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

蒙藏佛教将修行有成就、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称为“朱依古”（藏语）或“呼毕勒罕”（蒙语）。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转世者”或叫“化身”。“活佛”乃是汉族地区的人对他们习俗的称呼，这可能与明朝皇帝封当时西藏地方掌政的噶举派法王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清朝皇帝给达赖的封号...

蒙藏佛教将修行有成就、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称为“朱依古”（藏语）或“呼毕勒罕”（蒙语）。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转世者”或叫“化身”。“活佛”乃是汉族地区的人对他们习俗的称呼，这可能与明朝皇帝封当时西藏地方掌政的噶举派法王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清朝皇帝给达赖的封号也沿用了这一头衔多少有些关系，这种封号和称号在佛教教义上都是说不通的。其实蒙藏佛教中并没有“活佛”这个名词。

班禅、达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系统，西藏佛教界认为，达赖是“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月巴墨佛”即阿弥陀佛的化身。

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始于公元1578年。这一年蒙古阿勒坦汗赠给格鲁派的哲蚌寺寺主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西藏历史上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呼。“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大师”。经清朝顺治皇帝于公元1653年的册封，达赖喇嘛这一封号就成为达赖系统的专用名称。

班禅这个称号，始于公元1645年。这一年蒙古固始汗赠给格鲁派扎什伦布寺寺主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称。“班”是梵文“班智达”（即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意为“大”，二字合起来意为“大师”。公元1713年，清朝康熙皇帝册封班禅时的正式封号是“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从此，班禅这一封号就成为班禅系统的专用名称。^[1] 

1、藏传佛教两大宗教领袖。即达赖喇嘛（一级活佛）、班禅额尔德尼（一级活佛）。（按：有人会问，达赖、班禅谁更大？在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地区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制度，达赖和班禅不仅是宗教领袖，而且是世俗地方政权的领袖。达赖管理的地区是前藏，班禅管理的地区是后藏。他们之间互不统属，管理的地区也不同，不存在谁大谁小。参见《朱越利做客人民网谈藏传佛教和活佛转世》等文章）。

2、藏传佛教四大活佛。

即清代主管前藏政教的达赖喇嘛（一级活佛）、主管后藏政教的班禅额尔德尼（一级活佛）、主管外蒙古藏传佛教的哲布尊丹巴（准一级活佛）、主管内蒙古藏传佛教的章嘉呼图克图（准一级活佛，清代、民国均封为大国师）。其中，宗教地位上，达赖、班禅要高于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图克图。

3、藏传佛教八大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思为圣者，是藏传佛教最高等级的活佛名号，当然，低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据《理藩院则例》卷五十六载，列入该册的蒙、藏内外呼图克图共160人，其中以8人是除达赖、班禅外最大的活佛，被人们称为“八大呼图克图”：

（1）四大活佛中的哲布尊丹巴（准一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准一级活佛）。（2）西藏四大林活佛：即热振呼图克图、策墨林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在清代，他们在达赖喇嘛年幼时，有资格出任西藏摄政王。他们担任摄政期间，可视为准一级活佛，未担任摄政时，为二级活佛。

（2）六大寺中的寺主活佛：因为拉萨三大寺寺主为达赖喇嘛，扎什伦布寺寺主为班禅额尔德尼，所以该级实际仅2人，即塔尔寺寺主阿嘉呼图克图（二级活佛）、拉卜愣寺寺主嘉木样呼图克图（准一级或二级活佛）。嘉木样活佛统管拉卜愣寺以及其100多座属寺，是除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帕巴拉活佛以外，又一实际建立政教合一的大活佛，民国时期，被封为辅国禅师的，仅嘉木样和当时担任西藏摄政的热振活佛，综合考虑其地位应稍高于二级活佛。

4、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依据《钦定理藩部则例》等有关文献记载,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包括章嘉、噶勒丹锡哷图（现称赛赤活佛）、敏珠尔、济隆、那木喀、阿嘉、拉果、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等8位。也有文献记载为章嘉、噶勒丹锡哷图（现称赛赤活佛）、敏珠尔、拉果、察罕达尔汗、洞阔尔、阿移动图片嘉、土观等8位。考虑到实际驻京大呼图克图不仅8位，且历史上有所轮换，故“八大”应为虚指，实际人数在10人左右。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藏传佛教八大呼图克图中的章嘉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也在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名单中，所以，在清代，驻京大呼图克图，都是除达赖、班禅外最大的活佛（至少为二级活佛）。但随着清王朝覆灭，部分活佛地位已有下降。

5、与呼图克图（准一级活佛至三级活佛）比肩或稍低的，是“诺门罕”（法王）级（二级活佛至三级活佛）的活佛。再下有措钦活佛（措钦为寺庙大殿，即法座设置在大经堂的活佛）、扎仓活佛（扎仓意

6、教派教主。众所周知，藏传佛教教派众多，主要有格鲁派（主流，又称黄教，达赖、班禅均属该派）、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各教派的教主，也是地位很高的大活佛（二级至四级活佛）。

（1）格鲁派（黄教）。因该派以甘丹寺为祖寺、祖师宗喀巴亲任甘丹赤巴（即甘丹寺主持），所以甘丹赤巴是黄教教主（二级活佛，无政治权力，由学识出众的黄教高僧担任，任期7年）。因为是黄教教主，有资格主持各教派参加的拉萨传召大法会。大法会上，达赖、班禅也应该向甘丹赤巴致意。甘丹赤巴是在旧西藏4个可以拥有国王依仗的大活佛之一，其他3人分别为达赖、班禅、萨迦天津法王。但是，由于达赖、班禅分别实施政教合一，人们对甘丹赤巴的推崇，仅仅是学识上的。故而，历史上以甘丹寺巴(包括卸任者)出任达赖、班禅的经师者不在少数。

（2）萨迦派（花教）。该派教主元代称大宝法王（当时西藏最高宗教领袖）、明代称大乘法王（三大法王之二），清代以后称萨迦法王（二级活佛，无政治权力，因为血统高贵，宗教上可归为准一级活佛），采取血脉传承，由度母宫、圆满宫两宫的长子依次担任最高教主，故称萨迦上下法座，其中萨迦天津法王地位高于萨迦达钦法王。萨迦天津法王在旧西藏4个可以拥有国王依仗的大活佛之一，其他3人分别为达赖、班禅、甘丹赤巴。

（3）噶举派（白教）。该派支流众多，每个支流都有其教主。影响较大的有2个：一是黑帽法王噶玛巴，明代至今也称大宝法王（明代地位最尊，清代黄教政教合一后，降为三级活佛，新中国地位有所提升，待遇高于一般的二级活佛；一是红帽法王沙玛巴，清乾隆时期因叛国被乾隆下令“剥黄正法”、禁止转世，已绝。

（4）宁玛派（红教）。传统上没有教主。近以该派三大主寺之一敏竹林寺的主持为法王，称敏林赤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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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古”

活佛，是藏文(sprul-sku)的音译，意为“化身”，这是根据大乘佛教法身、报身、化身三身之说而命名的。蒙文里读“阿米都 宝日汗”，意为“在世活佛”，藏传佛教认为，法身不显，报身时隐时显，而化身则随机显现。所以，一个有成就的正觉者，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各地“利济众生”；当他圆寂后，可以有若干个“化身”。换句话说，在这种佛教理论的指导下，藏传佛教对于十地菩萨为普渡众生而变现之色身，最终在人间找到了依托之物，即“转生或转世之活佛”。故“珠古”(即化身)是多种称谓中最能表达“活佛”所蕴含的深奥义理和精神境界的唯一准确、全面的称谓，因而是“活佛”的正统称谓。

“喇嘛”，是藏文(bla-ma)的音译，该词最初是从梵文(gu-ru，固茹)两字义译过来的，其本意为“上师”；然而在藏文中还含有“至高无上者或至尊导师”的意义。因此，后来随着活佛制度的形成，“喇嘛”这一尊称又逐渐成为“活佛”的另一重要称谓，以表示活佛是引导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导师”或“上师”。

“阿拉”，是藏文(A-lags)的音译，该词在字面上看，没有实际的意义，是一种表达恭敬的语气词；自从成为“活佛”的别称之后，该词就有了实际的意思。在不少藏族地区尤其是安多藏区以“阿拉”一词来尊称活佛，并成为活佛的专用名称，从而完全代替了活佛的另外两种重要称谓，即“珠古”和“喇嘛”。因此，“阿拉”一词已蕴含一种引导信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殊胜意义。

“仁波切”，是藏文(rin-po-che)的音译，意指“珍宝”或“宝贝”。这是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对活佛敬赠的最亲切、最为推崇的一种尊称。广大藏族信徒在拜见或谈论某活佛时，一般称“仁波切”活佛

蒙藏佛教对修行有成就、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称为“朱毕古”(藏语)或“呼毕勒罕”(蒙语)。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转世者”或叫“化身”。“活佛”乃是汉族地区的人对他们习俗的称呼，这可能与明朝皇帝封当时西藏地方掌政的噶举派法王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清朝皇帝给达赖的封号也沿用了这一头衔多少有些关系，这种封号和称号在佛教教义上都是说不通的。其实蒙藏佛教中并没有“活佛”这个名词。^[3] 

活佛转世制度是西藏宗教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灵魂转世说为根据，为解决宗教首领继承问题而产生的宗教制度。它初创于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噶玛支派。该支派的首领都松钦巴公元1193年逝世时，遗嘱弟子“将转世再来”。弟子们认定噶玛拔希为其师的转世灵童，经寺庙10年培养，正式以该派首领身份活动，成为西藏第一位转世活佛。

格鲁派（黄教）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始于16世纪中叶，公元1542年，格鲁派的哲蚌寺寺主根敦嘉措逝世，哲蚌寺正式寻找他的转世灵童，并于1544年认定堆垅这个地方的贵族子弟索南嘉措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

公元1546年，年仅4岁的索南嘉措被迎接到哲蚌寺接替根敦嘉措的法位。公元1578年，蒙古俺答汗赠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尊号后，格鲁派（黄教）追认宗喀巴的弟子中年纪最小、创建并担任扎什伦布寺寺主的根敦珠巴为一世达赖，追认曾任哲蚌寺寺主的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而索南嘉措便成为三世达赖，达赖活佛系统从此建立，相传至今的是十四世。在历世达赖喇嘛中，除四世达赖是蒙古族、六世达赖是门巴族外，其余都是藏族。

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始于罗桑曲结，罗桑曲结是四世和五世达赖喇嘛的师父，公元1645年他被蒙古固始汗赠以“班禅”的尊号后，格鲁派（黄教）确认他为四世班禅，追认宗喀巴的门徒克主杰为一世班禅，索南却朗为二世班禅，罗桑顿珠为三世班禅。

从四世班禅起，历世班禅都以扎什伦布寺为母寺。相传至今的是十一世。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转世有其传统程序，前世生前有关转世的预言、逝世前后的异常现象的征兆、护法神师的神谕，是寻访灵童的主要依据。如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方，且由拉萨至东北方向天空出现异样彩云，故预示了转世灵童诞生的方域。后在加查县群科加寺圣母湖观看神谕，湖中幻影显示的景象是：一条道路的将尽处有一户农家，其门前有巨柳一株，柳树旁有一匹白马，一位妇女抱着小孩立于树下。活佛们就是按这些征兆和景象寻访到十四世达赖的。

寻找要秘密进行，被选派的有声望的活佛或近侍弟子，在闭关静修后，化装分赴各地去寻访灵童。对初选的候选灵童要进行遗物验证，即将前世常用的法器或其他用品，与同样的物品放在一起，让候选儿童从中认拿前世遗物，依认辨的准确程度对之筛选淘汰。鉴于以往寻访转灵童易为少数人所左右，往往造成僵局和纠纷的弊端，从清朝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又设立了金瓶掣签。

其程序是：将经过遗物验证筛选出的数名候选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各写在名签牌上，用纸包好后放入金瓶内，焚香诵经7日之后再当众抽出的一名，即被定为正式灵童。正式灵童的批准后，要为转世灵童举办盛大的坐床典礼，即转世灵童依法升登前世的法床，正式继承前世的法统。自此以后，灵童即以新的一世达赖或班禅的身份开始宗教活动，接受信徒朝拜。

一般男性活佛的下一任还是男性，女性活佛的下一任还是女性，也有出现例外，历史记载过男活佛可以转世为女活佛，女活佛也可以转世为男活佛。是特殊的情况。根据国家宗教管理法规，2007年9月1日出台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办法》共14条包括立法目的转世原则转世条件、审批程序佛教团体职责违法处罚等。《办法》规定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

宗教事务局网站的数据则显示中国现有藏语系佛教寺院3000余座，活佛1700余人。

一般活佛地位最低，来源很多，如通过考试格西学位获得活佛称号，一些世俗贵族为获得活佛头衔以重金捐买。解放前青海佑宁寺就有这样的活佛近百名，塔尔寺有六七十名。他们在清代不入册可以随时增减可以转世也可以停止转世。

达赖和班禅是西藏黄教领袖宗喀巴的两大传承弟子， 后来形成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

十世班禅

“圣”在佛教中表示超出凡间；“识一切”是普遍通晓之意，认为是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意为执金刚，是在密宗方面有最高成就的人的称号；“达赖”是蒙语“大海”；“喇嘛”是藏语“大师”。

合起来说，就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个尊号仅是蒙藏代表人物私人之间的互赠，尚不具有政治及法律意义。当时，俺答汗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他本人也向明朝宰相张居正致函，要求朝廷给他赐封。不久，明朝万历皇帝降旨，赐给他的封文中就有“达赖”的字样。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称号之始，为三世达赖喇嘛。前两世为后人追认。由此往前追溯，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根敦嘉措为二世。

1653年(清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应清帝之邀来到北京。顺治皇帝沿用了俺答汗对三世达赖的尊号，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金印(金印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活佛

1751年，清朝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又令七世达赖喇嘛掌管地方政权，开始政教合一。1959年流亡在印度的是第十四世达赖。

班禅的称号始于1645年，当时控制西藏实权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称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是梵文“班智达”，汉语意为“学者”；“禅”是藏语“钦波”，汉语意为“大”，合起来是“大学者”的意思。“博克多”则是蒙语，指有智有勇的英雄人物。固始汗令罗桑确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他管辖，称为四世班禅(前三世为后人追认)。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

171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称为班禅五世。从此，确立了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

达赖和班禅两个喇嘛系统均采用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达赖系统转世制始于三世达赖。班禅系统转世制始于四世班禅。除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外，一些大的寺院也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和地点，然后再派人沿着一定方向寻找被认为是活佛化身的“转世灵童”。有时找来的“灵童”不止一个，会出现纠纷和争执，因此清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特颁发两个金瓶，一置北京雍和宫，一置拉萨大昭寺。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置于金瓶中，由理藩院尚书在雍和宫或由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来确定“灵童”，然后经过“坐床”仪式，便正式成为“转世活佛”。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虽然不同，但达赖和班禅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互为师徒，关系颇为密切。班禅方面：一世班禅为一世达赖之师；四世班禅为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班禅为六世、七世达赖之师；六世班禅为八世达赖之师；七世班禅为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为十三世达赖之师。达赖方面：五世达赖为五世班禅之师；七世达赖为六世班禅之师；八世达赖为七世班禅之师；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之师。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1938年冬，在青海寻访到“灵童”，被认为是达赖转世的化身。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继承职位的仪式“坐床典礼”。

达赖转世的认定，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

1． 观察达赖圆寂时面向，了解有什么遗言或暗示。2．请在世的班禅问卜，判断转世方向。

3．召集摄政和僧俗要员，让专职降神的乃均、曲均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4．请山南桑耶寺的降神喇嘛曲将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5．派大德高僧到拉萨东部的曲科甲圣湖观察转世地方的地貌特征显影。先向湖中抛撒哈达、宝瓶药物等，然后择地诵经祈祷，静观湖面显现幻影，最后描绘出转世地的环境和特征。

6．摄政将卜征和湖上显征绘成图，派出许多大德高僧分几路前往确定的方位分头寻找。

7．在卜算方位发现与卜征和达赖圆寂大致同时出生的男孩后，先观察其长相与动作，然后将达赖生前用过的物品与其它杂物混摆在小孩面前任其抓拿，并进行智力测试，看其有无"灵异"现象。

8．如小孩表现“灵异”，又抓拿达赖用过的物品，选灵童的人便嘱咐其家人要认真照看小孩，不让外人接触。同时回去向摄政等汇报。

9．摄政择吉日邀请三大寺活佛和僧俗官员一起，再请乃均、曲均降神，如无误，则报告驻藏大臣，征求中央王朝的意见，并准备迎接。

10．由侍候达赖的“三大堪布”和官员、军队组成庞大的迎接队伍，前往接请“灵童”，连其家人一同接到拉萨。

11．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就直接请驻藏大臣报请中央，请予免去“掣签”而直接册封。如果有多名“灵童”，那就要召集摄政和大活佛、高僧及官员到大昭寺，由驻藏大臣亲自主持“金瓶掣签”活动，将写有各“灵童”姓名的签放入瓶内摇后当众掣出，定夺达赖转世。定为转世者，其家人被封为贵族。落选者也有较好的安排。12．被确定的“灵童”直接送至公塘寺或哲蚌寺学习经典。

13．由班禅亲自为达赖转世者剃发受戒取法名，并亲自教育转世灵童一段时间。

14．在中央王朝册封令下达后，择定吉期，由摄政、驻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员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牌位献哈达，再进内朝拜释迦牟尼佛像。

15．向布达拉宫进发，在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仪式后，新的达赖正式确定，开始使用达赖的金印、权力。

藏传佛教活佛按地位，自低至高大概分为扎仓活佛（主持僧院），措钦活佛（有资格在大法殿有法座），寺庙法台，寺主活佛，诺门罕（法王，拥有政教两方面的权利），呼图克图（圣者，中央册封的大活佛）。当然，达赖、班禅地位更在呼图克图之上。在西藏，呼图克图数目也不少，但其中地位最高的，是“四大林”呼图克图，即丹吉林第穆呼图克图、锡德林热振呼图克图、功德林济隆呼图克图、策墨林呼图克图，他们在达赖年幼时，有资格出任摄政王等高官。^[4]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支派的最为独特的方面之一。活佛转世的空没、玄妙，增加了藏传佛教的神秘色彩。

按照佛教教义的说法，一个活佛的圆寂，不过是灵魂的转移，化身为另一肉体的人而已。化身随机体显现，所以必有灵童转世。

活佛生生不息地沿袭下来，是由转世制度维系的。世世相接，永垂无疆。活佛转世制度创立于公元十三世纪。最早起源于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派。噶举派注重隐居生活，注意修行。西康僧人都松钦巴对噶举派学说有独到的见解，并建立了自己的寺院广授学徒创立一派一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公元1333年，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代

从此，活佛转世制度开始出现。藏传佛教各派竞相仿效。十五世纪后，在藏区具有广泛影响的格鲁派（黄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效仿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所采用的转世制度。

活佛的佛位，有高低大小之分。藏传佛教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最高活佛。

达赖，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藏语意为上人或上师。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格鲁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迎请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后世弟子索南嘉措到哲蚌寺继任寺主职位。习惯上，一般把四岁的索南嘉措进入哲蚌寺的时间作为格鲁派寺院集团形成的标志。明万

达赖和班禅，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他们的转世，是藏传佛教界的重大事件，为世人所瞩目。

达赖、班禅之下，还有分驻各地、在其驻地代理达赖喇嘛管理教务之权的各大寺寺主，称作“呼图克图”藏语“朱必古”的蒙语音译，意为化身）。呼图克图人数不定。依民主改革前的一般惯例，呼图克图不仅掌有教权，而且掌握政权，尤是藏族地区的呼图克图，均为政教两权并掌。而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其他民族，比如蒙古，情况就不一样了，如在内蒙古地区呼图克图一般仅掌握教权，而政权则另掌握在各盟旗王公们手中。呼图克图，无形中依其政教之势力，也有了大小区别。呼图克图中较著名的有在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转世活佛——章嘉呼图克图；安多藏区的嘉木样呼图克图；西康藏区的帕巴拉大活佛等等。

在呼图克图之下，还有在各寺院具有高级佛位的高僧。称作“呼毕勒罕”（意：转生者）的，也都按惯例能够转生。

前世活佛转世；

因学识渊博，修炼达到很高程度而被上一级活佛确认为活佛；

因对本寺政教事务作出卓越贡献而被僧俗群众要求转世的；

也有些活佛因在世时失去威望或因寺院经济力量衰败、因战争或政治形势变化等因素而中断或不再转世的。

这样发展的结果，转世者的数目难以预测。仅安多藏区，一九五八年前就有活佛一千五百五十余名。札什伦布寺一个寺可转世的活佛也有数十名。而拉卜楞寺院到一九四九年底，大小活佛竟达近百名。

活佛转世礼制，不同于封建世袭和铁券继承制，而是有其独特的神秘方式。在灵童的确认方面，可以说机会是均等的。凡信奉佛教家庭出生的儿童，不论民族，不论贫富，不论男孩、女孩，凡符合选拔条件的均可入选灵童。在历世达赖喇嘛中，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是出生于蒙古族贵族家庭的蒙古族喇嘛；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则是门巴族人。而在至今前后共十四世达赖喇嘛中，其中有五位达赖出生于普通农、牧民家庭。在藏传佛教中也有女活佛。西藏桑定寺的寺主就是女活佛。她属下却都是比丘。女活佛桑定·多吉帕姆在藏传佛教噶举派中地位极高。另外建在安多地区著名的佛教修行地——甘加白石崖的寺院，其寺主也是女活佛——贡日仓。从前，白石崖寺大小政教事务都由她主持。

灵童转世礼制是为避免传承争夺、为防止教区和寺院的权力垄断在活佛

灵童转世礼制含有偶像崇拜的神秘性，必须适于佛法预示的条件。

当前世活佛圆寂时，如果已预示到自己转世灵童的征兆、出生方向地点等，那么就按前世活佛预示的征兆，经寺院有地位的寺主、大堪布等降神抽签算卦，如占卜结果与前世活佛的预示相一致，那么便可根据降神指点的方向去寻找。

但对于有影响的大寺院寺主活佛的转世，则须向达赖或班禅大师直接请教，由他们预测灵童是否已出世，出世灵童所在的方向、年龄、属相如何。

在寻访灵童的方向、生辰八字确定之后，按照惯例还要探求灵童产生的具体地点和产生家庭的某些特征、父母姓名以及灵童诞生必有的奇异征兆。探求的方法则是向乃均之类降神占卜或是圣湖看显影。如若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则必须去拉萨东南方向五日程的海子——拉库南措湖（藏名“古今鉴”，圣母湖）去看显影。仪式由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三大寺活佛、僧官参加。大堪布先向湖中抛洒哈达、宝瓶药料等物品，并在湖畔诵经祈祷，然后向湖内观看灵童转生地方的地形、村庄等特征幻景。又将看到的影象详细地记录在图上，以此作为活佛转生地的根据。

在圣母湖看过显影后，就可按卜卦的方向和圣母湖的显影寻觅灵童了。如果在此方向上确有与卜卦出的环境相符的地方，便可继续寻找符合征兆的灵童、但有时往往并非那么顺利，有时一位活佛的转世灵童需经几路寻访数年，方能被确定证实下来。

在寻访的方向地点上若确有与神的昭示相符合的家庭和儿童，寻访者要立即回报寺院。寺院遂派大堪布等人前往详细考察。他们要向村人和儿童父母子解婴儿的诞生的过程，仔细观察婴儿相貌、动作、机敏情况和身体健康状况。这实际上象是个优选儿童的过程。对于灵童考察的情况和过程，都要据实向寺院报告。

在考察满意之后，还要取出前世活佛用过的遗物数件，放置在婴儿面前，看婴儿是否拿取前世活佛用过之物。按照黄教的规矩，婴儿如果取了，就证明正是前世活佛的转生，遂将此情况向上级大活佛或达赖、班禅直接报告，获得认可后，才能认定灵童是真活佛的转生。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同时觅得条件相似的几名婴儿，这时就要通过抽签、抓面丸或金瓶掣签来确定。

为减少在寻访灵童过程中的流弊，避免在灵童寻访问题上受少数人所左右，造成僵局和纠纷，清乾隆年间，清朝廷曾三次下诏谕，在不改变活佛转世制度的前提下，由驻藏大臣监督，三大寺主要活佛主持，高僧及地方官员参加共同金瓶掣签，保持公道，防止舞弊。并特赐一金瓶用以对达赖、班禅以及西藏、青海、西康等地的活佛转世灵童的确认，此瓶保存在拉萨。同时在北京雍和宫也保存有一个清廷所赐金瓶，雍和宫保存的金瓶是为判断蒙古地区呼图克图灵童而用的。

《金瓶掣签》制度明确规定：凡寻找达赖、班禅转世灵童时，必须邀集四大护法王、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认定仪式。仪式中，将所寻访到的数名灵童的名字、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象牙作的签牌上，呈给达赖（或班禅）、摄政、佛师、驻藏大臣等过目。然后由秘书用纸将牙签包好，投入金瓶内，由活佛达赖（或班禅）同全体喇嘛一同诵《金瓶经》。念经完毕，由驻藏大臣起立向东磕头，然后打开金著，在瓶内搅三匝，用金箸箝出纸包，打开来看，牙签上的名字就可确定为转世灵童。

假如寻访到的灵童仅此一名，也须将这一儿童名字写在签牌上，和另一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入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到的儿童是大活佛的转生，而要另外寻找。

灵童一但择定，其父亲按惯例封为公爵，划分财产、庄园、牛羊。灵童便迎入寺院抚养、训练。从此灵童就在全封闭的佛教氛围中成长起来，不受凡尘污染。

被迎进寺院的灵童，要由高僧为其剪发、换僧衣，并给灵童授戒取法名。授戒取法名后，寺院还要为灵童剃度取名举行盛大庆典。待选定良辰吉日，便举行坐床仪式。

活佛坐床后，按过去旧例，正式启用前辈活佛的大印，并开始学习佛学显、密经典。此后，小活佛便在严格的佛教戒律下，习经修炼，直到学业合格圆满，到一定年龄即可正式主持教务。

近人多好立异，不肯做老实功夫，故有学禅宗、相宗、密宗者，此三法门均不可思议，然均属自力。密宗虽有现身成佛之义，而现身成者，究有几人？莫道学密之人不能现身成佛，即传密宗之“活佛”也不是现身成佛之人。（复韩宗明张宗善二居士书）

因为如果真是即身成佛的，自然就能像释迦佛那样的，能说各种方言，一音说法，亦能令一切众生皆能会得。何以西藏的“活佛”，中国的语言[1]，他就不懂呢？如此一件小事，就可证明他不是即身成佛了。（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1]中国的语言：指国语，亦即汉语。

密宗“现身成佛”或云“即生成佛”，此与禅宗“见性成佛”之话相同，皆称其工夫湛深之谓，不可认做真能现身成佛。须知现身成佛，唯释迦牟尼佛一人也，此外即古佛示现，亦无现身成佛之事。无知之人，每每错认，其失大矣。（复周志诚居士书一）

现身成佛与宗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语大同，仍须断惑，方能证真，方可了生脱死。若谓现生即已三惑[1]净尽，二死[2]永亡，安住寂光，了无事事，则为邪说，为魔话。彼嫌净土偏小迟钝，让彼修圆大直捷之法，现身成佛去。吾人但依净土言教以修，彼此各不相妨。（复温光熹居士书一）

[1] 三惑：即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

[2] 二死：即分短生死、变易生死。

还有密宗即身成佛的话，纵然听起来，是如此动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如此快便。即身成佛的意义，是说密宗工夫，修到成功的时候，现身就可成道。然而这样成道，不过是了生死而已，勉强说做成佛，或亦可以。如果是真的当做成了五住究尽，二死永亡的佛，那就大错特错了。（下略）

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人是即身成佛。再要到了弥勒佛下生的时候，才可算又是一尊即身成佛的佛。在这个释迦灭后，弥勒未来的中间，要再觅个即身成佛的，无论如何，亦是不可得的。即使释尊重来应世，亦无示现即身成佛的道理。（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祈专志净宗，勿被密宗现身成佛之语所动。现身成佛，乃理性，非事实。若认做事实，则西藏、东洋之佛，不胜其多。（复黄智海居士书）

密宗提倡即身成佛，乃以了生死为成佛。一班无知之人，便认做成福慧圆满之佛，则是以松栽[1]为栋梁，其材可以为栋梁，非现在即可为栋梁也。（复石金华居士书）

[1]松栽：栽，即秧子，可以移植的植物的幼苗。松栽即松树苗。

以上摘自印光大师《佛法修行止偏法要》^[5-6]   

人间活佛济公——古往今来，名人如恒河沙数。然而能为东西方世界雅俗共赏者，陈帅佛认为首先要推中国的活佛济公了。济公（1130-1209），原名李修缘，出生于天台永宁村，是南宋禅宗高僧，法名道济。他的高祖李遵勖是宋太宗驸马、镇国军节度使。李家世代信佛。父亲李茂春和母亲王氏住在天台北门外永宁村。李茂春年近四旬，膝下无嗣，虔诚拜佛终求得子。济公出生后，国清寺住持为他取俗名修元，从此与佛门结下了深缘。

他虽是临海都尉李文的远孙，却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劣习。少年时就读于村北赤城山瑞霞洞，受到释道二教的薰染。父母双亡以后，他先是进国清寺拜法空一本为师，，在当过国清寺住持的高僧瞎堂慧远的门下，受具足戒，取名道济，嗣其法衣接着又参访祗园寺道清、观音寺道净，最后投奔杭州灵隐寺。

有关济公的故事传说，在南宋时代即已开始流传。先是凡俗神童李修元或是得道高僧道济的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片断故事在民间耳闻口传，后来通过说书人的话本说唱，内容逐渐丰富。在济公故乡天台一带流传的多是他的出世、童年生活、戏佞、惩恶、扶困济贫的故事，其中如“济公出世”、“小济公芥菜叶泼水救净寺”、“利济桥”、“棒打寿联”、“赭溪救童”、“修元出家”等广为流传。而在杭嘉湖一带流传的故事内容更为广泛，这是因为那里是济公出家后的主要生活和活动场所，其活佛

济公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既“颠”且“济”，他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等种种美德，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人们怀念他、神化他。神化就从他的出世开始。《西域志》载：“天台山石梁桥古方广寺，五百罗汉之所住持，其灵异事迹往往称著。”而济公诞生时正好碰上国清寺罗汉堂里的第十七尊罗汉（即降龙罗汉）突然倾倒，于是人们便把济公说成是罗汉投胎。黎民盼望救星，社会呼唤英雄，当人民十分需要圣贤的时候，高僧就成了“活佛”，凡人道济成为历代供奉祭祀的神灵，其成佛后的尊号长达28个字：“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罗汉阿那尊者神功广济先师三元赞化天尊”，集佛道儒于一身，堪称神化之极致。这也就说明济公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人民心中的“活佛”，反映出济公形象的广泛亲和力。和那种正义的化身！

济公性狂而疏、介而洁，不同凡响。有与他同时代的诗僧居简及其诗文选集《北涧集》为其作证。居简是济公的师侄，在游览赤城山时把山上的一块摩崖称作“书记岩”。济公圆寂后，居简写了一篇《湖隐方圆叟舍利塔铭》，这“湖隐”、“方圆叟”都是济公的别号。济公身为禅宗高僧，撰有《镌峰语录》10卷，还有很多诗作。他跟唐代隐士寒山、丰干、拾得（即“三贤”）一样，既受到佛教禅宗的熏染，也受到了道家隐逸之风的影响。不同的是，他还具有民间游侠的色彩，从而使他在众多的佛门弟子中独树一帜。这与他从小就在佛道双修的赤城山攻读，并受到“台州式硬气”的民风陶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