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爱乐乐团

演奏曲目范围广泛，传统风格的作品得心应手，尤其是演奏德、奥作曲家的作品时更是首屈一指。该团录制了大量唱片，其中以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全集和K.伯姆指挥的莫扎特交响乐全集最有代表性。乐团的常任指挥和经理由选举产生，新参加的人员须经在全体成员面前演奏，试用期满，经全体...

演奏曲目范围广泛，传统风格的作品得心应手，尤其是演奏德、奥作曲家的作品时更是首屈一指。该团录制了大量唱片，其中以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全集和K.伯姆指挥的莫扎特交响乐全集最有代表性。乐团的常任指挥和经理由选举产生，新参加的人员须经在全体成员面前演奏，试用期满，经全体讨论合格后，才能成为乐团的正式成员。

柏林爱乐大厅

爱乐大厅在 1939～1945年期间由于战争被毁，由1963年新建的现代化音乐厅所替代。

此外，柏林爱乐的民主管理也是一大特点。柏林爱乐实行民主管理。乐团的首席指挥需要通过乐队成员秘密投票，并且获得多数赞成的情况下才被认可。

一八八二年春，当比塞宣布要带他那一直支薪不足的乐团乘坐火车的四等车厢到华沙演出音乐会时，团中五十四位乐手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决定自立门户，把自己唤作“前比塞乐队”。但这个新乐团成立初期经济紧绌，直至八七年柏林音乐会代理人沃夫接手行政事务，才终于为乐团的前途打下稳固基础。沃夫把乐团的名称改为“柏林爱乐乐团”，把一座滚轴溜冰场重新改装成首个“爱乐音乐厅”，同时四处为乐手找寻当时最出色的指挥。

柏林爱乐乐团在听众的音乐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0年代，该团演出了贝多芬、勃拉姆斯等人的作品，曾在柏林轰动一时；此后又演出了莫扎特、舒曼、肖邦、海顿等作曲家的作品，受到人们的欢迎。卡拉扬担任常任指挥后，乐团经过他的严格训练，在世界各地演出了大量古典和近代的音乐作品，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团员都是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国的出类拔萃的演奏家，具有高超的演奏水平，演奏技巧精巧绝伦，具有优异的反应力和适应力。

彪洛接手领导柏林爱乐乐团时，已有在迈宁根组成一流宫廷乐团的辉煌往绩。他在柏林掌舵只有五年，却为乐团奠下扎实的基础，赋予乐团自成一家的音乐素质。

彪洛的几位继任人则不同，全都在团中留了下来。尼基什于一八九五年接棒，继续坚定影响乐团的风格达二十七年之久。他曾写道：“可以毫无犹疑肯定说，在一流的乐团，每位成员都配得上用‘艺术家’来形容。”他就是凭着这信念鼓励柏林的乐师陶冶出“独奏家”的心态，而这种质素成了柏林爱乐毫不含糊的标志。

如果布洛的演绎是近乎理性分析所引发的光芒，那么，尼基什的表演便是华丽与温暖音色的发挥，他的动作阿瑟·尼基什

尼基什于1922年去世时，团员一致选择富特文格勒来接替。这位年轻的指挥在尼基什的成就上精益求精，他富特文格勒

1954年11月，富特文格勒与世长辞。翌年四月，柏林爱乐乐团选出的新艺术总监，是成立以来在任最长也是卡拉扬

不单如此，卡拉扬还为乐团拓展出多个新路向。1967年，萨尔斯堡复活节音乐节成立，从此乐团拥有专属的国际音乐节，并赢取了成为歌剧乐团的机会。接下来的新猷是开办柏林爱乐乐团管弦乐学院，让年轻有才华的器乐手从实践中学习，以符合顶尖乐团的严格要求。新爱乐音乐厅也是在卡拉扬时代建成。自1963年10月起，乐团已以这个由沙隆设计的音乐厅为总部；1987年，音乐厅更于添置了一个室乐厅。但是，卡拉扬在任的最后阶段，与乐团中的一些艺术家发生对立，起因是卡拉扬执意聘请单簧管手梅耶夫人成为乐团的首席单簧管。而乐团大多数乐手认为梅耶夫人的音色并不能很好的和乐团其他声部相融。而事态最后发展成了乐团民主的运动。乐团希望乐团的最高权利应该是全团团员大会而不是音乐总监和终身指挥卡拉扬。这次事件直接导致这位“指挥皇帝”与柏林爱乐的决裂，并于1989年辞去了柏林爱乐的任职。而卡拉扬晚期更多的则是和柏林爱乐齐名的维也纳爱乐合作，在这一时期，两者录制了很多的唱片，最著名的就是柴可夫斯基，布鲁克纳，和德沃夏克的作品。总体来说卡拉扬对柏林爱乐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他的任内，柏林爱乐一举成为空前绝后的世界第一交响乐团，并一直把其霸主地位保持到了今天。

1989年7月，卡拉扬猝然离世。几个月后，全乐团成员集体投票选出了卡拉扬的继承人，意大利指挥大师克劳迪奥·阿巴多。阿巴多在1966年就已首度指挥过了柏林爱乐，并历任斯卡拉歌剧院艺术总监，伦敦交响乐团首席阿巴多

在音色方面，阿巴多棒下的柏林爱乐较之卡拉扬时期显得更佳灵动，透亮。阿巴多时对柏林爱乐的贡献主要有：保持了卡拉扬时期柏林爱乐的高水准和国际声望，并在音色上面有了更多的改变。其次，拓宽了柏林爱乐的曲目，特别是对马勒和一些现代派作品的诠释。另外，确定了柏林爱乐常规音乐季的三大音乐会，既每年5月份的欧洲音乐会，6月份的夏季森林音乐会，和12月份的新年音乐会。

1998年2月阿巴多因为积劳成疾导致胃癌，并宣布于2001-2002音乐季之后不再担任乐团首席指挥。

新任的乐团总指挥西蒙·拉特，是年轻一代最令人不安的指挥之一，他的加入，为乐团注入了新活力，也带来了更重的危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把乐团正式转变为受公法管制束缚的组织“柏林爱乐乐团基金会”，归柏林城邦监督"保护"。此举为乐团确立了最符合"现代精神"的架构，容许乐团有全新的创作自由与稳固的财政。德意志银行担任乐团的主要赞助商，让基金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支持。而另外一个支援则来自“柏林爱乐乐团之友协会”。

在2003至2004乐季中，柏林爱乐乐团基金会共安排了一百三十一场音乐会，其中仅八十六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出。除此之外，基金会只策划了一个教育活动，名为“Zukunft@BPhil”（“Zukunft”在德文是未来、前景之意）。这项活动对拉特和乐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经由这项活动把音乐与音乐教育带到更广大的群众。拉特把这个心意说得很清楚：“Zukunft@BPhil提醒我们，音乐不是奢侈品，而是基本需求。音乐应该是所有人一生中极重要也不可或缺的成分。”在乐团经历了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之后，这项活动标志着乐团扩大了自己的文化使命，如今乐团正以一贯的投入精神，全力履行这项使命。

西蒙·拉特爵士，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投票选出西蒙·拉特接替阿巴多为乐团的总指挥。阿巴多于前一年宣布，希望在二○○一至○二乐季于领导了乐团十二年后，可以卸下职务。在乐团成立了一百二十年之后，拉特于二○○二年九月七日以第六任总指挥及新艺术指导的身份，指挥乐团演出第一场音乐会。

拉特一九五五年生于英国利物浦，于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学艺，七四年至七七年在伯恩茅斯交响乐团和伯恩茅斯小交响乐团任助理指挥。此后他与英国多个乐团合作过，包括爱乐管弦乐团、伦敦爱乐乐团和伦敦小交响乐团。一九七九年他首度在美国亮相，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并自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四年担任该团第一位首席客席指挥。

一九八零头年，拉特当上伯明翰市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兼艺术总监，十年后直至九八年夏出任音乐总监。他在该团孜孜不倦的工作，又推出各项充满新鲜意念的艺术活动，令该团稳立世界一流乐团的地位。他率团走遍全球，九八年更为萨尔斯堡音乐节的嘉宾，演出全套贝多芬交响曲。

除了伯明翰市交响乐团之外，拉特领导过的乐团遍及欧美。他与波士顿交响乐团、费城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建立了悠久而深厚的关系，更于二○○一年五月与维也 纳爱乐乐团合录了多首贝多芬乐曲。自一九九二年十月起，他也是启蒙时代乐团的首席客席指挥， 以及伯明翰当代乐组的艺术总监。

一九七○年代后期，拉特开始涉足歌剧，于一九七七年首次在格兰特堡指挥演出杨纳杰克的《狡猾的狐狸》。之后，指挥过的制作包括史特劳斯的《那克苏斯岛上的阿丽德奈》和《玫瑰骑士》、浦罗歌菲夫的《三只橘柑之恋》、盖希文的《波基与贝丝》，以及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女人皆如此》、《唐乔望尼》几出歌剧。历图首次为英国国家歌剧院执指挥棒的制作是杨纳杰克的《卡佳·卡巴诺娃》，首次亮相在高文花园的歌剧是《狡猾的狐狸》。演过的歌剧只包括杨纳杰克的《马可普洛斯事件》 (二○○○年九月于普罗旺斯 )、华格纳的《崔斯坦与依索尔》 (二○○一年于荷兰歌剧院 )、贝多芬的《费多里奥》 (二○○一年于格兰特堡和二○○二年于巴黎沙德莱剧院 )、华格纳的《巴西华》 (二○○一年于高文花园 )，以及于二○○二年十二月在皇家歌剧院指挥演出尼古拉斯莫的《苏菲的抉择》。○三年他再指挥上演贝多芬的《费多里奥》 (于萨尔斯堡复活节音乐节，及在柏林的音乐会 )，和莫扎特的《伊多内美奥》 (格伦特堡、柏林、琉森 )。

拉特当上柏林爱乐乐团的总指挥之前，与乐团合作已有十五年之久。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他首次指挥乐团演出马勒的《第六交响曲》，此后定期出现在乐团的指挥名册上。截至二 00二年九月之前，他共指挥了七十五场音乐会，演过类别广泛的曲目，包括巴赫、巴托、贝多芬、贝尔格、贝里奥、白辽士、伯恩斯坦、布列兹、布拉姆斯、狄恩、德布西、盖希文、格列瑟、古拜杜莲娜、赫斯、海顿、杨纳杰克、李斯特、马勒、梅湘、莫扎特、尼尔森、浦朗克、拉赫曼尼诺夫、拉莫、拉威尔、荀伯克、萧斯达高维契、西贝流士、史达拉汶斯基 、苏克、以及史曼诺夫斯基的作品。

拉特经常安排在音乐会演出名不见经传的乐曲， 例如一九九○年九月他 为古拜杜莲娜的《阿利路亚》举行首演，翌年一月指挥演出史曼诺夫斯基的《圣母悼歌》，一九九二年九月向柏林大众介绍苏克的《死神交响曲》。到了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他指挥上演一套组曲，取自拉莫的《波里亚后代》；而一九八年二月，介绍了贝里奥的《交响曲》。在历图的指挥下，柏林爱乐乐团也首次演出了马勒《第十交响曲》的库克版本。

拉特与 EMI唱片公司签了独家录音合约，该公司为他与伯明翰市交响乐团及其他乐团合仅录制了六十多套乐曲。他的电视专辑《离家》演绎二十世纪的音乐，于一九九七年由英国电视 (第四台 )播放。他与柏林爱乐乐团合录的李斯特《浮士德交响曲》和马勒的《第十交响曲》，不单博得全球乐迷赞赏，并赢取了格林美奖。 至于他在柏林爱乐音乐厅现场录音的荀伯克《古雷之歌》，已于二○○二年四年面世 。不久前 EMI推出了一张现场录音唱片，是历图与柏林爱乐乐团于开幕音乐会上演奏马勒的《第五交响曲》，里面并收有 乐团于二○○三年四月在爱乐音乐厅现场录音的贝多芬《费多里奥》。

一九九四年，拉特荣获英女皇在寿辰仪式中颁授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KBE)，表扬他在艺术方面的贡献。两年后，汉堡的杜费基金会向他颁赠“莎士比亚奖”。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他又获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颁发阿尔拔奖章，表扬他对音乐的杰出贡献，以及在教育与社区活动的热心服务；这两方面也会是他在柏林的重大任务。 二○○三年秋， 他又获德国唱片业界颁授“回音古典音乐奖”中的“指挥年奖”。

音乐总监、首席指挥:

Sir Simon Rattle

乐团首席:

Guy Braunstein

Daishin Kashimoto (铿本大进)

Daniel Stabrawa

Andreas Buschatz

第一小提琴声部，配置21位团员

第二小提琴首席:

Christian Stadelmann

Thomas Timm

Christophe Horak

第二小提琴声部，配置20位团员

中提琴首席:

Amihai Grosz

Máté Szűcs

Naoko Shimizu

Wilfried Strehle

中提琴声部，配置17位团员

大提琴首席:

Ludwig Quandt

Martin Löhr

Olaf Maninger

大提琴声部，配置13位团员

低音提琴首席:

Matthew McDonald

Janne Saksala

Esko Laine

低音提琴声部，配置11位团员

长笛首席:

Andreas Blau

Emmanuel Pahud

长笛声部，配置4位团员

双簧管首席:

Jonathan Kelly

Albrecht Mayer

双簧管声部，配置5位团员

单簧管首席:

Wenzel Fuchs

Andreas Ottensamer

单簧管声部，配置5位团员

低音管首席:

Daniele Damiano

Stefan Schweigert

低音管声部，配置5位团员

法国号首席:

Stefan Dohr

法国号声部，配置7位团员

小号首席:

Gábor Tarkövi

Tamás Velenczei

小号声部，配置5位团员

长号首席:

Prof. Christhard Gössling

Olaf Ott

长号声部，配置5位团员

低音管声部，配置1位团员

定音鼓声部，配置2位团员

打击乐声部，配置4位团员

竖琴声部，配置1位团员

目前乐团团员配置，共128位团员

国家社会党（纳粹党）的专制统治为德国的文化局面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柏林爱乐乐团是受害者之一：统治政权推行的疯狂种族政策，令乐团失去了多位珍贵的乐师；乐团发现自己地位孤立，无法再与国外交换独奏家和指挥；同时，政府又有意要把德国这个代表乐团变为官方文化政策的工具。即使如此，在二次大战期间，富特文格勒与乐团仍能使乐团固有的艺术内蕴幸存。

但战后初期，乐团仍面对种种困难，由指挥更替频繁，其困境可见一斑。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战火刚停，乐团已在由电影院改成的泰坦尼亚宫演出第一场音乐会，由博沙特指挥，但八月，博沙特却惨被占领军的一个兵士误杀。获选接替他的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年轻罗马尼亚人，刚由柏林音乐学院毕业。但这选择再次显出乐团的判断精明，他就是切利比达克，凭着他活泼的性格和编排的广泛演奏曲目，表现令人瞩目。他在任至一九五二年，乐团再次由富特文格勒正式掌舵。

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