
闸北区位于上海中心
区境地面下分布着距今近300万年以来陆续沉积的厚达200~280米的粘性土和砂等间互组成的松散地层，并经历过多次海水进退和古气候周期性冷暖更替的变迁。在松散地层以下埋藏着火山岩、火山--沉积岩为主的岩石，地质上称为侏罗系上统寿昌组，是距今约1.4亿年前火山活动的产物，与上海市佘山、天马山等地出露的岩石形成时代大致相同。[8]
区境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松散沉积物中，底部基岩赋水性较差，基本无供水价值，第四系松散沉积物中计埋藏有1个潜水含水层和5个承压含水层，其中第二、四承压含水层是区境工业用水的主要开采层，潜水含水层：潜水位埋深一般为0.5~1.5米，其水位埋深随地形有所变化，并受降水、蒸发、灌溉和开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升降，潜水水质在区境北部主要为碳酸氢根·CL-Ca·Mg型淡水，南部则为碳酸氢根·CL-Ca·Na（或Ca·Mg）型微咸水。
承压含水层:按埋藏深度由浅而深分为第一至第五承压含水层。
第一承压含水层:分布不稳定，水量较小，水质又差，一般无开采利用价值。
第二承压含水层:在区境分布广泛，含水砂层发育。埋深约介于65～105米间，厚度通常为20～40米。水量丰富，单井涌水量可达1000～3000吨/日。区境本层地下水的水化学类型主要为HCO3-Ca·Mg型或HCO3-Ca·Na型淡水。
第三承压含水层:在区境分布广泛。埋深约介于110～145米间，在水砂层厚约20～30米。单井涌水量一般可达1000～3000吨/日，区境东北隅水量愈丰。其水化学类型主要为碳酸氢根-Na·Ca型或碳酸氢根·CL-Na·Ca型淡水。
第四承压含水层:包含有上、下两层。在区境广泛分布，埋深约介于170～230米间。含水砂层厚度，上层约为20～30米，下层约10～20米。单井涌水量可达1000～5000吨/日，由南向北趋于丰富。水化学类型主要为碳酸氢根·CL-Na·Ca型淡水。这一含水组不但埋藏深、水量丰富，且水质良好，为理想的饮用水源。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其中含有达到饮用天然矿泉水“国标”规定含量的偏硅酸、锶等有益成分，在区境北部已有多处深井作为矿泉水井被开发利用。
第五承压含水层:分布于区境中部和南部，其顶板埋深在250米以下。含水层厚度和单井涌水量均较小，区境未开采利用。[8]
区境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工程地质区，在人类工程活动影响范围内的地基土层，以粘性土、粉性土、苏河湾规划
表层以褐黄色粘土、粉质粘土为主，底板埋深在2.5～3.0米。多层建筑及一般构筑物大都以该层作天然地基持力层，其地基承载力在80～130KPa之间；其下广泛分布有灰色砂质粉土，该层仅在彭浦新村附近缺失，其底板埋深一般在6～12米，在地震烈度为7度的近震影响下易发生震动液化；向下为以灰色淤泥质粘性土及灰色粘性土为主的软土层，厚度在10～20米；在埋深20～25米左右广泛分布有厚3～5米的暗绿色粘性土，该层仅在老闸桥—北站—闸北区中心医院一线附近缺失；埋深25～30米之下均有草黄色、灰色砂质粉土、粉砂分布，厚度在10～15米之间；暗绿色粘性土及草黄色、灰色砂质粉土、粉砂是区境一般高层建筑和重型构筑物理想的桩基持力层；在埋深35～45米以下，均有灰色粘土夹粉砂分布；厚度在25米左右，可作为区境超高层建筑物和超重型构筑物理想桩基持力层的灰色细砂的埋藏深度在65～75米之下。[8]
民国10年（1921年），区境近代工业形成后，即已发现地面沉。民国10~37年，累积沉降681毫米，年平均下沉25.2毫米。解放后，随着工业发展，全市地下水开采量不断增加，沉降加剧。1949~1956年，累积沉降457.8毫米，年平均下沉65.4毫米。1957~1961年累积沉降540毫米，年平均下沉135毫米，中兴路以南地区沉降量较大，年平均下沉182毫米。1962年始，降低地下水开采量。1962～1965年，累积沉降263毫米，年平均下沉87.6毫米。1965年冬季始，全市采取大面积人工回灌等措施，地面沉降速率随着地下水开采量骤减和地下水位的大幅度上升而趋于减缓。1965~1993年间，累积沉降仅为104毫米，年平均沉降3.7毫米。
民国10年～1993年，区境地面累积沉降已达2049毫米，其中1991~1993年，区境南部地区受市政工程施工影响，地面沉降速率呈增加趋势，中兴路以南地质结构较差地区，年平均沉降达8～9毫米。[8]
出现自然村落始于元代。吴淞江（故道）以北地势较高，自然村形成早于江南。太平天国前后，各地流入上海的贫民大多在境内南部筑棚、开垦、定居，形成新的自然村，至清末，境内已有自然村居民点140多个。境内东南部还出现近代化的里弄居民点。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境内租界和华界地区大规模筑路建房，水陆交通发展迅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开店办厂，人口增加较快，达20多万人。一二八、八一三日军两次入侵上海，境内华界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居民外流，人口骤减。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境内总人口21.69万人。民国35年，大批江淮难民涌入境地，人口激增，至民国37年，境内总人口达54.84万人。
解放后，区境人口发展变化经历上升、稳定、下降、回升4个阶段。50年代，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新建彭浦工业区，区境扩大，1957年前出现生育高峰。1960年，全区总人口65.58万人，比1949年增加17.43万人。三年困难时期，精简一批职工回乡，动员社会闲散劳动力支农（农业生产）、支内（内地建设）、支边（边疆建设），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全区总人口稳定在65~66万人之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计划生育工作始见成效，生育率持续下降，至1976年，全区总人口55.12万人，比1967年减少10.80万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按政策回沪，时值50年代生育高峰周期影响，80年代起，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外省市来区务工经商者增多，区地域扩大，扩建、新建居民住宅区，人口回升，至1993年，全区总人口67.43万人，比1976年增加12.31万人。1993年，全区面积28.4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37万人。区人口出生率5.16‰，自然增长率-2.98‰，计划生育率99.45‰。每千人大专以上文化人口，从1964年21人，增加到1990年79人。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从1953年59.59岁，提高到1993年75.4岁。人口素质有较大提高。[9]
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区常住人口为830476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798620人相比，十年共增加31856人，增长3.99%。平均每年增加3186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39%。全区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闸北区常住人口为199969人，占24.08%，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119093人相比，十年共增加80876人，增长67.91%。平均每年增加8088人，年平均增长率为5.32%。全区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822945人，占99.09%；各少数民族人口为7531人，占0.91%。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30879人，增长3.90%，比重减少0.09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937人，增长14.21%，比重增加0.08个百分点。[1]
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建成171个健身点（苑），成功举办和承办一些重大体育赛事。闸北区被评为民政工作全国先进区和残疾人康复工作全国先进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共创建成8个文明社区、120个市级文明小区，临汾路街道被评为“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和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典型。行业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上海站地区连续4次被评为"文明示范标志区域"，不夜城地区市级商业中心被评为“全国购物示范放心街”。
以绿化、环保、市容整治为重点，着力提高城区管理水平。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区域绿化体系，新增绿化面积124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达到3.5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21%，做到市民出家门500米就能进入3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共绿地，将彭越浦河规划建设成为富有特色的景观河道。以新一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全面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改善全区水环境状况，提高大气环境质量，使闸北区环境质量达到中心城区平均水平。下大力气拆除违法建筑，完善拆违快速反应和处置机制，杜绝新违法建筑的出现。
闸北拥有大宁灵石公园、广中公园、闸北公园等96万平方米的城市公共绿地。尤其是上海市中心最大的绿地—大宁灵石公园，拥有开阔的绿色视野和特色各异的山林、水景、南国风情、欧式长廊等景观，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据权威机构检测，大宁灵石公园区域空气中拥有的负离子指标是上海中心城区最高的，成为一个巨大的城市绿肺。
旧区改造成绩突出。完成铁路上海站北广场地区旧区改造，桥东二期推行旧改新政试点取得圆满成功。五年累计拆除旧区房屋建筑面积63.68万平方米，其中二级旧里以下建筑面积约46.76万平方米，48个基地实现收尾，20831户居民受益。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推进。建成铁路上海站北广场综合交通枢纽，北广场地区的环境得到根本改变。建成中环共和新路、中环沪太路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改善了北部地区的交通组织。完成河南北路、广中西路、中兴路西段等一批道路工程。环境保护成效显现。完成第三轮、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建成广中路绿地、中兴绿地等公共绿地，绿化覆盖率从2006年底的18.8%增至2011年底的23.2%。完成38家排污企业关闭、搬迁或产业结构调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提高7.2个百分点。完成西泗塘、走马塘截污纳管工程，综合水质不断改善。
1950年始，建立区卫生防疫站、诊疗站、妇幼保健所，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卫生运动,整治环境，控制霍乱、消灭天花等急性传染病。随着劳保、公费医疗制度实施，医疗需求剧增,医疗机构逐步发展。1951年始，区政府引导社会医务力量组建区妇幼、工厂、店员联合保健站、联合诊所，私人医院改公立，成立北站医院、区产院和区结核病防治所。1955年始，在“团结中西医”方针引导下，吸收、输送一批中医进市、区医院，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 1959~1963年，组成9所地段医院和区牙科联合诊所。1960年，新建区中心医院。全区初步形成医疗防治网。1965年，区内共有床位1974张。
“文化大革命”期间，医疗卫生单位领导靠边，科室撤销，知识分子遭迫害，推行医生、护士、工勤“一条龙”，规章制度废除，医院秩序混乱，医疗护理质量下降，卫生事业遭受破坏，但广大医务人员坚持工作岗位， 开展预防保健、诊治疾病和爱国卫生工作。
1993年底，区内有医疗卫生单位28所，其中区属医院7所、防治站所5所、街道医院10所，市属及其他系统医院4所、防治站所1所及口腔门诊部。年门急诊499.4万人次。床位4176张，比解放初504张，增加7.29倍（以下均与解放初比），每千人拥有床位6.20张，比1.05张增4.91倍。卫技人员4525人，比221人增19.48倍，医生2149人，每千人拥有医生3.19人，其中正副主任医师226人，比19人增10.89倍。传染病总发病率从1956年4435.61/10万降至1993年342.38/10万。人均期望寿命从1953年59.6岁增至1993年75.4岁。[10]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区政府建立科学技术委员会，闸北区科学技术协会恢复活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陆续恢复和新建，一批新的科技研究机构建立，各项科技活动蓬勃开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技事业迅速发展。区政府制定科技发展计划，成立区科技专家组，扶植区属工业和民营科技企业，建立科技市场。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区科学技术协会全面开展学术、技术交流和协作活动，组织科技项目攻关，开展科技咨询服务，支持“星火计划”项目的实施，多渠道培养、引进科技人才，奖励有贡献的科技人员，促进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区科技工作还致力于在群众中普及科技知识，同愚昧、落后现象作斗争，提高人的素质，改变社区面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1964~1993年，区内科技成果获上海市级以上各类科技奖609项，其中国际奖6项，全国科学大会奖28项，国家级自然科学奖及国家发明奖等12项。至1993年，区内有区属科技机构5所，民营科技机构197所，部、市属科技机构37所，学会、协会、研究会60个。全区科技人员35635人（不含教育、卫生系统），其中区属单位科技人员3786人。[11]
明嘉靖时，境内村舍寥落，仅有几所私塾、义塾和家塾。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境内第一所私立小学--飞虹义务小学堂创立。同年，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校迁入境内，并创办女子手工传习所，开闸北职业教育之先河。翌年，夏瑞芳创办小学师范讲习所及尚公小学校。光绪三十二年，湖州旅沪同乡会创办湖州旅沪公学。光绪三十四年，徐一冰创办中国最早的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清宣统二年（1910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境内第一所幼稚园--养真幼稚园。至宣统三年，境内有中学4所，小学14所，幼稚园1所。
民国3年（1914年），凌铭之创办的沪上第一所“女师”--南洋女子师范学校迁入境内。民国4年，唐乃康创办市北公学。凌、唐两人因办学成绩卓著而齐名。民国11年，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在青云路创办上海大学。至民国20年，境内曾办过中学40余所，小学160余所，各类职业教育学校20余所，大专院校10余所。
20世纪30年代，历经两次淞沪抗战，境内学校40余所被日本侵略军炸毁，部分学校被占作兵营或迁出或停办。抗战胜利后，部分学校陆续恢复或重建。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强化学校训育制度，迫害进步师生。中共地下组织团结广大爱国师生，发展进步力量，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上海解放时，境内有中学19所，小学103所，附属幼儿园14所。据当时闸北区（现区境的一部分）统计，在27万居民中，15岁以上青少年文盲达11.9万人，6~11岁失学儿童达2万余人。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公、私立学校接管接办，整顿改造，贯彻“为工农服务”的方针，采取措施保证学校“向工农开门”，同时开展扫盲和职工业余教育，教育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1953年起，学校转入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并学习苏联教育经验。1956年，私立中小学全部改为公办，全区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同年，全国第一所聋哑青年中等职业学校--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建成，面向全国招生。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批教师和学校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起，开展“教育大革命”，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学生参加劳动过多，严重影响教学进度。与此同时，民办学校和业余学校发展过快，仅一年时间，小学增至160所，幼儿园（含托儿所）增至294所，各级业余学校发展到290多所。1961年，调整民办和业余学校发展规模，加强教育教学管理。1963年起，贯彻《全日制中小学条例》，进行教学改革，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一度停课，批判所谓“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许多教师和干部横遭批斗迫害，校舍和设备被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区内教育经过恢复、整顿，进入改革、发展、提高的新阶段。教育经费大幅度增加，办学条件有很大改善，师资队伍素质和教学水平明显提高，在管理体制、教育结构、教育科研、招生制度、课程教材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全区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逐步跻身全市先进行列。1979年起，加强薄弱学校建设，学校面貌逐步改观，有的还被评为市先进学校。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的经验得到国家教委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1980年起，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迅速发展。1982年起，社会力量办学逐步发展。1985年起，贯彻《普及义务教育条例》，解决幼儿园、小学入学高峰矛盾，成效显著。1988年，闸北区被市政府推荐为“全国普及义务教育先进区”，被评为“上海市解决幼儿园小学入学高峰问题先进区”和“全国幼儿教育先进区”。1991年、1993年连续2次被评为上海市“小学办学成绩显著”先进区。1988～1993年，全区有10多所学校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30多所学校被评为市先进单位。在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科研方面，幼儿教育、社区教育、成功教育、创造教育、美的教育等一批有特色的成果在全市和全国推广。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及格率达99%左右，优良率达86%左右。高中学生的会考和高考成绩均超过市平均水平，高考录取率逐年上升，名列全市前茅。1990～1993年，全市性的中小学生身体素质测试，闸北区连续4次获初中第一名。校办企业迅速发展，产值和利润逐年提高，1993年，跃居全市首位。
1993年，全区有幼儿园153所，幼儿23789人；小学72所，学生63955人；中学41所，学生24279人；职业技术学校6所，特殊教育学校5所，中等专业学校4所，技工学校29所，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学校63所，高等学校3所。[12]
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5.73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56.4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329.30亿元。全年完成区级增加值99.45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21.86亿元，比上年增长2.5%，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77.59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全年财政收入91.66亿元。
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商业商贸服务业、交通物流服务业、房产建筑业实现区级税收50.64亿元，占区级财政收入比重达到84.4%。招商引资成效显著。五年累计引进内资418.19亿元，年均增长19.3%；累计引进合同外资23.48亿美元，年均增长14.6%。引进科勒、村田、TESCO、淡水河谷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13家。街镇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街道镇实现区级税收12.24亿元，占区级财政收入比重达到20.4%，5个街道镇实现区级税收超亿元。科技创新能力逐步增强。2011年科技企业实现区级税收10.92亿元，同比增长29.5%。从2006年开始，全区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累计完成增加值514.22亿元，年均增长12.4%，其中2011年完成增加值129.84亿元，比2006年增长79.2%；累计实现区财政总收入511.75亿元，年均增长19.9%，其中区级财政收入206.41亿元，年均增长17.6%。
2011年完成区级财政收入60.01亿元。
境内手工业历史久远，尤以棉布著称。近代工业始见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租界地区意商丝厂。清光绪七年（1881年），华商投资10万两银，创办上海第一家民族机器缫丝厂公和永缫丝厂，产品畅销国内外。光绪三十三年，商务印书馆设新址于宝山路。清宣统三年（1911年），闸北水电公司建于叉袋角，为沪上第一家由中国人所办的水电厂。民国2年（1913年），福新机器面粉厂投产。由于闸北系华界地区，且水陆交通便捷，地广价廉，辛亥革命后，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民国15年，境内缫丝、制茶、日用化学品、玻璃、搪瓷制品、印刷、机器制造等近代工业工厂增至300余家，时被人称为“华界工厂发源之大本营”。民国21年一二八日军入侵上海时，境内华界工厂仅向上海社会局登记被毁达841家。战后有所恢复，至民国25年，境内有工厂574家。民国26年，日军再次侵沪，境内华界地区工厂基本被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工业复苏缓慢，且多数为小工场、小作坊。至民国36年，境内约有大小工厂174家。至解放前夕，稍有规模的工厂仅有41家。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资本企业3家，同时扶持私营、合作工厂发展。1951年，境内有工厂580家（其中私营569家），资本401.7亿元（旧人民币），大都为小厂。解放初至1957年，一批轻工、化工工厂迁入境内和田路附近，形成以化工、仪表为主的“和田工业区”，为上海解放后全市早期工业小区之一。1956年对私改造完成后，经裁并组合，工厂规模扩大，技术更新，生产发展。1957年底，境内规模较大的市属工厂有97家，固定资产原值5363.73万元，为1951年12倍，工业总产值1.63亿元，利税3837.13万元。
1958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境内工业转折性发展时期。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境内彭越浦地区，辟建以机电工业为主的彭浦工业区，占地5.5平方公里，先后从外区迁入的有上海冶金通用机械厂（今彭浦机器厂）、上海华通开关厂等7家机电工业大型骨干企业及一批中小型工厂。“大跃进”中，区内其他地区发展也甚显著，志成兴钢铁制品厂“一把钳子闹革命”事迹闻名全市。联华带钢厂“七天闹革命”实现轧钢半自动化成果，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肯定。精业机器厂（今上海压缩机厂）小设备加工大部件“小猴骑大象”创举，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表扬。期间，解放妇女劳动力，组成里弄生产组289个，1960年增至795个。至1960年末，彭浦工业区有大型工厂12家，职工1.7万余人，工业总产值2.58亿元，占全区24%。1963年，区手工业局成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几经调整，组成街道工厂58家，生产组316个。市（部）属工厂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制成属国内首创产品20余项，并有机电、纺机、染织、搪瓷制品等产品批量出口。至1965年，工厂增至175家（不含街道工厂），工业总产值8.23亿元，利税2.33亿元，固定资产原值3.38亿元，分别比1957年增加4.05倍、5.07倍和5.30倍。
“文化大革命”初期，境内工业生产受到影响，1970年后，稍有好转。1974~1975年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生产又遭破坏。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生产开始回升，许多工厂产品升级换代，市场扩大，出口有所增加。1977年，区手工业局撤销，31家街道工厂划归市有关工业局管理。1978年，建立区集体事业管理局，在原生产组基础上又组建成一批街道工厂。至1979年，境内市（部）属工厂增至207家，工业总产值25.85亿元，利税7.59亿元，固定资产原值9.01亿元，分别比1965年增加2.14倍、2.26倍和1.67倍，出口产值1.92亿元。1980年，区属集管工业有工厂145家，工业总产值8621.68万元，利税3153.66万元。
在改革开放中，境内市（部）属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自主权扩大，技术进步加快，先后制成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新产品46项，获国家质量金质奖、银质奖产品32个，并涌现一批诸如“水仙牌”洗衣机等名牌产品，出口创汇企业由1979年26家，增至1993年90家。1993年，区市（部）属工厂249家（其中大中型企业64家），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原值、出口产值分别比1979年增加2.42倍、3.16倍和3.69倍。
区属集管工业经过调整、整顿、改组，至1984年，有工厂148家。1988年，在深化改革中组成4个行业性公司，经济效益提高。1993年，区集管工业工厂增至155家，工业总产值6.29亿元（不变价。下同），出口产值1.47亿元，分别比1984年的1.7亿元与0.14亿元增加2.7倍和9.5倍。区属其他系统工业有工厂468家，另有私营工厂32家。乡办工厂舒乐衬衫厂发展成为跨国舒乐时装集团公司。商办、街道、校办工业某些工厂产品在全市、乃至全国有一定知名度。
1984年，为加快地区工业改造和结构调整，投资1.44亿元，于江场西路辟建“走马塘工业小区”，后扩展为占地120公顷，改名“市北工业新区”，吸引各方客商投资建厂。1993年，批准立项三资项目8个，总投资2245万美元。
境内工业百余年来，历经发端、兴起、破坏、恢复、发展，今已成为上海主要老工业区之一。至1993年，境内有工厂904家，其中国营285家占31.5%，集体533家占59%，“三资”企业53家占5.9%、私营32家占3.5%、跨国企业1家占0.1%，职工19.76万人（不含私营。下同），固定资产原值40.59亿元。区内市（部）属及区属工业企业总产值103.39亿元，利税6.84亿元，出口创汇5.29亿元人民币和7427.5万美元。[13]
19世纪末20世纪初，境内工商业兴起。清宣统三年（1911年）设闸北自治公所征收地方税。民国元年（1912年）后，税捐由闸北市政厅、闸北工巡捐分局等稽征。20年代末，工商业日趋兴旺，税捐甚多，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上海特别市税务机构稽征。一二八、八一三日军两次入侵上海，境内华界工商业大都被毁，税捐锐减。抗日战争胜利后，境内工商业稍有恢复，却多为小厂、小店、小作坊及摊贩，税捐甚少。
1950年8月，成立上海市税务局闸北区、北站区分局，实施复税制，从区内中、小企业摊贩众多和地处陆上北大门特点出发，加强纳税户组织领导和对铁路上海北站地区税务稽征。1952年8月，闸北、北站两区设财政科，管理区属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财务。税务机构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管理监督作用，以保证国家税收收入。1956年2月，闸北、北站两区合并为闸北区。1956年公私合营后，经济所有制趋于单一，税制简化简并，为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经工作总方针，区财政局以百分之九十精力用于促产增收。是年，财政收入达4105万元，为1950年的8.27倍。1958年，彭浦工业区建立，市、部属大中型企业利、税划归区税务局稽征管理，税源大增。11月，区财政、税务机构合并成立闸北区财政局。1960年，财政收入高达7.34亿元，为历史之最。1962年9月，恢复区税务分局，区人民政府再设财政科，撤销区财政局。1965年，市、部属企业利税划归市税务局征管，区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当年财政收入不足上年度的11%。
“文化大革命”期间，税收稽征管理机构撤并，工作削弱。1968年2月，成立上海市闸北区税务分局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区财政科和区税务分局再次合并。197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闸北区办事处与财税机构合并，成立闸北区财政局革命委员会。1978年1月，银行机构和区财政局分开。11月，区税务分局对外挂牌，对内财政、税务一套班子。1979年以前，财政管理实行统收统支体制，收入全部上交，支出由市下拨。1979年起，市对区预算收支采取“收入上交，支出由市安排，另给机动财力”体制。1983年起，实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恢复原有税种和开征一批新税种。1988年，实行“核定收支基数，前三年递增包干上交，后两年增收分成”体制，市对区进一步放权。1991年7月，财政、税务机构分开，建立上海市闸北区财政局、上海市税务局闸北区分局。财、税两局分设后，组织大检查，开源节流，制订一系列“放水养鱼”培植财源措施，培训企事业财会人员，开展咨询服务。随着市、区两级管理体制实施，区政管理力度增强，财税地位、作用日益明显。财政收入日益增加，区财政对各项事业资金投入亦逐年增多，推动全区社会发展。1993年财政收入4.56亿元，比1978年8309万元增加4.49倍，其中，税收占98.74%。财政支出2.89亿元，其中，文教卫生经费支出1.24亿元，占总支出42.91%，为区中、小学教育水平及教育若干方面进入全市先进行列或列为全国先进提供较多经费；并为改建、新建、扩建区内一批卫生、体育设施，加快住宅建设，兴建和改善区内市政设施等方面提供更多资金。
1950~1993年，全区财政收入65.97亿元，支出15.26亿元。[14]
上海马戏城坐落在共和新路上，南侧紧靠闸北体育场，北侧紧邻广中公园，占地面积2.25公顷，是上海市北区的文化、体育、娱乐中心。
位于闸北区共和新路闸北公园内。宋教仁（1882-1913），号渔父，湖南桃源人。近代民主革命家，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初在上海主持《民立报》、辛亥革命后，任法制院总裁、农林总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等职。因主张成立责任内阁以制约袁世凯，1913年3月被袁派人刺死于上海。1914年建墓。1924年6月，在闸北辟地100余亩建造陵园，称未公园。墓在公园西部，占地约9亩．墓道入口处两根饰有白色蘑菇云状的天蓝色灯柱，分列左右，中间是白色花岗石路面．墓呈半球形。墓前石碑镌刻“宋教仁先生之墓”，墓顶安放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正中立求教仁全身坐像。四周龙柏、玉兰环立，庄严肃穆。[15]
海瑞（1514～1587年），广东琼山人，回族。字汝贤、国开。为人刚毅正直，自号刚峰，人称之为刚峰先生。明万历十五年十月（1587年11月）病死于任。
邓中夏（1894～1933）1894年10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邓家湾村。是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共产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 1933年5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被叛徒供出了真实身份。1933年9月21日献出了年仅39岁的生命。[16]
王励勤（1978年6月18日-），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右手横握球拍，两面弧圈结合快攻打法，技术全面。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夺得男双冠军，2001年大阪世乒赛上获男单和男双冠军。2005年在上海第48届世乒赛上再次夺得男单冠军和混双冠军；2007年世乒赛王励勤再度卫冕了这两项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与队友夺得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
赵曾曾，19岁，特奥形象大使，2008奥运火炬手，唐氏综合征患者，闸北区启慧学赵曾曾
庞佳颖，1998年进入上海游泳队，2002年开始多次入选国家队。庞佳颖多次参加国内外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庞佳颖与队友合作，赢得了宝贵的4X200米自由泳接力银牌。2009年7月28日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半决赛中，中国选手杨雨和庞佳颖分别以1分56秒19和1分56秒58的成绩晋级决赛。
董卿，1973年11月17日出生于上海市闸北区，6岁随父母搬到安徽省淮北市。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先后在浙江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主持节目。2002年5月，董卿走进中央电视台，主持《欢乐中国行》、《魅力中国》、春节联欢晚会，在2005年度“国际电视主持人论坛暨年度颁奖盛典”中一连捧得“最佳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及“最佳电视女主持人”两项大奖。[16]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