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

《台北人》是1971年集结数篇60年代白先勇创作的，并于《现代文学》发表的14篇短篇小说而出版的单行本。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7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短篇小说集，描写了台湾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生转变，具有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不但...

《台北人》是1971年集结数篇60年代白先勇创作的，并于《现代文学》发表的14篇短篇小说而出版的单行本。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7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短篇小说集，描写了台湾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生转变，具有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不但小说之幅面广，使读者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读者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小说中所谓“台北人”,实质上是沦落台北的大陆客。“客们”朝思暮想远在大陆的亲人,怀恋往日的辉煌与风光,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形成一股浓郁的独特的“大陆情结”。白先勇的“台北人”较集中地体现了

《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嵚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沦陷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1] 

尹雪艳——“总也不老”的高级交际花，从上海到台北，不管时空如何变换，她却是凝固不动的，“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移，影响她的均衡”，然而她却“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围绕着尹雪艳身边的男子都劫数难逃：王贵生犯下了官商勾结的重罪，被枪毙正法；洪处长在娶尹雪艳一年后丢官，两年破产，空空如也；年轻有为的徐壮图死于非命。白先勇在小说中把尹雪艳形容为“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颜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冰雪化成的精灵”。尹雪艳既有迷男人的功夫，又有迷女人的功夫，白先勇赋予她一种神性，好像在用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众人，将众人都”拘到面前来“，然后”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目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叱诧风云的，曾风华旷世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尹雪艳就如一个命运之神在毫不留情地拨弄着众生，肆意张扬地摆布着人类。^[2] 

蓝田玉原是南京秦淮河畔得月台名伶，擅长昆曲，尤长于名段《游园惊梦》，被钱鹏志大将军看上，娶为填房，但由于两人年龄悬殊，使她事实上是在一种生命的死亡状态下享受这种外在物质形态的荣华富贵。钱将军去世后，当年的蓝田玉经历了将军夫人的显赫后又成为一介平民，一切辉煌成为过去，一人独居台南，孤独黯然的消磨自己的岁月。

小说中的钱夫人，这位曾是繁华热闹的”舞台“上的主角人物，如今却只是站在舞台一旁的一位”看客“，众人的精彩出场一次又一次勾起她对往事的伤心回忆。钱夫人一生的经历其实早已被流逝的时间和不可更改的命运所操纵，曾经的荣华富贵中将谢幕，最后只留下些许残存的记忆，偶尔在别人的晚宴中被唤起，今昔对比的落寞、物是人非的苍凉是时光流逝和命运流转的必然结果。^[2] 

原本是上海百乐门时代出过风头的舞女。来到台北，在”夜巴黎“的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的滚。她趁”徐娘半老“之时，为自己”找到个户头“。四十岁的女人没有功夫谈恋爱，四十岁的女人连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那么四十岁的女人到底要什么呢？在她身上在她身上,爱情、婚姻、家庭完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了她在风月场中角逐的种种手段的延续。她也失去了一个女性的正常感情,成了一个变态人。^[3] 

漂泊与还乡

《台北人》真实刻画了饱受悲欢离合的台湾移民群体的人生百态，作品描绘了漂泊、离散者对故园的无限追忆和他们在夹缝中的生存困境、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以及青年一代未知的命运 。

《岁除》中的赖鸣升，当年为国民党军队长官，经历过无数的硝烟炮火，过台之后，却沦为“伙头夫”。在除夕夜的饭桌上，他一边激情万丈地豪饮着从前老部下赠送的金门高粱，回味起昔日国军生涯的光荣战绩和满腔热忱的爱国情怀；一边又黯然神伤地抱怨现如今潦倒境遇，“不过拿了我们医院一点锅巴去喂猪”，主管就“直起眼睛跟他打官腔”。如今已无人在意这位当年“挑起锅头跟着革命家”驰骋台儿庄战场的老英雄。《思旧赋》通过李宅两位老仆的对话，展现了今昔对比强烈的人世沧桑画面。旧日里李长官一家的日子过得轰轰烈烈风光无限，年年“在园子摆酒请客，赏牡丹花”。如今却早已家破人亡，空落成一个颓败破落的大公馆，徒留下早已旧病不起、欲遁空门的老爷，还有那从国外归来就精神异常，成日坐在园子中“淌着口水”，“捉着一把发了花的野草在逗玩”的少爷。《梁父吟》和《国葬》描绘了当你叱诧风云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其部下们，赴台后宛如风中残烛的凄惨晚年。

白先勇以局外人的眼光来见证这段历史，这些国民党遗老们的故事，轰轰烈烈的发展轨迹和穷途末路的残酷结局，是如此震撼人心的凄凉^[4] 

《台北人》中的人物都因为权力系统的衰败而逃亡迁徙，失去了成长的根基。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出身、阶级纵有千差万别，却都是不行的被抛弃者、迷失的放逐者。这样，“台北人”不断地寻找现在与过去对话的可能性以及自我的精神根源。正因为如此，台北被漂流过海的大陆人不断地复制成记忆中的故园。现实中的两种生活形态，两种空间范畴，两种人生际遇的交错，使“台北人”在挣扎中或生存或毁灭。^[4] 

大陆情结

作者没有选取政治视角,也没有采用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人为中心,紧紧抓住人的命运的大起大落,在人生际遇中寄托人生变迁的深沉感慨,表现“台北人”的“大陆情结”。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首先《台北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展现人生际遇的大起大落,在人生命运的感叹中回响着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脚步声。真实的历史事件既构成了故事情节的背景,也构成了人物描写的框架,为“大陆情结”的艺术审视和展现提供了生活依据。其次,《台北人》所描写的“台北人”不管是来自四川的、湖南的、广西的,还是来自上海的、南京的,都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都具有中国大陆人的音容笑貌、气质性格。他们的忆昔、思亲、怀乡、恋土、念旧之情,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具有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由于时间距离的拉开,历史变动已经淡化,命运感叹不再那么沉重,那种“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的“大陆情结”作为一种鲜明的中华民族的至情至性突现出来,这正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体现。再次,象亲友聚会、除夕守岁,唱曲打牌,种花养草,以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门庭冷落、世事无常等细节描写,也都是经得起生活检验的。还有《台北人》贯穿着中国大陆五四以来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红线,表现了作家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责任和勇气。这一切都说明《台北人》是植根在现实生活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垠中的文学奇葩！^[3] 

宗教情绪

白先勇总是不自觉地带着宗教情绪进行他的文学选择和创作，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就是作家在这种情绪参与下精心模塑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宗教情绪并非实在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宗教的精神变体，即作家个体对于生命的宗教体验，将宗教情绪引入文学沉思，这使《台北人》在主题和创作构思等诸多方面与台湾同时期的乡愁文学作品产生差异，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

《台北人》中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对自身命运不可把握的悲剧。《台北人》中白先勇用佛教的宿命论观点解释人的命运，把人物的生存活动看成是孽海中的升沉。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

在《台北人》中，白先勇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以悲伤的命运而告终的幸运儿和显赫人物的故事，展示他们由顺境到逆境的命运变迁，这种看起来有些模式化的悲剧范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从这种不断的重复中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作者的一种急于表达的欲望，他要将自己对历史和人生的认知传达给读者，告诉他们一个简单悲伤的道理：历史总在重演，但这种重演并非毫无意义，他们都遵循着某种神秘的必然法则。^[5] 

白先勇，台湾作家。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