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

男女平等是我国妇女发展的重要目标，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男女平等，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只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妇女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与男性发展同步才能真正的以实现，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是我国妇女发展的重要目标，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男女平等，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只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妇女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与男性发展同步才能真正的以实现，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明确提出的。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中国妇女九大上也要求全党全社会要坚决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1、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夯实党的群众基础的必然要求。

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夺取和巩固政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重要保证。妇女占人口的半数，是国家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最大限度地把妇女吸引和凝聚到党的伟大事业中来，充分发挥妇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作用。

2、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妇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妇女与男性的平等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把男女平等写进了《宪法》，采取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和有效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婚姻家庭等领域赋予并保障女性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妇女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由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些忽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要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切实保障和推进男女平等，鼓励和支持妇女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竞争，实现发展，享有成果。

3、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实现两性协调发展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依据。人类是有男女两性共同组成，两性关系是社会中影响最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一。因此，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然要求把男女平等纳入统筹发展的全过程。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男女平等、协调发展的社会。党中央强调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把男足人的全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男女平等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只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妇女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与男性发展同步才能真正的以实现，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依据宪法确定的原则，新中国陆续颁布了《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民法》、《刑法》等十余部基本法，国务院及所属部委颁布了40余种行政法规与条例，地方政府制定了80余种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都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的条款。任何一部中国法律都不存在对妇女的歧视性条款。

中国政府除制定系列法规外，还积极参与国际妇女人权领域的活动，积极签署有关妇女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文件，承担了促进妇女人权的责任和义务。如：1980年签署了《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公约》，每年按时向国际机构递交公约执行报告；1985年签署了的《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1990年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审议和制订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等。

建立了维护妇女权利的机构和网络。建国之初就成立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1988全国政协成立了妇女青年委员会，1989年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专门组，1990年由国务院16个部委负责人及4个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1996年司法部、民政部、团中央、妇联、残联联合通知，对特殊社会群体进行法律援助，其中包括妇女。

中国妇女能够同男子一样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从而获得平等的经济收入。

中国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应妇女的工作或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妇女的录用标准”。

女性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的44%，几乎占总从业人口的一半，这个数值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4.5%，接近或高于世界发达国家。农村妇女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城镇女职工人数已由1949年的60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56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比例也由7.5%提高到38%。

男女同工同酬原则已基本得到实行。同一行业、同一工种中技术熟练程度相同的劳动者，都可以获得同等报酬。中国政府对女职工采取了全面的劳动保护措施。据调查，城市女职工中85.3%的生育妇女都享有三个月的带薪产假，有些单位的女职工还享有半年的带薪产假；女职工比较多的国有企业大都建立了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等设施。

中国妇女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的作用也愈来愈大。农村妇女是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尤其在传统工艺和服务等行业的乡镇企业中，女性从业人数更多，创造的产值占总产值的65%左右。在城市，根据1982～1990年的统计，金融、文教、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社会福利、商饮供储、机关团体等行业中女职工人数增长速度分别超过男性21至78个百分点。一大批女厂长、女经理在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浪潮中脱颖而出。1988年和1992年共有107名女厂长、女经理当选全国优秀女企业家。

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与男子一样获得了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夫妻同是家庭财产的所有者，平等地支配和使用家庭财产。夫妻相互继承遗产和子女平等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普遍得到了保障。经济的独立，使妇女赢得了对家庭事务的管理决策权。据抽样调查，在中国城乡，由夫妻共同决定家庭重大事务的家庭占58%以上，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中国的宪法保证了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平等参加管理国家事物和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等。

建国以来，曾有一位女性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名誉主席，有两位女性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两位女性担任过国务委员。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女代表为650人，占代表总数的21.81%。第九届全国政协中女委员有341人，占委员总数的15.54%。中共十五大代表中有女性344人，占代表总数的16.8%。 国家领导人中有4位女性；国务院系统有女正副部长18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都配备了女干部，人数比5年前增长了46.47%。1997年底，全国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中女干部总数达1383.8万人，占干部总数的34.4%。

广大妇女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自1953年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开始，历次换届中妇女参选比例都在90%以上，1984年以来则高达95%。

建国以来，中国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改观，文盲率不断降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越来越多。1992年，中国7～11周岁女儿童入学率由建国前的不足20%提高到96.2%；中学生、大学生及研究生中的女性比例分别达到43.1%、33.7%和24.8%，在大学工科毕业生中女性也达到27%。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分享经济资源的权利，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保障妇女的各项政治权利，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及决策的水平；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普遍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和终身教育水平；保障妇女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优化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提高妇女生活质量，促进妇女事业的持续发展。

新“两纲”的体例、涉及领域和主要内容

（一）体例：新“两纲”包括五个部分：前言、总目标、主要目标与策略措施、组织与实施、监测与评估。主要目标都是在衡量妇女儿童发展状况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目标；策略措施按照国家、部门和社会三个层次划分，明确了不同责任主体在实施纲要中的职责、任务和办法。

（二）领域：妇女纲要设置了6个领域：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儿童纲要设置了4个领域：儿童与健康、儿童与教育、儿童与法律保护、儿童与环境。

（三）主要内容：

1.妇女纲要。

妇女纲要6个领域共设置了34项主要目标、123项策略措施。与'95《纲要》相比，减少了主要目标的数量，加大了策略措施的比重。6个领域涵盖了'95《纲要》的所有内容，反映了我国妇女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未来持续发展的趋势。

妇女与经济：从赋予妇女经济权利着手，提出了保障妇女与男子平等享有经济资源、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妇女与社会保障、妇女与贫困等5项主要目标。与'95《纲要》相比，更注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强调提高妇女的就业层次，促进妇女职业选择的多样化，保障多元化分配形式中的男女同工同酬，减少贫困妇女数量，保障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决策。

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从扩大妇女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推进妇女民主参与进程着手，提出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及决策水平、提高妇女参与行政管理的比例、扩大妇女民主参与渠道等6项主要目标。与'95《纲要》相比，在更大范围内提出了保障妇女与男子平等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权利，强调女干部在各级政府领导层所占的比例。提出扩大妇女民主参与的渠道，注重妇女在基层民主参与中作用的发挥；倡导妇女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

妇女与教育：从依法保障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着手，提出女童九年义务教育、妇女中等和高等教育、妇女素质教育、妇女终身教育等5项主要目标。与'95《纲要》相比，更强调保障妇女与男子共享教育资源的权利，扩大妇女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注重提高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终身教育水平，培养妇女的知识创新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妇女与健康：从提高妇女生命质量着手，提出提高妇女预期寿命、保障妇女享有计划生育权利、为流动人口妇女提供卫生保健服务、控制妇女艾滋病病毒感染、提高妇女健身意识和健康水平等6项主要目标。与'95《纲要》相比，把重点放在提高健康服务质量和维护妇女健康权利上。强调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享有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妇女与法律：提出完善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开展普法宣传、保护妇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禁止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等6项主要目标。强调在社会的发展变化中随时关注妇女的法律保护问题，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法律援助等手段，保障妇女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保护妇女免受一切形式的不法侵害，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妇女与环境：从改善自然环境和优化社会环境着手，提出创造有利于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提高妇女参与环境保护和决策程度、增加妇女自我支配时间等6项主要目标。将优化社会环境和保护生态环境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为妇女提供了主动参与的机会和条件。在社会环境方面，强调妇女与男子平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权利。针对我国老龄化趋势，关注妇女的养老保障问题。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简称“国务院妇儿工委”，是国务院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协调议事机构，负责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执行妇女儿童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其基本职能有：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妇女和儿童发展纲要；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为开展妇女儿童工作和发展妇女儿童事业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指导、督促和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中华妇女联合会

简称“全国妇联”，成立于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女职工、女农民、女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妇女、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妇女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妇女的群众组织。其基本职能是：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

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较高。夏朝在开国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其居住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游牧性，二是从妻居。商代社会的婚姻是由多个父和多个母共娶，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

《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诗经》中的一些诗，如以叙事为主的《邶风·谷风》、《卫风·氓》，以抒情为主的，《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均为当时弃妇的悲戚之声。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

《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大体来讲，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

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具有北方民族血统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为天下垂范的情况下，自身对妇女的再婚曾经毫不在意。

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乱伦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会规范虽然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志，但妇女若自愿终身不再嫁，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唐律疏议》在“夫丧守志而强嫁”条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在疏议中解释到：“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不过，从条文来分析，其实女子守节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个社会风气并不特别注重贞节的时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儿改嫁。

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临朝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韦氏、肃宗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思想控制反而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

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下，从宋初到南宋的几百年间，民间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舆论评价和社会风气本身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社会名人中，大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一面有朱熹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其在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显出巨大的影响。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本来《列女传》这种体裁是刘向所创，范晔在《后汉书》中首次将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几部史书所赞扬的列女系各个领域优秀的妇女，如拯救父亲的缇萦，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辅佐丈夫的乐羊子妻等，相当于一部“各行业出色妇女传”。但《宋史》之后，所谓列女几乎全都是保持贞操、不事二夫的节妇，当然有立志守节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与之同归于尽的。总之，修史者认为妇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坚守节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传》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传”。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恩爱美满，生活幸福。金兵的铁蹄踏碎了她悠闲的生活，南渡以后不久，赵明诚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给周汝舟为妻，婚后发现丈夫人品低劣，有违法行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检举其夫，其夫被法办。宋朝法律规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为实，也要“徒二年”。清照为友人救助，才免于身陷囹圄，并与其夫离婚。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可能是认为她的行为不大光彩，有损于冰清玉洁的形象吧。

元代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元代时，该习俗不但在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继续存在，还进入了汉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亲，在汉族传统习俗中，本属于亲属间相奸，这是少数民族习俗对中原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实例。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伦理上使汉族人难以接受，而且也产生了法律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

明清时代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但是明朝的法律为了集中精力维持其王朝的统治，着重惩罚那些谋反、谋大逆等侵犯政权利益的行为，而对于婚姻之类的私事，则能宽就宽，不过多干预。即所谓“轻其轻，重其重”的原则。所以，处刑减轻未必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妇女可以享有更宽松的选择。

《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注：指上文所引关于居夫丧改嫁的规定），追夺并离异。”关于禁止官员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时就有规定，但不久就废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复。其理由解释为“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剥夺了有爵位的贵族之妇的再婚权。封建法律剥夺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幸福，也没有给其维护者以任何照顾。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来，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顾孀妇的意愿，强行逼其改嫁，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清代的这一崭新规定，决不是为了尊重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只不过因为当时鄙夷妇女再嫁之风，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立法者经过考虑，认为维护纲常名教，阻止妇女改嫁的意义已经可以和同为封建伦理最高规范之一的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权相抗衡了。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代，封建的宗族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量的乡规族约充斥着迫害妇女、剥夺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在当时，国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规范，实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广大的乡村，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

这是因为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从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大妇女的不幸和封建礼教的残忍。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剧烈的时期，婚俗的变化也是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婚姻观念习俗的变化，婚姻法的变化也在所难免；但民国时期婚姻法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规定有名而无实；“新旧并存,中西共用”是这一时期婚姻习俗演变的主要特点。

来华传教士积极投身于近代中国的放足运动。他们利用大众传媒抨击缠足陋习，剖析缠足之害。依靠宣传攻势动摇传统观念和舆论导向，并在全社会发起反缠足运动，倡导放足新风；教会女校率先实施放足运动，教会女生适逢其会，充当了中国近代放足运动的先行者，女校的实践具有开拓性意义；天足会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反缠足组织，以民间社团的形式出现，在全国形成网络，成为清末在中国倡行放足运动的主要力量，正是他们的艰苦工作最终将放足运动推向整个社会。传教士在中国的这些活动，在主观上体现了基督教义的奉献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客观上成为近代中国历史进步和社会演进的推动力。

民国时期曾经一度兴起女权运动。但是这样的所谓女权运动带有盲目西化的色彩。妇女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创造社会财富机会上的不均等这个前提下，妇女很难真正的普遍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的新女性也见证了无数追求独立生活的女性最终在大时代下的香消玉陨不过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妇女解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认识。

新中国建立之后妇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毛泽东同志率先地喊出：“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一时间中国大地上职业女性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真正改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从而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但是，这样的解放来得太快太猛，以至于没有反应过来的反而是女性自己，随着经济地位的大幅改变，女性在对自我解放的认识上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这主要在于这样的解放并非自主的抗争，而是带有外力的推动性，以至于重男轻女的问题仍然严重。

解放过程中带有的越俎代庖和片面强调女性承担男性社会义务的情况，导致这一时期妇女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空虚和迷茫，往往无法了解表现自己独立性的姿态到底应该是怎样。

随着计划生育的普遍开展与教育的发展，更多人真正的摆脱了男尊女卑的思想，两性更加趋近平等。

据统计，2001年，中国妇女劳动力对中国GDP的贡献已超过40%，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到2000年，中国的女专业技术人员已达1.1亿多人，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40.6%。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2003年3月3日在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会第47届会议时发言时宣布，女性在中国互联网用户总人数中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12.3%上升到2002年的40.7%。

一项调查还显示，按照目前国际通用衡量女性地位的6项指标（对待男、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年入学比例；男女就业比例；女性在高尚职业中的比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女性个人财产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例），虽然中国排名并不在前列，而且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目前各行业处于高层位置的仍以男性为多，但在以中国知识女性的社会地位而言，不仅远过日本、韩国，也比大洋彼岸的美国更为优越。

这数据已充分表明，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社会地位变化之快，地位之高，在世界上更是名列前茅。同时表明，在今后社会发展中，中国的妇女们正在以其智慧的头脑赢得“半边天”制造“阴盛阳衰”。

然而，在农村的女性地位仍然不容乐观，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在同等的家庭条件下，一般仍然选取男性接受教育，然而，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遥远的明天，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完善的解决。

《中国妇女》 1965年5月刊

由于战争环境险恶、交通不畅和财政困难等原因，《中国妇女》杂志只出了22期，于1941年3月停刊。

1949年7月20日，《中国妇女》杂志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因为新中国即将诞生，为了鲜明地区别于旧中国，所以定名为《新中国妇女》。这本以妇女问题为中心的综合性月刊，从复刊之日起就一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何香凝、宋庆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1956年1月起,《新中国妇女》改为《中国妇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群众时，蔡畅大姐请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妇女》题了字。一直沿用至今的《中国妇女》的刊名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手写体。

“文革”中《中国妇女》于1967年元月被迫停刊。

1978年7月15日，《中国妇女》第二次复刊。《中国妇女》一直关注女人的命运，宣传自立自强的精神，刊登杰出女性的故事，描述妇女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和感情，在妇女中深入人心。

80年代到90年代，杂志发起“女人的出路”的大讨论，提出“我们需要重建”，倡导解放思想。大力宣传新《婚姻法》，同时举办妇女知识竞赛、评选中国小英雄等活动，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上升到100多万份。

90年代后期，杂志经过不断改版，伴随着改革开放中的妇女成长，以新的面貌迎向新世纪。

1999年，杂志改为半月刊，并成为彩色印刷的杂志。上半月刊的内容主要是记录女性的发展，讲述女人的故事，关心女性的心理和健康，其关键词是“成长、成功、快乐”。力图给读者精神力量和一种贴心的感觉。

2003、2005年，杂志荣获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

《中国妇女》 2004年7月刊

《中国妇女》杂志始终以推动中国妇女的解放、进步、发展为己任，有较浓厚的理性色彩，探讨每一历史阶段的妇女问题，维护妇女利益，反映妇女呼声，倡导妇女自强，促进妇女进步。它还大量宣传优秀的中国妇女人物，冲击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倡导男女平等，树立崭新的女性价值观念，显示中国妇女的社会责任、能力、才华和贡献。刊物还关心妇女生活，深入女性的婚姻家庭和内心世界，大量提供信息，对妇女就业、社交、婚姻、家庭、教育、健康等方面进行指导，不仅有思想深度，也有可读性，受到社会各界欢迎。

1984年6月29日，《中国妇女》杂志在1984年第6期上的第38页的“征婚启事”栏中刊登了两条征婚启事。其中一则这样写道“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房八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

与现在动不动就体健貌端、温柔贤惠等模棱两可的措辞相比，当时征婚者要务实诚恳得多。这也许跟当时登征婚广告还得到单位开证明不无关系。

《中国妇女》的征婚广告一登，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雪片般地飞来，未婚的大龄青年为了表示感谢还在信中违规夹寄钱物。紧接着的第7期登了8则征婚广吉，“征婚启事”也变成“鹊桥”并一直沿用至今。第9期《中国妇女》甚至办了“大龄青年婚姻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