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父亲醇亲王奕譞，生母叶赫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亲妹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父亲醇亲王奕譞，生母叶赫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亲妹。在位三十四年。[1]
同治十三年（1874年），被立慈禧太后为帝，起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崩逝后由慈禧太后一人垂帘。光绪十五年（1889年），载湉亲政，此后虽名义上归政于光绪帝，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载湉亲政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光绪帝极力主战，反对妥协，但终因朝廷腐败，而以清朝战败告终。痛定思痛，他极力支持维新派变法以图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却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牵制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一股势力，但反被袁世凯出卖，从此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个维新不过历时103天，故称“百日维新”。政变后大权再次落入慈禧太后手中，对外宣称光绪帝罹病不能理事，实将他幽禁于西苑瀛台，成为无枷之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暴崩，享年38岁，庙号德宗，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葬于清西陵之崇陵。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子光绪幼年骑马照片
载湉四岁时同治帝去世，没有留下子女。[4] 同治帝是咸丰帝的独子，他去世后，咸丰一系也随之绝嗣。同治皇帝死后，慈禧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在选嗣君时，亲自指定醇亲王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2] ，过继于咸丰帝，登基为帝，[5] 年仅四岁的载湉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2] 。
初六日，就是宣布载湉嗣承皇位的第二天，载湉由醇亲王府邸乘轿前往皇宫，进了午门，到养心殿。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并在大行皇帝同治灵前祭奠后，便“剪发成服”，入继大统，做了皇帝。初七日，载湉奉慈安太后住居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俗称慈安太后为“东太后”；奉慈禧太后住居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俗称慈禧太后为“西太后”。载湉住在养心殿。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实行垂帘听政。皇帝训谕称“谕旨”，皇太后训谕称“懿旨”[6-7] 。
主词条：陕甘回变、清收复新疆之战、中法战争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两宫皇太后懿旨载湉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并告祭天、地、庙、社。载湉继位后，到乾清宫向同治帝御容（画像）行礼，又到钟粹宫向慈安太后行礼，再到长春宫向慈禧太后行礼，复到储秀宫向孝哲毅皇后（同治皇后）行礼。这时载湉才五岁，实际年龄只有三周岁半[7] 。二月，同治帝嘉顺皇后逝。马嘉礼案件发生，英国势力开始侵入西藏。英国借马嘉礼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8] 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9]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二十一日，载湉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毓庆宫在东六宫东侧斋宫与奉先殿之间。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10] 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载湉读书，夏同善主要教载湉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载湉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夸赞他：“非常爱好学习，坐着、站着、躺着都在朗诵诗书。”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载湉有父亲奕譞在毓庆宫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父子之情。载湉在毓庆宫的读书学习长达十余年。[7]
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左都光绪帝读书像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日本侵占琉球群岛，改名为冲绳，并判决最后一位琉球国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的大臣，改议条约。[14] 三月，左宗棠屯守哈密。[15]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逝于钟粹宫，上谥为孝贞皇后。[8] 光绪八年（1882年），载湉11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16]
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法军进攻越南河内的纸桥，挑起中法战争。[8] 载湉诏李鸿章回北洋，部署海防事宜。[17] 六月，在越南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与法军在河内大战，击败了法军的侵略。[18]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慈禧太后以恭亲王奕訢因循贻误罢军机大臣，家居养疾。史称“甲申易枢” 。八月，法舰炮轰福建马尾造船厂挑起马尾海战。[8]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中法战争结束。五月，懿旨勘修南、北海工程。九月，改台湾府为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命醇亲王奕譞总理，节制调遣沿海水师等。[8]
光绪十二年（1886年），载湉虚龄16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的能力。[19]
主词条：隆裕太后
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20]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21] 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易枢”中取代了恭亲王奕訢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五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22]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载湉始亲政。[23] [8] 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为了归政后更有效地控制载湉，慈禧太后把自己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给载湉做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24]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皇后，二十七日光绪大婚图[25]
主词条：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公车上书
光绪十六年（1890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国归国。载湉急切召见，询问国外情况。后来载湉又索取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明治维新在载湉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载湉还读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萌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光绪帝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拒绝签字用宝。[28] 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訢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29] 四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名举子，上书都察院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30] 六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十月，俄、德、法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主权要求。此为“三国干涉还辽”。[8]
主词条：瓜分中国狂潮、戊戌变法、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沙俄诱订《中俄密约》，光绪帝与梁启超、康有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五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32] 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33] 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34] 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四月，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载湉亲选亲王、贝勒，公以下闲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载湉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诏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八月，慈禧太后复垂帘于便殿训政。诏康有为结党，夺职下狱。康有为逃，杨锐、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下狱处斩。载湉被禁瀛台，懿旨一切复旧。九月，户部奏准发行“昭信股票”。是年，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山东义和团首先提出“扶清灭洋”口号。[8]
慈禧太后
主词条：义和团、庚子国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清廷必须在和与光绪帝的囚禁地，中南海瀛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去大阿哥称号。载湉的皇位保住了，但形同木偶，臣工奏对，不发一言。有时慈禧太后示意要他表态，也不过一两句罢了。
载湉在最后十年（1898—1908年）的幽禁生活中，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法律，留心阅读世界各国的法律书籍。[40]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生病卧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载湉病重，慈禧太后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溥仪是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的乳母王焦氏抱着溥仪一起进宫。十一月十四日[41] 酉正二刻三分，载湉身故，终年38岁，慈禧太后命溥仪继承皇统，过继于同治帝载淳，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一人祧两房。[42] 庙号德宗，谥“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简称景皇帝。民国二年（1913年）葬入河北易县清西陵中的崇陵。
收复新疆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左宗棠被任清军收复新疆形势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除战争的正义性和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军事上的原因。[43]
台湾建省
中法战争暴露出清政府海军力量薄弱、台湾防御不强的弱点。清政府从战争中切实认识到台湾一岛关系海防全局，台湾不能过于依赖福建，必须使其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战后，清廷内部进行了一次加强海防的讨论，台湾问题成为此次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44]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初五，据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议奏的结果，颁诏决定：“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详细筹议，奏明办理。”以此为标志，清廷正式决定设立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45-46] 十二月十二日，载湉下谕说：“台湾是南洋的门户，现在奉皇太后懿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台湾虽设立行省，但必须与福建联合起来，就像甘肃、新疆的体制一样，这样对内对外都好维护。就让杨昌浚、刘铭传仔细商量一下办理吧。”[44] 后刘铭传在台湾筑炮台、修铁路、架电线，发展经济、安定社会。[7] 台湾建省，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并实现的，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深远而重大。[44]
维新变法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一败涂地，割签订《马关条约》场景
民族危机启发了载湉变法的决心。载湉清楚地知道慈禧太后虽然已经撤帘，但是仍然紧紧地控制着他。但是载湉决心已定，为了国家的振兴，他把个人的利益和荣辱置之度外，说：“太后如果不给我大权，我情愿退位，不甘做亡国之君。”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48] 。
载湉发布御令，企图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改良性运动，但遇到大多数地方顽固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阻挠和破坏。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本不理睬御令筹办之事，电旨催问，也置若罔闻。
中法战争
光绪八年（1882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恐怕“失和”而“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7] 。
甲午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载湉主战。载湉多次下令加兵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但是结果初败牙山，继败平壤。日本乘势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丢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在威海卫的北洋海军兵舰《辛丑条约》签订[49]
当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时，载湉以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竭力一心，兴革自强，表明他振新国家的决心。甲午战争的失败决不是主战的罪过，是战之不力的罪过，是光绪负不了责的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造成的。[50]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光绪曾参加是否对联军宣战。光绪是在清朝虚落，列强强大的情况下选择求和。慈禧太后却因个人缘故而不顾大局，草率宣战。结果，清朝战败，签定《辛丑条约》。
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51]
恭亲王奕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景廉、王文韶、左宗棠、翁同和、潘祖荫、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徐用仪、刚毅、钱应溥、廖寿恒、裕禄、荣禄、启秀、赵舒翘、端郡王载漪、鹿传霖、瞿鸿禨、庆亲王奕劻、荣庆、徐世昌、铁良、世续、林绍年、醇亲王载沣、张之洞、袁世凯、那桐
在甲午战后，国家面临危机之秋，载湉的思想受到刺激，逐渐在封建主义思想营垒中发生了摇动，对他们统治人民的“祖宗之法”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他力图探索新的统治妙方——学习外国，“发愤为雄”，对他们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一些改革以求振作，逐步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新趋向。[52] 光绪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变法维新。[53]
作为在甲午中日战后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高潮——“百日维新”，是从光绪皇帝发布的《明定国是》上谕开始的，这已为众所公认。从而可以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宣传组织和发动到进入实际推行阶段，又是通过光绪皇帝实现的。[53]
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依据康、梁等改良派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发布上谕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这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53]
《清史稿》：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前国耻。已而师徒饶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洎垂帘再出，韬晦瀛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庚子以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呜呼，岂非天哉。光绪驾崩后，清越四年而亡。[54]
康有为：若果废上，另立新主，必皆不认，且必合众讨贼。[55]
梁启超：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于皇上有权无权，……为今日之计，若使我皇上不能复权，则如今日西后与荣禄等守旧之政策，岂复能保此积弱之国于群雄环伺之秋哉，不及数年，必受分割矣。[55]
谭嗣同：今乃知上绝无权也！[56]
孙中山：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此！[55]
庄士敦：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57]
范文澜：载湉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有所作为。[58]
钟卓安：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基本上都力所能及地接受了康有为他们的变法主张和建议，并且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努力，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高潮才得以出现。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派的皇帝，而是洋务派的皇帝。[59]
喻大华：光绪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是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在他漫长的
梁启超：光绪搞得变革很大程度上是豁出去的举动，如果成了中国就被挽救了，不成也比亡国强，所以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用自己的失败为中国打开了必由之路。所以光绪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驱者和独立富强大业的献身者，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失败的英雄。[61]
阎崇年：载湉是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皇帝。他的一生始终笼罩在慈禧太后的权力和淫威之中。光绪皇帝一生家庭生活也是悲剧。光绪只有一后二妃，这在清朝皇帝里面是独一无二的，光绪皇帝的家庭悲剧有八个不幸。[62]
柳安：伦敦一家英文报纸报道了光绪帝的死讯并宣称：如果这位已故皇帝所推行的改革获得成功，中国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不管这家报纸的论断正确与否。光绪帝作为封建末世的君主，他的名字是同变法与革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所遭遇的坎坷，无论对于大清皇朝，还是对于中华民族，都是不幸的。[63]
宋德华：戊戌政变后，光绪固然失去了任何政治权力，但这并不等于他也失去了任何政治价值。相反，在整个保皇运动期间，光绪仍然是各方政治势力注视的一个焦点。[55]
杨天石：诚然，光绪是懦弱的。但是他和西太后长期矛盾，在他处于“朕位几不保”的时候，突然勇敢起来，铤而走险，这也是不悖于常情的。[64]
孙孝恩：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抵制日益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大肆宣扬光绪的所谓“圣德”，把光绪皇帝捧上了天，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宣传。[65]
茅海建：他改变了以往觐见中只是简言两国亲善的泛泛数语，而涉及清朝的时政，涉及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伊藤博文个人作用的赞扬，涉及与日本天皇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在当时的清朝应当说是异常的举动。可以明显地看出，光绪帝准备与日本结成更为紧密的关系。[66]
王也扬：光绪皇帝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有两点突出的事迹为历代帝王所不及。其一，他充当了把古代中国和平改造成为现代中国的尝试——戊戌变法的领导人，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维新党人。其二，在变法中，当大学士孙家鼐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回答：“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即为了国家而不惜自己的权位，说明他是一位真正无私的爱国者。[67]
父亲：爱新觉罗·奕譞（1840—1891年），光绪初年军机处的实际控制者，被誉为“太上军机”，爵封“醇亲王”。
母亲：叶赫那拉·婉贞（1841—1896年），奕譞的嫡福晋，慈禧太后的胞妹。为醇亲王诞有四子一女，后来因载湉的入宫、其余三子一女的夭折而大受打击，一度不振。
养母：
孝贞显皇后（1837—1881年），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世称东太后。光绪初期清王朝的最高掌权者，也是载湉入宫初期最为敬爱和关系最亲密的人。在光绪七年（1881年）暴崩，死因至今是谜。[68]
孝钦显皇后（1835—1908年），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世称西太后。载湉的姨母兼伯母，在光绪全朝掌握着实权，是载湉一生悲惨命运的制造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载湉驾崩后，次日崩逝。[69]
皇后
孝定景皇后（1868—1913年），叶赫那拉氏，名静芬，满洲镶黄旗人，亦称隆裕太后、隆裕皇后、光绪皇后。为载湉的表姐和皇后，慈禧太后之弟都统桂祥的女儿。
皇贵妃
温靖皇贵妃，即端康皇贵妃（1874—1光绪帝和珍妃
恪顺皇贵妃（1876—1900年），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礼部左侍郎长叙第五女。光绪十五年（1889年）与姐姐（瑾妃）被入选宫中，封为珍嫔，后因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加恩得晋珍妃，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忤太后，降为贵人；次年复升为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获罪于慈禧太后而被投井杀害，享年二十四岁，葬于崇陵妃园寝，谥号为恪顺皇贵妃。
光绪的病情突然转危，不久死去。据说是慈禧令太监
在2008年，经过对光绪皇帝残留的一缕头发的鉴定，证实死于砒霜中毒。[70]
慈禧说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明白，仅仅这个政变，德宗景皇帝实录
《崇陵传信录》和《清稗类钞》两书指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曾犹豫对载湉要如何处置，遂以自己不久人世的消息透露给载湉知道，惟其近侍回报，帝曾微露喜色，故慈禧决意自己病终前，帝须先于自己命终，以免皇帝有再度亲政、否定慈禧生前之布局的可能。
清室后裔、书法家启功指出，其曾祖父、时任礼部尚书的溥良曾亲眼看到太监从病重的慈禧宫中传出一个盖碗，称“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优酪乳之意。此前从未听说过载湉有任何急症大病。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随后乐寿宫才哭声四起，宣布太后已死。
钟里满依检验结果及史料记载认为，慈禧自戊戌政变以后就阴谋李莲英
袁世凯说
称载湉为袁世凯所弑者认为，袁负恩反戈，陷载湉于万劫不复，载湉在瀛台，“日书项城（指袁）名以志其愤”。袁既知载湉对其深恶痛绝，则不能不惧太后死而帝独生，故加以谋害（见于光绪侄、末帝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及其他）。但当时袁世凯已被开缺回籍，远在河南安阳。且按照清宫内廷制度，任何从宫外送入御用的食物必须先经人试毒。因此即使袁有动机，也不大可能有机会对载湉下毒手。袁更不可能在有机会篡改清实录和脉档，制造载湉病死的假象。
李莲英说
曾担任慈禧的御前女官的裕德龄在其英文版自述《瀛台泣血记》中提出，下手者应系李莲英。但此说颇不合李莲英素常“侍上以敬，待下以宽”的行迹。也无任何其他史料支持。
化验光绪遗发[72]
主词条：清崇陵
崇陵
崇陵之东一公里处建有崇妃园寝，葬着载湉的妃子瑾妃、珍妃姐妹俩。珍妃是光绪宠妃，支持光绪实行变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逃奔西安，行前令太监将珍妃推入紫禁城内井中，第二年才将尸体捞出，葬在京西田村，后移葬崇妃陵。[73]
《清史稿·卷二十三·本纪二十三》[74]
《清史稿·卷二十四·本纪二十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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