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1927-1937），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同时也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革命）。在此介绍的是十年内战时期的，即初级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1927-1937），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同时也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革命）。在此介绍的是十年内战时期的，即初级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1] 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土地革命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分田的大体步骤是：

（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土地革命

四一二事变后，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一方面镇压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继续对奉系军阀作战，以其完成统一全国的目标。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率先在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组织工农武装，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湘南起义中组织的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并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开辟了湘鄂西、鄂豫皖、陕甘、海陆丰、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1]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先后粉碎中国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毛泽东和朱德在陕北

中国国民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逐渐改变了对日政策。^[2]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有力地推动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主张。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内战的初步结束。

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井冈山革

土地革命时期

随着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分田时（在原耕地基础上）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烦手续”。1930年2月，毛泽东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红五军、六军两军委联席会议，即著名的二七会议。会议强调平分土地是当务之急。毛泽东作了一要“分”，二要“快”的两个字的结论，批评了当时出现的一种主张按耕地作为分配土地的标准及迟迟不分田的右倾错误。

到1930年底、1931年初，随着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普遍开展，不仅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对象和具体办法比以前明确多了，而且长期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得到了解决。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精神，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1931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 “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一精神和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一封信，指示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土地革命

这样，在3年多的土地革命过程中，从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到二七会议、南阳会议，各根据地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4～1927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下曾经取得很大胜利。然而，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这次大革命最后遭到失败。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攫取了全国性政权，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代表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人民实行残暴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领导人民继续战斗，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时期。

各地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逐步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组织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反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9月11日，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等领导由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在广州举行起义。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200余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洪湖地区，海丰、陆丰地区，黄安、麻城地区，弋阳、横峰地区等农民起义，以及湘南、桑植、渭华等起义。此后，还领导了平江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其他起义。从这些起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若干支革命武装。1928年5月以后，这些革命武装陆续称红军。 在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和革命处在低潮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到江西省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即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1928年2月，初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部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称红军第四军），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他地区的起义武装，有的也先后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红军第四军，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战斗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部队。从它诞生之日起，国民党军就集中八九个团以至近20个团的兵力，多次对它发动进攻，但都被击破。1928年5月，红军第4军在永新城附近抓住战机，歼灭江西国民党军1个团，乘胜占领永新城。6月，红军第四军在七溪岭、龙源口地区击破江西国民党军2个师的进攻，歼灭其1个团，击溃2个团。随后，又取得反对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两次“会剿”的胜利。毛泽东、朱德总结井冈山地区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从斗争中摸索到一些宝贵的经验。

大围剿

红军在频繁战斗中逐渐形成了体现人民军队本质的建军原则。早在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并开始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1929年12月，中共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又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斗争中逐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红军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苏区有了很大发展。1930年6月前后，各苏区红军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分别进行整编，组成了红军第1军团（辖第4、第6、第12军）、第2军团（辖第2、第6军）、第3军团（辖第5、第8军）以及第1、第7、第10、第11、第13、第14、第16、第20、第21、第22军。总兵力达7万余人。与此同时，开辟和创建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湘鄂赣、湘赣、赣东北、左右江以及赣南、闽西等苏区。

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有所发展，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过高地估计革命的力量和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以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接着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实行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各地红军整编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继开始进攻作战。

毛泽东不赞成上述冒险计划，和朱德率红1军团进抵南昌近郊后，没有去攻打南昌、九江，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于8月1日派出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红3军团乘湖南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在湖南、广西边境同李宗仁、张发奎等部激战之机，攻占湖南省会长沙，1930年8月6日被迫撤出。20日，红1军团于湖南、江西边界之文家市歼灭何键部3个团又1个营。23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县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方面军的组成，进一步集中了兵力，对于实现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开创更大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8月底，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未果，遂转向江西前进，1930年10月4日攻占吉安城。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约4万人。其他各地红军在进攻作战中，多数受到损失，有的甚至失败。10月以后，各地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或实际情况，先后停止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10月，蒋介石在他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战争（中原大战）基本结束后，迅速调转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11月，国民党军以7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依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打破敌人的“围剿”。12月上旬，国民党军增至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从吉安、建宁一线，由北向南，分路对红军实行向心攻击。3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趁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2个旅孤军深入到江西省永丰县龙冈立足未稳之际，发起猛攻，将其全歼。接着乘胜追击，又在宁都县东韶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50师1个多旅。这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约1.5万人，挫败了第一次“围剿”（见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以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同时以各独立团、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对敌积极进行袭扰。红军抓住战机，首战富田告捷，接着向东横扫，先后在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挫败了第二次“围剿”（见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两次“围剿”失败之后，迅速调集30万人的兵力，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于7月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闽西北、闽西和赣南地区进行群众工作，且未获补充，全军只有3万人左右。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后部兴国地区回师，并与由赣江以西地区转来的红7军及红20军军部和第175团会合。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地区，立即以其进入苏区的主力十几个师分路向西、向南进攻，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据此，毛泽东、朱德决定避其主力，打其虚弱。8月5日晚，红军以部分兵力将国民党军向万安方向牵引，主力采取中间突破战法，于7日在莲塘、良村歼国民党军2个多旅，俘其3500余人，接着乘胜攻克黄陂。3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万多人。这时，所有向西向南之国民党军掉头向东，猛力并进。红军则以一部兵力向乐安方向佯动，主力隐蔽地重返兴国境内休整。这时，国民党军由于在崇山峻岭中来回奔波，且一再遭到打击，部队饥疲沮丧，不得不实行总退却。红军又乘机于9月7日在老营盘截歼其1个多旅，15日在方石岭追歼其1个多师。至此，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与此同时，湘鄂西苏区的洪湖地区军民，在主力红军第2军团（1931年3月改编为红3军）转战湘鄂边和鄂西北等地区的情况下，经过艰苦作战，相继挫败了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保卫了苏区。红3军返回后，即向襄河以北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在龙王集、文家墩等地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2个多旅，俘其6000余人。

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月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共歼敌4个团又4个营，毙伤俘其5000余人。3月在双桥镇取得全歼国民党军第34师3个团和1个炮兵营的胜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围剿”，歼敌2个多团，击溃1个旅。随着斗争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11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25军，共约3万人。随后，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国民党军尚在计划第三次“围剿”时，于11月～1932年6月主动发起攻势作战，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围点打援的作战原则，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计划遂告破产。

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在反“围剿”作战中也取得不少胜利，主要有：1931年4月，湘赣苏区红军独立师在红7军配合下，在安福廖塘桥地区，歼灭中国国民党军1个团，俘其800余人。9月在吉安永阳镇歼灭中国国民党军1个团，俘近千人。湘鄂赣苏区红军第16军，1930年12月攻克通城，中国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10师1个团及地主武装一部，俘1500余人。同月，赣东北苏区红军第10军在河口战斗中，歼灭中国国民党军1个团，俘300余人。在反“围剿”中，这几个苏区的红军都得到发展，苏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巩固。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开展了游击战争。

各地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都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地应用了一些战略战术原则，到战胜中国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全部的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

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红军遭受严重挫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加紧了武装侵略。在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三省很快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全国各地出现了抗日反蒋浪潮。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无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继续推行许多“左”的错误政策。同时，夸大红军3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国国民党军的失败，不顾主客观条件，要求红军进攻和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在这一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命令中央红军（1931年1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于1932年2月攻打中国国民党在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赣州，并企图在攻取赣州后，继续北向攻取南昌、九江，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中央红军围攻赣州月余，屡攻未克，遭受很大伤亡。由于毛泽东等对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抵制，中央红军（6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在4月和8月先后取得漳州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 1933年2月，蒋介石以30多个师共40万人的兵力分3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并以其嫡系部队12个师编为中路军，由北向南实施分进合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2月下旬，在黄陂以西的蛟湖地区以伏击手段歼中国国民党军近2个师。3月中旬，又在草台岗歼其1个师大部。基本上打破了中国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

1933年，日本向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和内蒙古）、察哈尔（今分属河北、内蒙古）、河北等省加紧侵略。蒋介石仍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50万人的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9月下旬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以后，进一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的错误政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指导上，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就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一再进攻敌之坚固阵地，不胜，便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11月，当驻福建省的中国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反蒋事变时，又没有采取正确方针，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打破中国国民党军的“围剿”。以后，又转而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企图以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阻住中国国民党军的进攻。结果红军在保卫广昌和其他一系列防御战斗中不但没有守住阵地，反而遭到很大伤亡。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边，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中国国民党军的目的。到10月，中央红军（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打破“围剿”已无可能，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在湘鄂西苏区，红军也受到严重挫折。在中国国民党军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开始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红3军在襄河以北地区实行不停顿的进攻。1932年7月，中国国民党军开始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企图以进攻战略打破“围剿”，以后又转为单纯防御。到9月，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3军被迫经豫西南、陕南转至湘鄂边。1934年5月又转至黔东地区，至9月创建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各一部的黔东苏区。

在鄂豫皖苏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过高估计红四方面军进攻黄安（今红安）、苏家埠等4次战役的胜利，盲目轻敌，先是要求红军向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出击，继而决定围攻麻城，企图进而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1932年8月，中国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开始第四次“围剿”。在中国国民党军已经迫近苏区腹地的严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才奉命仓促赶向黄安以西迎战，并从8月上旬开始在鄂东、豫南和皖西地区辗转作战，均未得手。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离开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继于12月～1933年2月，乘四川中国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机，越过大巴山进至川北，先后占领通江、南江、巴中3座县城和周围广大地区，创建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1933年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四川军阀田颂尧调集近6万人的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依托山险，实行运动防御。经过两期收紧阵地，5月21日开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三路围攻，俘敌1万余人。

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它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历史性转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12块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县（市），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有数百万人。这些起义，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有力的回击。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