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
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
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国语》是关于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杂记，也叫《春秋外传》。原来传说是春秋末期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并列为解说《春秋》的著作。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就是稍早于孔子的著名盲史官，他讲的历史得到过孔子的赞赏。盲史官讲述的史事被后人集录成书，叫做《语》，再按照国别区分，就是《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了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就有《国语》三篇，谈到了楚和晋的历史，这说明战国时此书就开始流传了。现版本的《国语》大概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汇。因为是口耳相传的零星记录，内容主要是口语，国别和年代的区分、排列没有严格标准。
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只有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属于西周早期。《郑语》只记载了桓公商讨东迁的史实，也还在春秋以前。《晋语》记录到智伯灭亡，到了战国初期。所以《国语》的内容不限于《春秋》，但确实记载了很多西周、春秋的重要事件。从传授渊源来看，可以认为是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的记录，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就从中吸取了很多史料。
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国语》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议，迄今未有定论。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辑了一本书，即《国语》。班固、李昂等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
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这类说法。晋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左传·哀十三年：正义》引中言：“《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左传》为西汉刘歆的伪作。
到了现代，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他们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证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时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齐桓公的论证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历史时间。《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周语3卷国语
·鲁语2卷
·齐语1卷
·晋语9卷
·郑语1卷
·楚语2卷
·吴语1卷
·越语2卷
全书共二十一卷每卷一章，其中目录引导一章，附录一章，全书共二十三章，精校版通过多本古藉参考校验，相对前期出版更完善
目录
◎ 目录详细
◎ 国语 卷 第一
◎ 国语 卷 第二
◎ 国语 卷 第三
◎ 国语 卷 第四
◎ 国语 卷 第五
◎ 国语 卷 第六
◎ 国语 卷 第七
◎ 国语 卷 第八
◎ 国语 卷 第九
◎ 国语 卷 第十
◎ 国语 卷 第十一
◎ 国语 卷 第十二
◎ 国语 卷 第十三
◎ 国语 卷 第十四
◎ 国语 卷 第十五
◎ 国语 卷 第十六
◎ 国语 卷 第十七
◎ 国语 卷 第十八
◎ 国语 卷 第十九
◎ 国语 卷 第二十
◎ 国语 卷 第二十一[1]
◎ 附录
《国语》·二十一卷（户部员外郎章铨家藏本）
吴韦昭注。昭字弘嗣，云阳人，官至中书仆射，《三国志》作韦曜。《裴松之注》谓为司马昭讳也。《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所说为近古。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迄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合。中有与《左传》未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牴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汉志》作二十一篇。其诸家所注，《隋志》虞翻、唐固本皆二十一卷，王肃本二十二卷，贾逵本二十卷，互有增减。盖偶然分并，非有异同。惟昭所注本，《隋志》作二十二卷，《唐志》作二十卷。而此本首尾完具，实二十一卷。诸家所传南北宋版，无不相同。知《隋志》误一字，《唐志》脱一字也。前有昭《自序》，称兼采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之注。今考所引郑说、虞说寥廖数条，惟贾、唐二家援据驳正为多。《序》又称凡所发正三百七事。今考注文之中，昭自立义者：《周语》凡服数一条、国子一条、虢文公一条、常棣一条、郑武庄一条、仲任一条、叔妘一条、郑伯南也一条、请隧一条、渎姓一条、楚子入陈一条、晋成公一条、共工一条、大钱一条、无射一条。《鲁语》朝聘一条、刻桷一条、命祀一条、郊禘一条、祖文宗武一条、官寮一条。《齐语》凡二十一乡一条、士乡十五一条、良人一条、使海於有蔽一条、八百乘一条、反胙一条、大路龙旂一条。《晋语》凡伯氏一条、不惧不得一条、聚居异情一条、贞之无报一条、辕田一条、二十五宗一条、少典一条、十月一条、嬴氏一条、观状一条、三德一条、上军一条、蒲城伯一条、三军一条、錞于一条、吕锜佐上军一条、新军一条、韩无忌一条、女乐一条、张老一条。《郑语》凡十数一条、亿事一条、秦景襄一条。《楚语》声子一条、懿戒一条、武丁作书一条、屏摄一条。《吴语》官帅一条、錞于一条、自亚刂一条、王总百执事一条、兄弟之国一条、来告一条、向檐一条。《越语》乘车一条、宰一条、德虐一条、解骨一条、重禄一条。不过六十七事。合以所正讹字、衍文、错简，亦不足三百七事之数。其传写有误，以六十为三百欤。《崇文总目》作三百十事，又“七”字转讹也。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周语》“昔我先世后稷”句，天圣本“先”下有“王”字；“左右免胄而下”句，天圣本“下”下有“拜”字，今本皆脱去。然所引注曰云云，与此本绝不相同，又不知何说也。此本为衍圣公孔传铎所刊。如《鲁语·公父文伯饮酒》一章，注中“此堵父词”四字，当在“将使鳖长”句下，而误入“遂出”二字下。小小舛讹，亦所不免。然较诸坊本则颇为精善。自郑众《解诂》以下，诸书并亡。《国语注》存於今者，惟昭为最古。黄震《日钞》尝称其简洁，而先儒旧训亦往往散见其中。如朱子注《论语》“无所取材”，毛奇龄诋其训“材”为“裁”，不见经传，改从郑康成“桴材”之说。而不知《郑语》“计亿事，材兆物”句，昭注曰：“计，算也。材，裁也。”已有此训。然则奇龄失之眉睫间矣。此亦见其多资考证也。
国语正义序
归安董增龄撰
《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艺文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汉儒之说彰矣。
注释
1. 太史公自序，参见《史记.卷一百三十》。
隋刘光伯、唐陆淳、柳宗元始有异议。摭拾异同，毛举细故，後人遂指《鲁语》“皇华五善”语，言“六德” 文，与《左》违。《内传》谓鲁哀公十七年“楚灭陈”、鲁哀二十二年“越灭吴”，《外传》谓吴既灭之後，尚有陈蔡之君，执玉朝越；黄池之会，《内传》先晋人，《外传》先吴人；《周语》自穆王至幽王，《郑语》独载桓武，而庄公以下无闻，皆《春秋》以前事，以傅会刘柳之说。
注释：
1.刘炫，字光伯，隋经学家，《隋书.儒林》有传。
2.陆淳，即陆质，《旧唐书》、《新唐书》有传：“陆质，吴郡人，本名淳，避宪宗（李纯）名改之。”
3. 摭，音质，拾也。
4. 毛举细故。《汉书.刑法志》：“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师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蒸人》即《烝民》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之诗曰：'肃肃王命，仲山父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父明之。'将，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诰命，则仲山父行之；邦国有不善之事，则仲山父明之。故引以为美，伤今不能然也。”师古曰：“ 毛举，言举毫毛之事，轻小之甚者。塞犹当也。”
5. 皇华五善。《鲁语》：“《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是五善也。
然宏嗣明言《国语》之作，其文不主於经，则固不必以经为限矣，至内外《传》同出一人，而文有异同，试以《史记》例之：《郑世家》以友为宣王庶弟，《年表》又以友为宣王母弟；黄池之会，《晋世家》谓长吴，《吴世家》又谓长晋。迁一人之说，其不同如此。至《内传》，则成十六年苗贲皇曰“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於王族”，襄二十六年声子述苗贲皇曰“吾乃四萃於其王族”，是左氏各承晋楚两史旧文，慎以阙疑，不敢参以臆断也；又成十六年“塞井夷灶”二语属之士匄，襄二十六年又属之苗贲皇。《内传》一书如此，又何疑《外传》、《内传》之有参差乎？班氏《艺文志》言《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外传》五十篇，《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外传》二十一篇，则作传者必有《外传》以曲畅其支派。《国语》之为《左氏外传》正同一例。《公》、《谷》二家外传已逸，安知彼之《外传》不与其《内传》亦有牴牾乎？故宏嗣断以为出左氏之手。
注释：
1. 宏嗣，即弘嗣，韦昭字弘嗣，避清高宗弘历讳。
2. 《内传》，《春秋左传》。
3. 《外传》，《国语》。
《内传》之出，献自北平侯张苍，《外传》不知何时始出。贾子《新书.礼容下篇》载单靖公、单襄公事，皆采《国语》，则《国语》之出，亦当在汉文帝之世。《儒林传》载贾生治《春秋左氏传》，今又兼述《国语》，则贾生亦以《内传》、《外传》之同出《左氏》也。班氏《艺文志》既载《国语》二十一篇，又载《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所分，则汉时《国语》有两本，今所传二十一篇与班《志》合。然《公羊疏》第六卷引《国语》曰“懿始受谮而烹哀公”，《公羊疏》第二十一卷引《国语》曰“专诸膳宰，僚嗜炙鱼，因进鱼而刺之”，《史记?夏本纪》裴駰《集解》引《国语》曰“敷浅原，一名博阳山，在豫章”，《水经·河水》注引《国语》曰“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蹋，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水经·瓠子河》注引《国语》曰“曹沫挟匕首劫齐桓公返遂邑”，《史记·补三皇本纪》索隐引《国语》曰“伏羲风姓”，《夏本纪》正义引《国语》曰“满於巢湖”，《邹鲁列传》索隐引《国语》曰“楚人卞和得玉璞”，《礼·祭法》疏引《国语》曰“神农之子名柱，作农官，因名农”，《文选·东京赋》注引《国语》曰“分鲁公以少帛綪茷”，《文选》卢谌《赠刘琨诗》注引《国语》曰“齐大夫子高适鲁，见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也。’”今本皆无之，则逸者不少矣。然裴駰引“敷浅原”一条，郦道元引“华岳”一条，《文选》注引“子高”一条，其文与《国语》绝不类，议者疑之。《齐语》一篇皆《管子·小匡篇》之辞，《管子》远出《左氏》之前，必不预知《国语》之文而袭之，窃疑《齐语》全亡，而後人采《小匡》以补之与？说者又谓《越语》下卷，疑非《国语》本文，其与他卷不类。又《国语》敍事，虽不尽有年月，然未尝越次，今上卷已书越灭吴，下卷复从句践即位三年起，他国无此例。《内传》无范蠡姓名，《外传》止《吴语》一见，在五大夫之列，旅进旅退而已，至此卷乃专载蠡策，若灭吴之事，蠡独任之者，殊非事实。《艺文志·兵权谋》有《范蠡》二篇，此殆其一，但搀入当在刘向以前。龄案：孔晁本二十卷，则第二十一卷，孔博士已不信其《国语》真文矣。宋公序《补音》本及天圣本两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补音》本。今兼收二家之长，而用《补音》本者十之七八云。为之注者，有汉郑众、贾逵，魏王肃，吴虞翻、唐固、韦昭，晋孔晁七家。今唯韦解尚存，然已间有逸者，如《禹贡》疏引韦解云“以文武侯卫为安王宾之，因以为名”，《文选?东京赋》注引韦解云“綪茷，大赤也”，今本皆无之。郑注则他书徵引者仅有数条。其馀四家贾、王、虞、唐除韦所引外，则《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诗》疏、《周礼》疏、《春秋左传》疏、《公羊》疏徵引为多。孔出韦後，亦见於诸疏及《史记》注。今皆采掇，以补宏嗣之义。
《韦解》孤行天壤间，已千五百馀年，未有为之疏者。窃意许叔重、郑康成两君，为汉儒宗主，自三国分疆，而儒学为之一变，宏嗣生於江南扰攘之秋，抱阙守残，视东汉诸儒已非其时矣，其所解固援经义，而与许郑诸君，有未翕合者，依文顺释，义有难安，况墨守一家之说，殊非实事求是之心，用是采撷诸经旧说，间下己意，非求争胜于青蓝，不敢面谀夫鹿马。检杨氏《谷梁正义》间与范氏之注语具抑扬，则知疏不破注之例，古人亦所不拘。今铨释韦解之外，仍援许郑诸君旧诂，备载其後，以俟辨章。譬导水而穷其源，非落叶而离其根也。韦解体崇简洁，多阙而不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及应劭、如淳、晋灼、蘇林、颜师古等家《汉书》注、章怀太子《後汉书》注，凡于马、班正文采取《国语》者，各有发挥，或与韦解两歧，或与韦解符合，同者可助其证佐，异者宜博其旨归，并采兼收以汇古义。錞鼓不同音，而皆悦耳；荼火不同色，而皆美观也。国邑、水道，以《汉.地理志》、《後汉.续郡国志》为主，而参以《水经注》、《元和郡县志》、杜氏《通典》诸家，并列我朝所定府厅州县之名，庶览者瞭然。至於宫室器皿衣裳之制度，则孔贾诸疏具存，止撷简要，不事详叙。唯是赋性颛愚，疏於搜讨，况草茅孤陋，既不获窥秘府鸿章，广资闻见，又不获交四方硕彦，共得切磋，固蔽是虞，未敢自信。今年逾四十，平日所闻于师友者，恐渐遗忘，是以就已撰集者，写录成编。奋螳蜋之臂，未克当车；矢精卫之诚，不忘填海。岁在阏逢阉茂，始具简编。时经五稔，草创初成。勉出所业，就正君子。倘披其榛芜，匡其缪误，俾得自知其非，庶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责，则重拜大贶，感且不朽矣！
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这是不能说服人的。唐人柳宗元曾写《非〈国语〉》一文，他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并说《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其实，柳宗元列举的非难之词，从文学的角度看，正是对《国语》应该肯定、赞美之处。我们看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取得暂时和平之后，如何忍辱负重，蓄积力量，准备复国，作品写得何等生动传神：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娩）者以告，公毉守之。生文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官其子。其达士，絜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也，无不歠也，必问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国之父兄请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勾践辞曰：“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这种“十年生聚”的情景描写得何等生动、深刻。重民如此，焉有不胜之理！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
《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有所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 《国语》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又《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所载朝聘﹑飨宴﹑辩诘﹑应对之辞。有些部分写得较精练﹑真切。 由于原始史料的来源不同，《国语》本身的文风不很统一，诚如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语》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人左丘明所作，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内容，保存了不少先秦时期的历史传说、政治制度和宗教祭祀方面的材料。一定程度上，《国语》资料来源复杂，八《语》思想内容特点，故《国语》研究不应拘泥于文体学条框。利用传统考据和历史文献学的方法，逐一考察《国语》的成书、内容、思想、文体、文学成就等问题，从而揭示《国语》所兼有的历史、文学、经学、政教的多重问题。[2]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语》的研究虽有充分的重视，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著作还略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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