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日战争（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是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
抗日战争（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是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被称为八年抗战、或简称抗战。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大量军队以遏制日军的进攻；随后交战双方即转入相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逐渐发展壮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称）的主战场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战争过程中民众的国家观念得到了增强，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1]
日本人所谓的“日中战争”，主要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中国人习惯把中日之间爆发于1937年至1945年之间的战争称为“抗日战争”。中国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的具体起讫时间存在一定争议，但关于“抗日战争”的名称，无论是中国大陆学界还是港台学界，甚至多数海外华人学者基本赞同这一名称。国际社会出于中立性考虑，一般将之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以区别于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甲午战争。从战时到战后，日本人称谓这场对华战争的名称几经变化，如战时的“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战后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等；甚至战后日本某些政治家模糊性的称谓“过去的大战”、“先前的大战”等。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名称，恰当的名称能正确反映出事物的内容和本质，不恰当的名称则具有片面性，甚至歪曲事物的本来面貌。战争作为一事物，它的名称也有恰当与不恰当之分。日本对抗日战争仍未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恰当称谓，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中日学界的关注。[16-18]
日本是位于东亚的一个岛国，国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岛组成，面积37.8万平方公里，战前人口7000多万，与中国隔海相望，被中国誉为“一衣带水”的近邻。
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除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记载外，公元7世纪，日本先后18次派遣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人来中国，学习唐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中国文化，形成了持续200多年之久的中日友好交流的高潮。公元1368年，明代中国建立，在强大的明朝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时刻，日本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发展对华贸易，专门派遣使臣来中国，甘愿做中国的属藩，以获得同明代中国的“勘合贸易”权益。但是，随着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强大，日本逐步踏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便是其对外扩张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是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日中两国国力的悬殊对比以及国际社会绥靖主义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后果。[19]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
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德川幕府末期，其重要代表人物有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其中，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的《经世秘策》一书中指出：日本国土有限，物产不丰，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日本的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继本多利明之后，佐藤信渊在1823年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等书中进一步提出：“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其根本确立之时，则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主张以日本神道来“宇内混同”（即统一世界）。提出先从进攻满洲开始，随后征伐支那，并论述了“攻取”中国的方法、步骤，甚至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断言“只要支那入我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渐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隶为臣仆。故由皇国统一万国，并非难事”。随后，吉田松阴在1858年所著的《幽囚录》中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并具体提出了“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洋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的战略选择。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主张，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
上述扩张思想，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民众的呼应。1715年，日本上演了一部由近松门左卫门编剧的大型戏剧《国姓爷合战》，此剧荒唐地演绎出日本武士开进明代中国国都南京，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国。而这样一部浸润着强烈侵华欲望的戏剧，连续3年上演不衰，受到了日本民众空前未有的欢迎，从而鲜明地暴露出日本民众的侵华欲望和心态。
德川幕府末期出现的扩张思想和民众心态，不久便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国策依据。1868年3月14日，刚成立的明治政府在其公布的《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和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即御笔信）中即宣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即富士山）之安”。随后，经明治政府统治层的进一步阐发，形成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
在1890年12月的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据此，山县有朋明确提出要夺取朝鲜，进而进犯中国。山县有朋的“主权线”、“利益线”理论，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次明确说明和界定，是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重要标志。
继山县有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德富苏峰、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分别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和“支那分割论”。1894年，德富苏峰在其《大日本膨胀论》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胀，日本国土也要膨胀。公然提出，立即对中国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1911年和1913年，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先后在其《支那分割之命运》和《支那分割论》中，断言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分割，鼓吹在中国被分割时的日本的责任在于独占中国，由日本负责中国所留下的遗产。
在日本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日本政府便不断把这一思想、理论和政策付诸战争行为。同时又反过来把战争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用来印证其侵略扩张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使其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与侵略战争行为形成互动，演绎出不断扩大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于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中留下了以下历史记录。
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有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及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等人参加的“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认定：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三省与日本“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决心负起“特殊的责任”，“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纲领》还决定，日本将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并进一步扩张其在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的权益。随后，日本首相田中又向天皇上奏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总战略蓝图。《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19]
日中国力的悬殊对比
国力主要表现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方面。
1、日中政治组织力的对比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结束了幕府和列藩专制的封建割据，确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并逐渐演变为近代天皇制军事法西斯专政。
1868年4月，日本废除神祗官，改设太政官（相当于总理大臣），在太政官之下，设有议政（立法）、行政、刑法（司法）三官，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三权分立”的模式。1871年7月，明确规定天皇亲临“总裁万机”。1870至1871年，完成“废藩置县”。废除260余藩，设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府县之下为小区、大区，大小区之下有镇村。至此，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基本形成。1885年，日本又废除太政官制度，采用内阁制，即由总理大臣（首相）和国家大臣组成直属于天皇的内阁。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宪法更加明确地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以天皇为元首的高度集权。在此前后，日本又先后公布《户籍法》、《民法决议》、《皇国民法暂行规则》和《民法暂行规则》，并确立民众为天皇的“臣民”，把民众的义务法律化。随后，日本又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在日本政府的地位逐步加强。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当对外战争成为国家行为时，十分容易实现对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和组织。
反观中国，国家政治组织力明显弱于日本。
日本明治元年，为中国清朝同治七年，皇帝载淳仅13岁，国家实权操纵在保守的慈禧集团手中。后又经光绪、宣统两朝，但暮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始终顽固地阻碍着中国政治发展，使中国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在这几十年中，不仅人民因国家的衰朽承担着贫困、痛苦，而且国家也因落后多次遭到列强的侵略和宰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了现代国家中华民国，但革命的成果很快落于北洋军阀集团手中。长期的政争、混战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特殊政治。在这种状况下，国家缺乏应有的政治组织力。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孙中山五权分立的理论为依据，确立了五院制的中央政体，并着手对地方和基层政权进行改革。但未等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健全，日本便于1931年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断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这样，中国的国家政治组织力明显弱于日本。[19]
2、日中经济实力的对比
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日本的社会经济仍然很落后，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在日本社会经济中仍占优势，工业生产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日本全面战争之前日中经济实力比较
反观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剥削，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到1937年，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比重不到10%，钢产量为4万吨，生铁产量为95.9万吨（含东北），煤产量为2800万吨，石油产量为1.31万吨。而农业经济更为落后，农业动力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这种工农业基础，使中国军事工业也十分落后。到1931年，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装备均不能制造。[19]
3、日中军事实力的对比
明治维新后，日本即在“富国强兵”政策指导下，开始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制为楷模，大力组建新式军队和改革军制。其间，改组兵部省，设陆军部和海军部主掌军事，日本全面战争之前日中军事实力比较
与此同时，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日本一个常设师同中国一个整编师的装备比较
反观中国，新军的组建始于1895年的天津小站练兵，1902年开始兵制改革，组建常备军，开办军事学堂。1906年，有各类军事学堂36所。辛亥革命前夕，共编练新军11个镇计八九万人。民国初年，开始改革兵制、整顿军队，政府内阁设陆军部、海军部，军队编制“改镇为师”。军力增加到30余个师，连同地方巡营等杂项军队，均120万人左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军，但多为旧军队改编，海军和空军建设则刚刚起步。至抗日战争前，计有陆军182个师，170余万，预备役军人1.7万，海军3个舰队4.15万吨，空军9个大队，战机314架。
由于军事工业落后，中国的武器制造能力低下，至抗日战争前夕，只能制造步枪、轻机枪等轻武器，所有重武器均依赖外购，这就造成中国军队军事装备简陋。[19]
随着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世界大国、大国集团和国际组织只要愿意，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某一国家对其他主权国家的侵略。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且先后加入国际联盟、九国公约组织和非战公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之际，世界大国、大国集团和国际组织居然多采取了“不干涉”的绥靖政策，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放纵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作用。
国际社会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日本本身是一个强国、大国，与其他大国、强国有着盘根错结的经济、政治利益关系。在经济方面，日本与各大国均有较紧密的联系，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政治方面，日本同主要西方国家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相同，对付社会主义苏联是他们的共同战略利益。
第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1929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都处在集中精力解决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国内事务方面，无暇顾及其他，在世界有事之际，相继采取中立政策。
第三，国际组织实际上是由大国、强国支配的。而日本本身是一个大国、强国，在相关的国际组织中有着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这样，国际组织就很难做出不利于日本的裁决。[19]
详见：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华北事变、福建事变、西安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向华北进逼，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断沦丧。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集中力量“围剿”红军。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被迫撤离南方革命根据地，北上长征。1935年，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前受排挤的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岗位。红军扭转了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革命形势开始转危为安。
1935年8月1日，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结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国民党政府内部发生了分化。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及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国内外复杂的形势，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下，应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确定了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日局面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基础。[20]
根本原因：根据既定国策，日本在1927年东方会议上确定“征服满蒙”的武装侵略方针。
现实原因：受192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面临严重打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正全力围剿红军，中国的内战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21-23]
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一部，以演习为名，卢沟桥事变
从8月13日至11月中旬，蒋调40万军队与日军近8个师团的兵力进行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淞沪会战
日军在攻打上海的同时，以4个师团6个旅团1个支队，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线，分别向晋察绥、河南、山东方向进攻。就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指挥八路军于8月22日从陕西出发，挺进抗日前线。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了日第5师团21旅一部，歼敌1千多人，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9月底，八路军主力已到达晋东北、冀西和晋西北地区。在尔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八路军在太原以北、以东地区开展了山地游击战，先后打了100余次伏击战、袭击战，协同国民党正面部队防守忻口、太原等。打了雁门关、阳明堡、广阳等战斗，歼敌1.1万人、飞机24架、汽车400余辆，解放了十余座县城。1937年9月开始，八路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同时开始在敌后建立革命根据地，即组织群众武装，建立地方政权，减租减息，扩大部队，打击汉奸，筹办军饷等，至1938年初，已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晋察豫根据地、晋西南根据地等，日军屠杀中国军民
由于蒋采取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呆板的战术，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华北战场上，国民党以60万人军队抗击30万日军的进攻，结果仍丢失了55万多平方千米的国土，自己伤亡11万余人。至1937年11月，华北基本沦入敌手。
1937年11月，占领上海的日军分两路向南京进攻，11月20日，蒋迁都重庆。淞沪会战后，日军迅速进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由于此时国民革命军兵力凋零，退守绝地，被迫在12月12日匆忙突围撤退。12月13日南京失陷，30万中国人民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12月25日日军占领杭州。1938年春，24万日军南北夹击徐州，守军李宗仁率部60万防守，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歼日军一万余人。蒋即预调百万大军与日决战，终因怕被敌包围迂回而西撤，徐州失陷。花园口事件
1937年12月25日，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2月，新四军在歙县岩寺、黄安七里坪、确山竹沟集结，共1.03万人，6200支枪。1938年4月—12月，新四军挺进抗日前线，取得100多次战斗的胜利，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根据地，部队发展到2.5万人。这期间，东北抗日联军也坚持了长白山游击战争和西征作战。
1938年1月，徐州会战爆发。5月21日，兰封会战爆发，日军试图在徐州会战后继续扩大战果，板垣征四郎师团孤军深入，被以薛岳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包围。最后由于蒋军嫡系将领的无能，国民革命军最终功亏一篑。6月，武汉会战爆发。8月下旬，20万日军沿长江南北向武汉进攻，国民党军队70万人保卫武汉。10月27日日军占领武汉。同时，日军于10月21日攻占了广州。
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中，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徐州战场
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根据地（1938年10月—1940年底）
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改变了战略，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战略性进攻，转用主力打击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日武装。日军将重点放在华北，对根据地长期围攻，企图消灭抗日力量，将其占领区的点线扩大到“面”。
1939年5月1日，随枣会战爆发，武汉会战后，日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国民革命军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省枣阳地区发动进攻。国民革命军消灭毙伤敌军13000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日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
国际上，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占领波兰后，百团大战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人民，抗击了58%—62%的日军（不含关东军）和全部的伪军。到1940年底，共作战万余次，歼灭了大量敌人。在粉碎日军的“扫荡”和顽军的进攻中，根据地和军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从18万发展到50余万，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达一亿。[24]
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1—1942年）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阶段。香港保卫战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作为抗日主战场的敌后根据地遭到来自日、蒋两个方面的进攻。华北丰润之潘家峪的1300名群众，以及其他各处的成千上万的抗日群众遭到集体大屠杀；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1万人被5万日军包围在阜平地区；冀中根据地被日军的“封锁沟”分割成了2670个小块，机关被破坏、抗日武装减员46%，群众损失5万，已是“无处不带孝，处处闻哭声”；在八路军总部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机关的突围中，八路军参谋长左权牺牲，面对这一切，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在军事上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把内线的游击战与外线的破袭战结合起来；实行主力军地方化、群众化，形成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打地道战、地雷战等。同时还开展了精兵简政、生产自给、减租减息和整风运动，359旅进驻南泥湾开荒种地。在统一战线方面，坚持既联合、又斗争，既统一、又独立自主的政策，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顽固势力的原则。对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守势的同时，从政治上向顽固派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揭露和声讨蒋介石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罪行。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整并扩大了新四军的主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也对顽固派展开了斗争。宋庆龄三次致书蒋介石，要求他悬崖勒马；民主党派提出了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1941年1月25日，豫南会战爆发，日军一度攻占安徽省国民革命军界首和太和，但在伤亡了9000人后，日军最终撤军。1941年3月15日，上高会战爆发，为保证南昌附近占领区的安全，日军发动试图消灭赣北国民革命军主力的上高会战。日军在三路围攻、其中两路受阻的情况下，形成一路孤军深入，被国民革命军包围而仓皇撤军，伤亡高达15000人。1941年5月，日军为歼灭山西南部的国民革命军发动晋南会战，此次战役中国民革命军伤亡42000余人，被俘35000余人。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这是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在正面战场上主动发起1941年以来惟一一次主动进攻作战，歼灭日军7000人。最终由于第九战区指挥失误，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国民革命军伤亡失踪70000人，日军仅伤亡20000人。1941年12月23日，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制定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了长沙会战的大捷，共毙伤日军50000多人。成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1942年4月，浙赣会战爆发，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国民革命军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最后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曾经占领衢州机场，但遭到严重损失，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阵亡，日军战史记载伤亡17148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尤其是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坚持了抗战。粉碎了日军数百次的“扫荡”、“清乡”和“蚕食”，挫败了其“治安强化运动”，大量歼灭了其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迅速稳定中国战场的企图，牵制了其大批的作战力量，支持了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为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和军事进攻，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至近40万人，干部损失很多。经过1941年—1942年的困难时期，人民的抗日力量受到了锻炼，数量缩小而质量增强。[24]
局部反攻（1943—1945年）
1943年春，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德军从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1943年9月3日意大利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转入了战略反攻，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诺曼底登陆，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6月30日美军占领冲绳岛，直逼日本本土。而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消耗巨大，士气低落。日本的战争经济濒于破产，政局不稳，人民反战情绪激增。1943年5月，鄂西会战爆发，日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坚守石牌要塞，第六战区及友邻部队夹击日军，歼灭敌军4000人。1943年11月2日，常德会战爆发，在日军30000优势兵力进攻下，国民革命军第57师官兵9000余人孤军誓死抵抗长达一十六天。最终国民革命军收复常德等阵地，毙伤日军20000人。1944年4月，豫中会战爆发，日军试图通过豫中会战围歼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主力，并打通平汉线。由于国民革命军指挥失当，洛阳沦陷。日军实现最初的作战计划。1944年5月，长衡会战爆发，豫中会战同时，日军开始进攻湖南，打通粤汉铁路。国民革命军在衡阳进行了长达四十八天的抵抗，最终因没有拒不后援而遭到失败。1944年8月，桂柳会战爆发，日军为摧毁大西南的空军基地发动桂柳会战。国民革命军在明显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未能取得空地配合，导致桂林和柳州仅数日即遭到沦陷。1945年4月，湘西会战爆发，国民革命军在战役中对日军进行了包围，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毙伤日军10000多人。最终在国民革命军的反攻下，日军伤亡20000余人，被迫撤军。
这一时期，蒋介石集团仍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既抗日，又反共和“上山”、“观战”政策。1943年其一方面以部分兵力在缅甸北部、岳阳至沙市的长江南北地区和常德等地与日本作战，取得了一些胜利，同时加紧反共，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企图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及人民的武装力量。蒋以其31集团军进攻中国淮北根据地，以韩德勤的89军等向苏北根据地进攻，以顾祝同的23集团军一部向溧阳、溧水进攻，以28集团军向山东根据地进攻，以胡宗南等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完成了进攻的准备。同时有吴化文、孙殿英等人的4万国民党军队投靠日军，配合日军进攻人民的抗日武装。1944年以后蒋在正面战场上又节节败退，丢失了大片的国土。其利用美英的援助扩充了大量的军队，但不是积极抗战，而是准备用于在抗战胜利后对付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与日军的“扫荡”、“清乡”和蒋介石的进攻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不失时机地对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1943年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派遣大量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恢复根据地和开辟新区。他们镇压汉奸，瓦解伪军，建立抗日政权；领导群众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广泛开展了游击战、袭击战、麻雀战、车轮战、捕捉战、堵门战、蜂窝战、推磨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等，炸碉堡，拔据点，正所谓“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敌人”。从而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粉碎了日本的“扫荡”、“蚕食”和“清乡”，恢复和发展了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开展了整风、生产两大运动。中共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同时，于1943年3月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一方面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反共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一方面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各个方向的进攻，并做好抗敌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准备。美英苏等国为使中国继续抗战，牵制日本，以支持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也不赞成蒋发动反共内战。至1943年10月，蒋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宣告失败。1944年开始，人民的抗日武装从全国的各个战场上对日伪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八路军、新四军抓住战略上的有利时机，采取内外线结合、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逐步向正规战转变等作战方针，对日军连续发起了五次大规模的攻势，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千米。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至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经发展到90万余人。[24]
全面反攻（1945年8月9日—9月2日）
至1945年，日本已是四面楚歌。雅尔塔协定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日本向中国投降仪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南京军区大礼堂）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盟国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表示接受日军投降并缴获出他的随身佩刀，表示了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日本投降书中日文各一份，仪式历时15分钟。
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讲话：“敬告全国人民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的结果。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24]
太原会战：
1、南口战役
2、平型关战役
3、忻口战役
4、娘子关战役
5、太原保卫战
武汉会战：
1、万家岭战役
2、小界岭战役
[25-37]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政府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931次。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463人、伪军49万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击落飞机约42架，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国际社会认为很夸大）。《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损失共计58万4267人，其中伤29万0467人、亡16万0603人、被俘4万5989人、失踪8万7208人。
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而据蒋梦麟的回忆录称有1400万壮丁被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含国共两党）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中国军队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38]
中华民族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进行的抗日战争，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是世界存在着苏联、英美、日德意三大势力和法西斯、反法西斯阵线的影响下进行的，需要审时度势，正确提出反对日本侵略的方针和政策，加强国际上反法西斯阵线的战略配合。
其次，日方强中方弱、日方小中方大、日方退步中方进步、日方失道寡助中方得道多助这些相互矛盾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中日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
再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有时甚至很尖锐，需要正确处理两种矛盾的关系，在敌、我、友三方中保持自己的主动权。
最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由于执行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因而在不同的战略阶段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在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军民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解放区战场则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
另外，抗日战争呈现出一种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有固定战线与无固定战线等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39]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自强不息，开拓创新。抗日战争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领导核心。
第三，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40]
走人民国防的道路是巩固一国之防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最根本的，就是摈弃了那种“皇家国防”、“政府国防”的片面甚至是错误的国防路线，而是走了一条“人民国防”的光明大道。全国人民把抵抗日本侵略者看成是自己的事，看成是与每一个中国人的最高利益息息相关的大事，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万众一心，纷纷参战，用人民战争战胜了一时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仅仅靠政府和军队去抗战，为了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去抗战，那么抗日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
只有在“三个代表”的政党的有力领导下，人民的国防之路才能走通
在人民之中的国防能量只是潜在的，亿万民众很难自发地投入国防。而抗日战争中之所以人民能成为现实的主人，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进行所谓“总力战”，对中华民族施尽了分化瓦解之计。在中华民族内部，也存在着妥协、分裂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减租减息，建立人民政权，组织人民的武装力量，坚持与日军长期抗战。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军事的手段一次次粉碎了统治阶级顽固派的阴谋，粉碎了日寇分化中华民族的企图，坚持了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才使抗日战争成为了一场人民战争，一场全民卫国战争。
统一战线是人民国防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形式
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一个前提条件，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张学良、杨虎城及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建立了一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不仅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勇猛地打击敌人，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爱国将领和士兵也在正面战场英勇地抗击消耗敌人；不仅根据地的人民拿起了武器，全国各地的人民都以各种方式与日寇斗争；不仅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积极抗战，全国一切爱国的阶级、人员，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在世界各地的侨胞都支援和参加抗日战争。人民群众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最大的敌人，把保卫国家作为共同的目标，携手共进，从而使亿万中华人民的力量得到了汇集。
正确的战略指导对战争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战略指导的正确性。战争是持久还是速决，是打阵地战还是游击战，何时防御何时反攻，这些战略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对战争力量的运用，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深入、发展地分析了战略形势后，确定了持久战、山地游击战、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等战争指导原则，使用了许多相应的战法，从而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优势、中国人民的优势，扩大了敌人的弱点，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使战场的力量对比逐步向有利于的方向发展，从而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军。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人民军队是人民国防力量的骨干，是人民抗战力量的标志。是人民武装力量组织的最高形式和重要环节。它不仅具有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而且忠诚于人民；它不仅能担负作战任务，还能帮助人民建立政权，发展生产。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人民战争的重要途径
在根据地宣传群众，减租减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发展生产，建立人民武装；这一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过程，是进行人民战争的重要有效的途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100万平方千米的根据地，动员了1.2亿群众，组织了上百万的军队和数百万民兵，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抗日根据地是人民国防力量的聚集器，是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与敌作战的战场。众多根据地将日军的据点、交通线包围起来，割裂开来，犬牙交错，出现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战场奇观，成为敌人的肉磨子和“滑铁骨”。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会有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格外艰险，牺牲和流血时时威胁着人们。日本侵略者为了慑服中国人民，仅在南京一地，就杀害了中国三十万人民。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并没有俯首甘当亡国奴，而是竭力奋战。蒋介石令几十万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而东北军将士却求战心切，直至以兵变逼蒋抗日。许多烈士为了保卫祖国，赴汤蹈火，血战沙场。在半型关战斗中对顽抗的日军白刃格斗；在阳明堡战斗中，怀抱一捆手榴弹抓住敌飞机一起在空中爆炸；八女投江决不屈服。这一切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民族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由于各种原因充当了伪军和汉奸，但这个比例是非常小的，而且伪军中的不少人，在抗战力量的政治攻势下很快就觉醒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伟大的，这是外国侵略者几千年来都不能灭亡中国的根本原因，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国防活动的实践不仅需要人民，而且将锤炼人民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唤醒了人民、教育了人民、锻炼了人民。人民的武装力量与战争同步发展。通过八年抗战，在赶走侵略者的同时，人民军队壮大了，从战争初期的不到5万人发展到战争结束时的120万军队，260万民兵。人民国防力量的壮大是中国国防巩固发展的标志和前提，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中国的国防走出低谷，翻开新页。
国防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与国际社会相协调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主动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协调，互相支持，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如争取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支持，抓住国际上出现的对抗日战争有利时机等等。同时又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战场把百多万日本军牵制住，并给它以重大杀伤和损耗，这是对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以上两者相互促进，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特色。[41]
“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在2014年9月3日当天，中国将首次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七七”抗战纪念日（每年7月7日）：为纪念国耻七七事变的发生而设立。1937年7月7日发生在中国北平的卢沟桥的中日军事冲突，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
“九一八”纪念日（每年9月18日）：为铭记国耻九一八事变而设立。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中国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日的设立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4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北京市丰台区宛平城内。1985年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立项，北京市承建，1987年7月7日建成并对外开放，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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