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烈

胡鸿烈，浙江绍兴人。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英国大律师，曾任香港树仁学院校监，现任香港树仁大学校监。获太平绅士和DBE勋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多年来关心祖国和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推动香港与内地的教育、文化合作与交流，扶...

胡鸿烈，浙江绍兴人。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英国大律师，曾任香港树仁学院校监，现任香港树仁大学校监。获太平绅士和DBE勋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多年来关心祖国和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推动香港与内地的教育、文化合作与交流，扶助贫困地区办学，支持创办绍兴大学（绍兴文理学院），并在绍兴一中、绍兴文理学院、绍兴职教中心设立了专项奖学金。2001年被绍兴市人民政府授予“绍兴市荣誉市民”称号。2007年度入选感动中国人物。2008年获颁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

胡鸿烈，浙江绍兴人。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英国大律师，曾任香港树仁学院校监，现任香港树仁大学校监。少时就读于省立绍兴中学、省立杭州高中，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后任职国民党外交部亚西司、驻苏联塔什干总领事馆。195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55年定居香港任执业大律师，历任香港联合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成员之一)董事、院长，香港市政局副主席、立法局非官守议员，香港房屋协会执行委员，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主席，香港革新会副主席。1971年与妻子钟期荣倾囊所有，创办了香港私立大专树仁学院(2007年2月14日正式更名为香港树仁大学)，任校监。华侨大学董事。1998年曾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的紫荆花奖。

夫人钟期荣1920年7月生于湖南长沙，抗战爆发不久，她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1944年，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夫妇二人青年时代已经是民国司法外交界的青年才俊，1953年两人回香港后，一直是执业律师。因感于许多年轻人没钱上大学，1971年他们自筹资金创办树仁学院，钟期荣女士任校长，胡鸿烈任校监。35年来，钟期荣、胡鸿烈夫妇为学校拼尽心力，生活非常节俭。胡鸿烈更不惜以迟暮之年，回律师楼工作，出入法庭打官司，为学校大楼挣工程费。据估算，两人创立树仁学院，奉上毕生积蓄估计至少4至5亿元。（附图是胡鸿烈与钟期荣）

胡鸿烈的强烈使命感：“要对青年和国家有交代”

他是香港资深大律师，树仁学院校监，曾连续多年担任香港市政局、立法局议员，从1987年起，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他觉得，他要做的，是对青年有交代，对国家有交代。

当记者来到香港宝马山上的树仁学院拜访胡鸿烈校监时，87岁的老人最高兴谈的就是树仁学院要成为大学的事。他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树仁”已经接受了哪些评审，哪些报告已经顺利通过。而且满怀骄傲地说，“树仁”成为大学，那将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家私立大学”。因为优异的教育质量和良好的社会声誉，2006年12月，树仁学院被香港教育统筹局宣布升格为树仁大学。

“树仁”的确值得胡鸿烈骄傲。35年来，靠着自己和太太钟期荣博士一点一滴的努力，“树仁”已经成为香港高校中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很多人告诉胡鸿烈：我们就要你们的学生，因为你们的学生道德修养好一些。这让胡鸿烈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当初创办“树仁”，就是为了要发扬中国文化，按照中国教育思想去做，在道德修养上胜人。

“树仁”的校训是“敦仁博物”。胡鸿烈说，“敦仁”是指做人的态度要积极，要学会帮助人家；“博物”是指做学问不能马虎。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而如今走过了35年，这四个字早已经成为校风，师生都非常尊重这个概念。他认为，一个大学，需要硬件，比如校舍和地址，更需要软件，校风很重要，并不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

1971年7月，当成和道81号亮出了“树仁学院”的牌子时，胡鸿烈把70万积蓄买下的跑马地成和道三层高的小洋房做课室。之后在开学典礼仪式上，他以校监的名义剖白了自己的心声：“目睹本港青年有志深造而失学者日众，心中不安，觉得应给予上进的机会。”他们夫妇办学，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树人，为了发扬中国优良文化传统，培养出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才。

但这35年的历程走得并不轻松。

“树仁”从一开始就坚持四年制，不要政府津贴。兴建一幢29层高的康乐及宿舍大楼时，胡鸿烈仍要拿出律师楼的收入。1955年他从伦敦拿了大律师资格来香港执业，初出道时，生意已很不错，小单案件收500，大的1000。而当时买一个面包也只是一、两毛。执业的第二年就可以买车买楼买别墅请司机。但夫妇俩一直不买私家车，自己走路，坐计程车；节衣缩食，每日家庭用膳不搞高标准，把多年积蓄全部“倒”在“树仁”。

目睹今日“树仁”成就，看到“树仁”学子活跃在香港各界，为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胡鸿烈只有开心：我们的教育理想终于实现了！

身份之二：胡大律师

提起胡鸿烈，人们更喜欢用另外一个称呼“胡大律师”。而老人也向记者“炫耀”：我是香港资格最老的大律师！

这个“资格老”可谓名副其实。在他的诉讼生涯中已经接手了4000多个官司。如今老人已经87岁高龄，还会代人打官司，但是很多都不要钱。采访当天，记者就看到老人手上有个发生在1970年的婚姻方面的案子，当事人今天还希望能听到他的意见。

1952年胡鸿烈顺利获得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之后转赴伦敦考获英国伦敦大律师。1955年回到香港执业。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他已经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人物，当时香港只有10名大律师，他是其中之一。他的业绩和演讲，在同业中间影响较大，1964年全英法案判例报告中，还收录了他的一些见解。他的著作，如《香港的婚姻与继承法》、《香港的少年犯罪问题》（以上为他和太太合著）、《人权与国籍》等，在香港立法的重要时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里，记者仅转述一个半世纪前的故事。1957年的香港，纳妾还是被法律允许的。出于人权的考虑，胡鸿烈夫妇认为，妾应当享有作为人的权利，人身应当有一定法律保障。

对于当时有法律界人士提出可以比照大清律，男人可以随意休妻的主张，他们反对说，既然是家庭一员，应该与其他家属一样，享有为维持生活所必需之扶养。但胡鸿烈指出，纳妾是“封建余孽，畸形之社会制度，遗留在此而未敛迹”。

1971年，香港取消了允许娶妾的法律。

做了多年大律师，胡鸿烈对法治有自己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政府立一项法规、一项禁令，需要经过充分讨论、经过一定立法程序通过了，还要有一个宣传过程，使得家喻户晓。而执法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再教育的过程。

1965年，香港市政局的议员席位共26个，其中10名是民选议员。胡鸿烈就是这10名之一。民意的推选，昭示的是他对大众利益的关注。

1964年在竞选中，胡鸿烈的重要纲领之一，就是大力提倡中文成为官方语言，因为他认为，香港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人的社会”。1965年8月，他担任议员的第一年，就在一次市政局会议上就此提出质询：26名议员中，多数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许用中文表述自己的意见，转述中国众多居民的意见？之后他又连续几次提出建议。到1970年10月，在市政局的议席上，他的关于在市政局会议中使用中、英文的动议，终于以17人支持，5人弃权获得通过。随后他又提出，政府应在一切机构中，一切公共场合推行中、英文，二者并重，以加强政府与市民的联系。客观地说，胡鸿烈的这些提议和推动，为中文、国语在香港社会的畅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选市政局民选议员的第二年，在香港市政局大会上，胡鸿烈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香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就是小贩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处理好。小贩有益于街道过客、邻近居民，大家称便，而他们自身却遇到不公的对待，轻者受罚，重则判刑，这恐怕也是香港社会的特殊现象。我在这里负责地说，这样对待他们是不公道的！”

上世纪50年代，香港“流动小贩”

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其中青少年问题尤为突出。1953年至1954年九龙裁判署判为有罪的12000多名青少年中，有11000多人的罪名是“贩卖”。而到了1963年左右，因“贩卖”罪名受罚、被判刑，仍然是青少年犯罪项目前列。

对此胡鸿烈建议，市政局应对越来越多的小贩采取合理的对策，而且鉴于青少年从业者众，小贩持有的牌照使用有效期应适当放宽，人口多的人家，可以多发几个小贩牌照。他还建议，在一定区域划出“小贩市场”，让小贩们得其所哉。这些建设性的建议，很快得到社会和政府当局的认可，而胡议员因为为众小贩说了公道话，从1974年起，担任全香港小贩政策委员会主席，1975年市政局进行选举，又以明显优势当选为市政局副主席，兼任小贩政策委员会主席。

1979年，胡博士获邀回大陆，出席中国国庆三十周年纪念，获邓小平接见，成为第一位踏足内地的立法局议员，并在1987年获委任为第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起，陆续担任全国政协第八届、九届常委会常委。16年里，他积极参政议政，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正确实施，对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以及对于引曹娥江水到绍兴河渠以整治污染等，他都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在多次发言中，胡鸿烈都强调要热爱祖国，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反对对中国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说："哪个民族没有缺点？哪个国家没有缺点？儿女不能因为母亲穷，生了病就嫌弃她。我们应当爱中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要帮助国家解决难题，渡过难关。没有必要丑化自己的母亲，那解决不了问题！""不是说要发扬'五四'追求科学的精神吗？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就违背了科学的精神。我常想，中国能在这个地球生存五千年，没有亡国，没有消失，与她同期诞生的几个古国却早已不存在了。我们中国靠什么支撑到现在？我想，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是富有生命力的。"

对这16年的政协委员经历，胡鸿烈说，这让他有机会领略祖国的秀美山河，了解祖国的发展和进步。而作为政协委员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也让他至今引以为傲。

1991年全国政协会议港澳委员小组讨论会上，在委员们讨论大会"政治决议"初稿时，胡鸿烈极力主张在决议中有关香港问题必须加上"平稳过渡"一词。经过委员们认真、激烈的讨论，他的意见被正式反映上去。第二天，全体大会上正式通过的政治决议中加上了"平稳过渡"的表述。第二年，胡鸿烈在政协全会上再次重申："以目前情势而论，平稳过渡，应列为对港政策之首要。"1993年，作为常委，他再次强调，"如果没有平稳过渡，香港就没有繁荣与稳定。"如今香港回归路已经走过9个年头，胡委员当年对这四个关键字的强调，更显出充分的政治智慧。

在整个采访中，有一个主角是缺席的。她就是钟期荣博士，树仁学院的校长，胡鸿烈的爱侣。几年前，她因脑出血中风。胡鸿烈记得，那时在学生饭堂，幸亏自己及时抱住了妻子，不然就"没救了"。不过，在采访中，每个故事中记者都听得出：他们各自都在对方的生命中写下了浓重的色彩。

1944年在重庆全国高等文官考试中，在外交官考试中位居榜首的胡鸿烈，结识了在司法考试中名列第一的钟期荣。第二年的11月12日两人在重庆举行婚礼。自此，从受命重庆"中央政府"到塔什干总领事馆工作，到前往法国攻读博士，再到回归香港创办"树仁学院"，"大律师"和"钟博士"（夫妇俩的互称）始终相携相随，给对方最大的支持和理解。

自我定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当记者问，胡鸿烈如何给自己做个定位，是教育家，还是大律师，还是社会活动家？老人回答，"荣誉是别人给的，如果说我教育家、大律师、社会活动家都是，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爱国家，爱社会，热爱生命。我只要对青年有所交代，对国家有所交代就行了。"

而当记者听完他和钟期荣的故事，知道他们已经结婚60周年时，讲了一句"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听到这句话，老人笑了："你的观察很准确，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说话时，钟期荣正在隔壁的办公室。虽然身体不太好，但她依然坚持每天到学院来，这里有他们共同的理想和牵挂。正如在树仁学院20周年的庆典上，钟期荣作为校长发表的感慨之文："在香港，私人办学原非易事，办大专更是困难多多。我和外子胡鸿烈大律师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办出这个'树仁'来？因为我俩均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一介书生，都有一腔热血，报国无门，慕古思贤，忧时忧国，咸信兴教育，振人文，乃大丈夫应有之作为。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钟期荣 胡鸿烈的颁奖词：

狮子山下的愚公，香江边上的夫子。贤者伉俪，本可锦衣玉食，却偏偏散尽家产，一生奔波。为了学生，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我们相信教育能改变社会，而他们为教育做出楷模。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淮，对钟期荣、胡鸿烈两位老人这样评价：作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作好事，始终不渝的作好事，把一件好事做到终生！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晓晖，在推荐两位老人的时候这样写：他们的信仰观照了许多社会无力的角落，当我们每个人都去弥补社会缺位的时候，其实也弥补了更多缺位的人心。他们为百年树人，更树仁义于百年。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振耀，在推荐两位老人的时候这样写：我想到了中国的武训。胡钟夫妇本为青年才俊，意气风发，但感于贫困学子，即抛家舍业，投身教育，一座树仁学院就是一座丰碑，永远感动中国。

钟期荣 胡鸿烈 香港教育界的传奇夫妻

两位均已89岁高龄，香港树仁大学创办人。1987年胡鸿烈获委任为第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第八届开始，他连续两届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常委。

胡鸿烈及钟期荣夫妇青年时代已经是民国司法外交界的青年才俊， 1953年两人学成回香港后，一直是执业律师。因感于许多年轻人没钱上大学，1971年他们自资创办树仁学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为香港社会培养数以万计的人才。

35年来，胡氏夫妇为学校拼尽心力，生活非常节俭。胡鸿烈更不惜以迟暮之年，回律师楼工作，出入法庭打官司，为学校大楼挣工程费。据估算，两人创立树仁学院，奉上毕生积蓄估计至少4至5亿元。

1979年，胡博士获邀回大陆，出席中国国庆三十周年纪念，获邓小平接见，成为第一位踏足内地的立法局议员，并在1987年获委任为第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2008年获颁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

在香港回归祖国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1周年之际，华侨大学董事会董事、香港树仁大学校监胡鸿烈先生日前获颁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

香港特区政府在刊宪公报中说，树仁大学校监胡鸿烈多年来投身公共及社会服务，成立了香港首所私立大学香港树仁大学，增加了本地年轻人接受专上教育的机会。胡鸿烈一直不遗余力，为大学付出了庞大的财政资源和个人心血，贡献卓著。

母校的栽培永志不忘

载于2009年6月23日《光明日报》

在外地生活了很多年，对故乡的思念没有停止过，甚至可以说，与日俱增。

多年后，当踏上氤氲着芳香水气的故土时，我的内心兴奋而快乐，就像是母亲的爱蓦然涌上心头，内中有难以名状的、复杂的感受。在这片日新月异的土地上，交织着所有我熟悉或陌生的事物。我竭尽耳目所及，捕捉着眼前的、耳边的一切，而在这所有的一切中，最牵动我的或许是那此起彼伏的乡音和一个个年轻的生命。

走入母校――绍兴一中，一种自豪感伴随着心切与爱怜油然而生。这是我的梦想起步的地方。时迁岁移，旧时的校址已经全然变貌，新的校园坐落在了同一条街的另一端。漫步在绿草茵茵的校园，呼吸的空气中似乎也浸透着先人兴贤育才的殷殷期盼。整齐的校舍中传来琅琅的读书声，这正是我所喜悦的。

当今，流行于中国教育界的恐怕是公办教育。殊不知，私人兴学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对教育的实施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历世历代有目共睹的。兴办私学虽不是从孔子发轫，却在孔子手中发扬传承。不以家世、门第而论，“有教无类”，凡“自行束修以上”者，即可入门求学。由贵族把持和垄断的教育圣殿轰然坍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由是渐兴。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精髓，尤其是“仁”的思想，亦作为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在这里生根发芽，欣欣向荣。宋代，书院成为私学的灵魂。宋兴之初的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书院，培养了一代代经世济民之才，其势大、日久，时至今日，依然让人赞叹不已。而绍兴一中的建立，正可谓继承了这一朴实、爱民的传统。十九世纪末，我的故乡人徐树兰先生，视兴办学校为兴贤育材、正本清源之至计，积极筹措公款，又个人捐资千金，借古贡院之山会豫仓（大通学堂）创办了绍郡中西学堂，开创了绍兴近代教育的先声。这，就是我的母校的来历。这，与我内心的声音遥相呼应。

此后，在这片并不广袤的土地上，在这个略显局促的校园里，一位位名声响彻寰宇的仁人志士践行着他们爱国为民的理想。“学界泰斗”蔡元培，力挫守旧势力，改革教育，慧眼识才，大胆用人，冲破旧式书院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为绍兴一中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大胆革新、勇于追求的风貌。近代中国的民族脊梁――鲁迅先生，举斧凿，开越学，在他担任绍兴一中监学时，以充实师资队伍为途径中兴教育，驰书邀来许寿裳共同开拓这项育人事业。当这一页页的历史被翻开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我的心中不断回荡，召引着我一生的作为。那就是作为一个渴望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可以且应该担负起的使命――树人。我想，我的血液里，也早已流淌了如他们那般的激情。

遥想当年在绍兴一中的读书经历，一股青春的活力洋溢于身，仿佛身处其时。那时，东北三省在“九一八”事变后落入敌手，国难当头，时局维艰。“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声和救亡声，响彻校园内外。当时绍兴一中的校长是我们尊敬的沈金相先生。先生深记国难，以绍兴人历来就有的卧薪尝胆的精神和才智励精图治，振兴教育，带领全校的老师全身心地投入教学，鼓励我们这些孩子努力学习，立志救国、报国。那份拳拳的爱国之心，日月可鉴。校园内充溢的爱国情，深深地感染并激励着我。在他的带领下，已经具有多年历史的绍兴一中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连续几届获得全省会考团体和个人总分第一，一时誉驰浙江。这些更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树立了我的学习信心。读书救国的愿望也铭刻在了我的心里，鞭策着我每天的学习。终于，1935年的那次会考，我没有辜负老师和母亲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在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榜首。

2006年，随香港有线电视的采访团，我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母校。走进母校的校史陈列室，出乎意料地看到自己当年的照片竟然也展览其中。看着当年稚气未脱的小男孩形象，我喜不自胜。母校，没有忘记我。母校对我的栽培，我又怎能忘却呢？

喜闻绍兴一中多年来硕果累累，令我颇感欣慰和骄傲。绍兴一中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史，百年树人的理想和信念会在这里继续。衷心地祝愿我的母校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立志报国的、有用于社会的人才，为同一个教育理想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