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师古

颜师古（581年～645年），名籀，字师古，隋唐以字行，故称颜师古。生于京兆万年，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唐初儒家学者，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之孙、颜思鲁之子。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

颜师古（581年～645年），名籀，字师古，隋唐以字行，故称颜师古。生于京兆万年，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唐初儒家学者，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之孙、颜思鲁之子。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颜师古随从太宗征辽东，途中病故，终年65岁，谥曰“戴”。墓地位于今山东省兰陵县芦柞镇前芦柞村东南。^[1] 

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颜思鲁的儿子。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颜师古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入关，颜师古从父至同州朝邑长春宫谒见，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职。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王朝，拜颜师古为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掌机密，专典皇帝诏敕。军国政务等重大诏令皆出于颜师古之手，其文才当时未有敢于与其相比者。颜师古勤于政事，又擅长文辞，其所拟制诰册奏之工整美好，名冠当时。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颜师古被擢为中书侍郎，封琅琊县男。后坐事两次被贬。颜师古聪敏好学，精于训诂。

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颜师古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定古书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说明其本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颜师古奉诏与博士撰写成《五礼》，进爵为子。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注《汉书》。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书成，进秘书监，以文学入选崇贤、弘文两馆学士。《汉书注》是颜师古晚年力作，在审定音读、诠释字义方面用功最多，成绩最大，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当时即有“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之称誉。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颜师古随从太宗征辽东，途中病故，终年65岁，谥曰“戴”。墓地位于今山东省兰陵县芦柞镇前芦柞村东南^[1] 。

家族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颜回，历史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先后仕于梁、北齐、北周，终于隋，于是家居颜师古半身像^[3]

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武德初年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受家学熏陶，博览群书，精训诂之学，善作文章。隋仁寿年间，经人举荐，授安养尉之职。后因失职罢归长安，此后长达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颜师古兄弟四人。二弟颜相时，三弟颜勤礼，字敬之，颜真卿曾祖，幼而朗悟，识量宏远，工于篆籀，尤精训诂，与两兄师古、颜相时同为弘文、崇贤两馆学士，校定经史。四弟颜育德，任太子通事舍人，于司经校定经史。

颜师古

颜勤礼

颜昭甫

颜元孙

颜杲卿

表附：颜真卿是颜杲卿的从弟。

唐初，师古拜为炖煌公府文学，后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由于他办事机敏，颜师古注释汉书

在颜师古之前，已有多人为《汉书》作注，对此清人王先谦有个总结。他说：

颜师古后人颜真卿

颜师古在《叙例》中提到《汉书》表中有“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的问题，他“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做到“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但是为了“一遵辙轨”，不便改动《表》的内容，于是就在与表有关的传中加以说明，如卷三三《韩王信传》提到其后裔韩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頟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师古注曰：“《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頟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頟侯名，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误。”对令人困惑的表，颜师古则予以说明，决不妄加己意。如卷十五上《王子侯表》序结尾有注：“侯所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书薨，不具年月，皆阙文也。”这显然是对此表的批评，这批评符合事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与“攻击本文”有本质区别。至于那些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颜师古也多是指出错误，阐明理由，而不轻易改动。如卷四三《朱建传》“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下注曰：“《佞幸传》云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斯则二人皆名为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闳籍孺，误剩籍字，后人所妄加耳。”颜师古这样做意在“归其真正”，而按照颜之推“不妄下雌黄”原则不予改动，可以避免新的“以意刊改”，不仅保持了《汉书》原貌，而且为以后的校勘树立了典范。

颜师古作《汉书注》，参酌二十家注释，对前人注释的甄别采取了不同

《汉书》

《汉书注》是一部《汉书》的新注，颜师古根据新注的需要利用旧注，但这还不够，因为“旧所阙漏，未尝解说”，颜师古作新注，“普更详释，无不洽通”，并且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这样，颜师古所作新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引据确凿，有很强的说服力。颜师古注中有关注音、解词、辨古今字的内容较多，有人称颜注是重训诂一类的史注，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汉书》多用古音、古字，到唐代已有古今之隔，这是注释《汉书》必须做的。为了疏通《汉书》文句，颜师古不仅注音解词，而且还串讲语句，指出词句由何演化而来。如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下注曰：“天功，天下之功业也。《虞书·舜典》曰‘钦哉，惟时亮天功也’”。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颜师古根据《汉书》是史书的特点，非常重视时间、地点、史实的补充和注释。如卷三六《楚元王传》“大雨雹”，下注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又如卷二五上《郊祀志》“兵车之会三”，注曰：“谓庄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僖四年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六年代郑围新城也。”颜师古反对考辨正文，但注中也存有异说，如卷五五《卫青传》“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下注曰：“言众寡不敌，以其坚战无有退心，故士卒丧尽也。一说，若建耻败而不自归，则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这样兼容并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同解释，其目的仍是为了正确理解原文，决无“多引杂说”哗众取宠之意。另外，《叙例》有这样一条耐人寻味，“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如卷二二《礼乐志》记“高祖说而叹曰”，下注：“说读曰悦。”下段记文帝事，“天子说焉”，亦注：“说读曰悦。”这不仅表明颜师古深感难字、假借字是读懂《汉书》的主要障碍，同时也考虑到读者会因“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而影响正确理解原文。

《匡谬正俗》是颜师古另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分8 卷，一百八十二条，前四卷五十五条，主要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一百二十七条，则博及诸书，以论诸书字义、字音与俗语相承之异为主。《匡谬正俗》是一部未完稿，结构亦不完备，但就其具体条目而言，则引征丰富，论述中肯，尤其是颜师古能指出某些解释的谬误是因音读的差别造成的，从而推出同音假借之说，更有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

《匡谬正俗》主要探求造成解释谬误与读音的关系，而这关系往往有古今之别、雅俗之异。我国南北方语言本来就有很大差别，加之南北朝时南北长期隔绝，难以交流，造成不少读音、

《匡谬正俗》

颜师古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名物、制度、习俗有了改变，与其相应的词汇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或是损益、或是消亡、或是与原意相反，而这类词汇变化的来龙去脉，是解释词汇时必须说明的。如卷五解“郎署”：“《冯唐传》云，‘文帝辇过郎署，见冯唐而问之’。郎者，当时宿卫之官，非谓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犹言曹局，今之司农、太府诸署是也。今之学者不晓其意，但呼令史、府史为郎署。自作解释云，郎吏行署文书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属文，咸作此意，失之远矣。”唐代学者不明郎署自汉至唐，内涵已有损益，以唐郎署解汉郎署当然不免失之远矣。

的宗旨是纠正诸经、诸书部分音读、注释的错误，并对出错的原因加以探讨。如卷一“甲”条，颜师古认为甲有狎音，不是假借为字，而是因甲训为狎，后世把甲训为狎误认为假借，故使甲有狎音。这说明音读讹误的原因之一，是将释义词的读音与被释词读音相混（包括字义相同读音相混），同时也澄清了假借的概念，假借是指因甲乙二字同音，即可互为代替，这与因二字义同，即将二字读如一音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另外，由于读音造成解释错误或障碍，在典籍中也屡见不鲜。而出现这些不同的读音，或因古今音，或因方言，或因俗语，颜师古在书中以充分的论据，对不同的情况作了具体的说明。

颜师古《匡谬正俗》纠正不少音读、注释的错误，内容非常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典籍在流传中因口传、笔抄出现不少错误，而这些错误随着时间的延续，已被当做正确的东西流传。颜师古撰《匡谬正俗》正是为防止谬误继续蔓延，贻误后人。颜师古纠正典籍音读、注释的错误，不是简单地标其正误，而是征引大量资料，阐明其产生谬误的前因后果，这样不仅使其结论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客观上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颜师古从诸多谬误原因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传》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苟不明练，岂宜臆说，以误将来。”此可谓整理古代文献的千古不易箴言，值得遵循。

颜师古所注《汉书》、《急就章》大显于时，又有文集40 卷传世。永徽三年，《等慈寺塔记铭》

颜师古工书，然书迹无传，有人认为颜师古所撰的《等慈寺塔记铭》亦为其所书。

颜师古是著名学者颜之推的孙子，家学渊源深厚。唐太宗时，曾“封琅邪县男”，撰成《五礼》后，进爵为“子”。参与《隋书》与《五经正义》的编纂，所著《汉书注》，以“因声求义” 之法，对前注或存是，或伸意，或匡谬，或删芜，或补阙；而于校勘，则在校正讹误、校正诸表之错乱、恢复旧本之古字故语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因而对于《汉书》的解读和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唐太宗即位（627年），拜中书侍郎，晋秘书少监，封琅琊县男。受诏于国家藏书处考证诸书文字，古书伪缪，多有他手写订正。贞观中（约638年左右），继魏徵、虞世南之后，任秘书监之职，全面管理国家藏书之事，积极向皇上建议，请购天下图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图书，藏于内库（皇室藏书处所），以宫人掌管。官终秘书监、弘文馆学士。谥戴。著有文集40卷。集唐代以前23家注释，究谬补缺，作《汉书注》。另有《急就章注》及《匡谬正俗》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