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也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中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国立中央大学1928年5月16日由国立江苏大学改称而来，1937年迁至重庆、成都等地
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也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中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国立中央大学1928年5月16日由国立江苏大学改称而来，1937年迁至重庆、成都等地办学，史称“重庆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迁回，1949年8月8日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翌年定名南京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政府1927年在大陆设立、1949年更名国立南京大学的中央大学。关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以“在台复校”名义创建的“国立”中央大学，详见“中央大学”等词条。
自1902年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创办南大前身三江师范学堂起，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几次更名，这所学校于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1]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迁校至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等地办学，据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徐家福介绍，此时中大所得的教育经费是西南联大的3倍。地处民国时期首都、陪都的优势，加上历任校长用心经营，中央大学的发展蒸蒸日上，1946年9月中央大学拥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是当时国立大学系科设置之最。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不再是首都，中央大学更名南京大学，至此中央大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1]
依据中央大学所编校史：中央大学前身上可溯至三国时期所创国立学校，历史上曾历经多次变迁。依据更名南京大学之前的国立中央大学沿革史，中央大学古代校史始自公元258年（三国东吴永安元年）孙休诏立五经博士所创国立学校，历晋代与宋、齐、梁、陈四朝南京太学，南朝宋时设文、史、儒、玄、阴阳五科为史上首所分科高等学府、教育与研究合一大学，至明朝南京国子监时期为世界最高学府，历代曾设校于秦淮河畔夫子庙一带、钦天山下等处；金陵非京师时期由中央太学改作郡学、路学或府学等南京地方学府，1650年明国子监改为清江宁府学。[2] （详见南京太学）
1902年5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廷上奏，呈请在两江总督署江宁（即南京）办一所师范学堂，同年，三江师范学堂开始筹建，开启南京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之先河。（详见“三江师范学堂”）[2]
两江师范学堂碑[3]
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大力提倡科学、国学和艺术教育，在高校首创艺术系科，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近代化的美术师资和艺术人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两江师范学堂停办，校址被军阀占据改为军营，1914年续办。[2] （详见“两江师范学堂”）
1914年8月30日，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委任江谦校长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苏省原有两江师范学校，前因军兴中辍，现在大局已定，亟应由省续行开办，以储师资”，两江师范学堂乃得以改设，成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4]
1915年9月10日，南京高师正式开学，设立中国第一个体育科，为中国高等体育教育的开端，开创了中国现代体育事业。商科于1921年迁至上海扩充为商科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商学院，为中国培养了最早期的高级工商财经人才。1918年10月，中国科学社设在南高师，南高师被称为“中国现代科学大本营”、“中国自然科学的发祥地”。在中国现代科学的早期，半数以上的在国际顶尖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的中国科学家是南京大学的教职或毕业生。1920年，南京高师“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此后高师改大学，定名“国立东南大学”。[2] [5] （详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1年由近代著名教育家郭秉文先生倡导，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正式建立国立东南大学，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近代史专家梁敬镦（和钧）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有评论：“东大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皆极整齐”，“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在不亚于北大”，奠定了当今南京大学文学理学的雄厚基础。[2]
1921年，商科迁至上海扩充为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1923年7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并入国立东南大学。此时国立东南大学学科齐全居全国之首。1924年4月，停办工科，以工科机械、土木、电机三系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改组成立国立河海工科大学。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与其他院校在“大学区制”下合并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2] [5] （详见“国立东南大学”）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6月，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并入原由该校衍生的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和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江苏境内四所公立专门学校，在首都南京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初设九个学院：文学院、哲学院等。[2] （详见“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1928年2月，因“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名易致混淆且不合常规，校名改为国立江苏大学（后只称江苏大学），此举遭到学校上上下下反对，引发了“易名风潮”，学生请愿代表团恳请改校名为“国立南京大学”等，但政府大学院没有回复，为此学生罢课三天。最终，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大学委员会于1928年5月16日做出决议：“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易名风潮”始息。“国立中央大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2] （详见“国立江苏大学”）
（一）易长风波
1
（二）发展时期
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指出：大学应该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负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
他还提出：“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 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推进。”罗家伦任内延聘名师充实师资，调整扩充学科设置，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等，这些都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罗家伦治校的十年，中央大学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2]
（三）“万人大学”规划
1934年，罗家伦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决定另辟新址，建设“万人大学”。初步选定中华门外约七公里处的石子岗一带为中央大学新校址。1935年11月，内政部颁发公告，征得石子岗8000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由教育部出面，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新校舍建筑委员会委员。聘徐敬直、李惠伯为该委员会专任工程师。
石子岗新校址原预计1938年秋落成，30个月以后即可全部完工。但新校址动工半年后，便发生了芦沟桥事变。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攻占了上海。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中央大学西迁，罗家伦也因此留下了自己的“文化遗嘱”：希望“于抗战胜利以后，每个爱护中大的人，是一定要把它实现的！”。他的这个遗愿，后来终于被南大人实现了。[2]
（四）西迁入川
1937年11月，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沙坪坝，在重庆大学借出的松林坡建造校舍开学，后又在柏溪建供一年级新生所用新校区。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迁成都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校舍，中大实验中学设在贵阳。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等校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的学生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当时，“韩国临时政府”也设在中大校内，松林坡民主墙右侧。
（五）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
1940年4月，汪精卫政府在南京成立“复校筹备委员会”，“恢复”中央大学，于中央政治学校旧址开学，不久迁至金陵大学校址（此时金陵大学西迁重庆等地办学），有人称之为“汪伪中央大学”。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汪伪中央大学停办。该校校产的接收工作由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单位协商进行。商定汪伪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艺术系（绘画、音乐组）、医学院等院系的图书设备归中央大学接收，其余归金陵大学。
（六）东还
1945年抗战胜利，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替蒋介石担任战后中央大学校长，中央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上任时，顾毓琇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今后的中央大学应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盖注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和培育文化的根本原则”，“学校行政方面，应以教授为第一，尊重教授的地位及其学术上的成就”，“避免学校机关变成行政机关”。1946年11月，国立中央大学迁回南京。[2] （图册：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4] ）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国立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中央大学”校名在大陆成为历史。[2]
1949年8月12日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梁希为主席。[2] （详见“国立南京大学”）（图册：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4] ）
1950年10月10日，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通知，国立南京大学校名去掉国立两字，迳称“南京大学”。1951年7月，南京大学改校务委员会制为校长制，潘菽任校长。
1952年，南京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的院系调整中与金陵大学等校有关院系合并调整，成为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华东航空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第五军医大学；1958年至1960年，南京工学院又陆续调整出无锡轻工业学院（今江南大学）、南京化工学院（今南京工业大学）、镇江农业机械学院（今江苏大学）。（详见“院系调整”等）[1]
1962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友在台湾重建国立中央大学。至此，国立中央大学在海峡两岸共衍生出12所高校。
中华民国时的中央大学执中国高等教育之牛耳，为当仁不让的民国第一学府，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中央大学均有较大差距，即使合并后的西南联大也与中央大学有所不及。在194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位列亚洲第一。
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并称民国五大名校。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并称为院系调整中的“五大母校”。
重庆中央大学时期，学校在规模、学科齐全度、教授阵容上均居全国各大学之首。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两次遴选出“声誉卓著，具有特殊贡献”的“部聘教授”45人，中央大学入选12人，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央大学一校的经费，相当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四校的总和。抗战初期开始的全国大学名校“联考”统一招生中，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1941年，中央大学设有七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一个研究院，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一个专科学校，一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有专职正、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学生3153人，全校开设课程共829种。1947年（民国36年），中大拥有7院41系及科组、23个研究机构。[2]
中央大学初设时的院系设置：
1929年中央大学共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学院。这种设置达到了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中所作的“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规定的上限——8个学院。中央大学也是全国学科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同时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20余年间唯一设有7个以上学院的大学。（图册：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4] ）
中央大学末期院系设置：
1947年时国立中央大学设有文、理、工、法、农、师范、医共7个学院35个系，为当时中国学科最全，实力最雄厚的综合院校。（同期国立大学院系设置统计：中央大学7院37系；北京大学6院26系；清华大学5院23系；复旦大学5院28系；浙江大学6院28系；中山大学7院27系……）[2]
文学院
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外文系、俄文专修科
理学院
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心理系、地理系、地质系、气象系
法学院
政治学系、法律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边政系、司法组
师范学院
教育系、艺术系、体育系、体育专修科
农学院
农艺系、农业经济系、园艺系、农业化学系、森林系、畜牧兽医系、畜牧兽医专修科
工学院
机械工程系、航空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土木工程系、建筑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医学院
医科、牙科、牙医专修科、护士师资专修科、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
研究院
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历史、哲学、数学、物理、生物、地理、生理、化学、心理、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农艺、森林、农业经济、畜牧兽医、土木工程、电机工程、生理、公共卫生和生物化学等学部
[2]
1929年时，中央大学教职员工共计346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09人，讲师89人，助教56人。[2]
1941年底，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学有梁希、孙本文、艾伟、胡焕庸、蔡翘5位教授荣任。1943年，评审出第二批部聘教授15名，中央大学的楼光来、胡小石、柳诒徵、高济宇、常导直、徐悲鸿和戴修瓒7位教授荣任。[2]
1945年时，中央大学教职员工总数超过60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90人，
历任校长
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1902）
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1902）
缪荃孙
方履中
中央大学校长（1932-1941）
罗家伦
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1903）
陈三立
中央大学校长（1941-1943）
顾孟余
两江师范学堂监督（1905-1911）
李瑞清
中央大学校长（1943-1944）
蒋介石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14-1919）
江谦
中央大学校长（1944-1945）
顾毓琇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国立东南大学校长（1919-1925）
郭秉文
中央大学校长（1945-1947）
吴有训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及中央大学校长（1927-1930）
张乃燕
中央大学校长（1948-1949）
周鸿经
中央大学校长（1930-1931）
朱家骅
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49-1951）
梁希
中央大学代校长（1932）
李四光
南京大学校长（1951-1952）
潘菽 [6]
1928～1937年间，中央大学各院系共有毕业生3180人。重庆中央大学时期，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全国各大学中仍是领先的，并未因战事迁徙，设备简陋，校舍拥挤而影响学业。
罗家伦任中大校长时提出必须树立“诚、朴、雄、伟”的学风：
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能把做学问作为升官发财之道和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
朴，即质朴、朴实，做学问不是为做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耗费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苦功夫。
雄，即“大雄无畏”，要纠正中国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要把民族存亡的念头放在胸中，完成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
伟，即伟大崇高，能摆脱狭隘，放开眼界，有大胸怀，做大事业。
其后，“诚、朴、雄、伟”就成了中央大学的校训，尤其是“诚、朴”两字，在中央大学相沿成习，蔚然成风。此校训也由南京大学沿用，现为南京大学校训一部分。[2]
国立中央大学校歌之一
(汪东词，程懋筠曲) ：
维襟江而枕海兮，金陵宅其中。
陟升皇以临睨兮，此实为天府之雄。
焕哉郁郁兮，文所钟。
宏哉黉舍兮，甲于南东。
干戈永戢，弦诵斯崇。
百年树人，郁郁葱葱。
广博易良兮，吴之风。
以此为教兮，四方来同。
词作者汪东，字旭初，号寄庵，江苏吴县人。他与黄侃同为章太炎入室弟子，乃一代国学大家。他是中央大学中文系的首任系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
曲作者程懋筠(1900～1957)，早年留学日本。1926年学成回国，历任浙江省立湘湖师范音乐科主任、杭州英士大学音乐教师、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任兰州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
国立中央大学校歌之二
（罗家伦词，唐学咏曲）：
国学堂堂，多士跄跄；
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
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
器识为先，真理是尚。
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
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唐学咏(1900～1991)，音乐教育家、作曲家。1922年入法国里昂音乐学院学习，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获桂冠乐士。1930年学成归国后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音乐科主任。[2]
中央大学校声（校呼）：中央啦！中央啦！中——央——啦！啦！啦！蓬，勃，澎！蓬，勃，澎！中央大学蓬勃澎！[2]
中央大学校色：紫、金两色。紫色象征典雅、高贵和浪漫；金色象征光明、辉煌和智慧。[2] 南京大学2010年将紫色作为学校标准色，即“南大紫”。
中央大学校徽由艺术系教授陈之佛于1933年设计。陈之佛192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为工笔花鸟画名家，自1930年起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后曾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大学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陈之佛设计的校徽为等边三角形，紫边、黄底、红字、黑色图案。色彩上体现了中大“校色”的特点。其设计构想及其含义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图案正中央的牌楼门是中央大学的新校门，往内望去是圆顶的大礼堂，它们都是中大的标志性建筑，把它们置于校徽的正中央就是要体现“中央”之意。（2）礼堂高大雄伟，形同苍穹，寓意“全国最高学府”，“涵盖全部学科”。（3）礼堂两边是城墙垛子，表示中大“建在六朝古都石头城内”。（4）校徽下端有数行水纹，“表示学校设在长江之滨，学校的历史源远流长”。[2]
中央大学于1929年11月正式成立学生会，有全校学生会和各院系学生会（后依中央法令，改称学生自治会），校学生会分总务、学术、社会三部。总务部分文书、交际、会计、庶务4股，学术部分研究、编辑、体育、游艺4股；社会部分宣传、平教、斋务、卫生、组织、贩卖6股。在学生会的组织和推动下，学生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各系科均有同学会，如史学系同学会、艺术科同学会、女生宿舍同学会等。带有学术性质的学会（有些学会先于学生会而成立）有生物学会、心理学会、史地学会、园艺学会等。还有各种同乡会暨同学会。此外，音乐、戏剧、文学、体育、摄影、品行等各方面内容的学会、协会、研究会有喝章社、刁斗社、诛心社、励群学社、京剧研究会、国光社、野火社、樱花剧社、新月社、犴社、浪社、幽默社、五月社、国语演说会、影社、健社、小小足球队、阿米巴球队、白血轮球队、开心小球队、春梦小球队、武术队、武术会、拒毒会等等。各种学会均是以“研究科学、发挥艺术、增进技能、联络感情”为宗旨的。有的还出版有刊物，如《法律系季刊》、《商学院学生会丛刊》、《社会科学》半月刊、《野火》半月刊、《幽默社丛书》、《薇娜丝》等。还有一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学会，如由闻一多、张乃燕发起成立师生均可参加的“不用日货协会”以及“学生救国会”、“山东学生五三惨案后援会”等，并出版有《国难特刊》。后来，为提倡合作事业，推动合作运动，又成立了全校性的“消费合作社”。[2]
中央大学各种田径赛和各种球类比赛也十分活跃，成绩突出。1929年春季，首都举行足球联合比赛，中大获锦标；同年秋季，南京举行第一届公开运动会，锦标亦为中大所获得；1930年春季，江南八大学体育协会在上海举行第四届田径赛运动会，共15项运动，中大夺10个第一，获团体冠军。1930年暑假后，中大又重金聘请德国柏林大学体育专家来校担任体育指导。一方面藉此推动各项田径运动，一方面以世界纪录为追赶目标，积极训练。[2]
重庆中央大学时期，学校校园与重庆大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四川教育学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工业实验所毗邻。各校所常有演讲会、歌咏会、话剧、土风舞等演出，师生均可自由参加。中央大学当时所在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而中央大学是这个文化区的核心。[2]
（一）名人讲演
学校在授课之余，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当时影响较大的重庆“沙磁区学术讲演会”就是由中央大学主办的。讲演会邀请学界、政界或来华外交使节等社会名流来此讲演，如翁文灏、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美驻华大使詹森、英国前首相艾德立等。[2]
（二）学生社团
学校内的各种社团有七八十个，分为文艺习作型、学术研究型、联络感情型、砥砺学行型、宗教研究型等各种类型社团，其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是“中苏问题研究会”、“中大文学会”、“女同学会“等，他们的活动常在校园里，甚至在沙磁区引起轰动。[2] （图册：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4] ）
中央大学校址分散于现南京、重庆、成都等地，主要包括：
南京：四牌楼，丁家桥（农学院、医学院），牛首山麓（抗战前建设，未完工）
重庆：沙坪坝（抗战时期主校区）、柏溪（一二年级新生校区）
成都：华西坝（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后迁步后街）
中央大学的校园建筑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史上折衷主义复古思潮的影响，用西洋古典建筑式样的建筑外壳去包装具有现代特点的使用空间，形成排列有序、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以此来显示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经济实力。
中央大学南京四牌楼旧址现已开发为中央大学历史风貌区，主要包括现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和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1991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群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为近代优秀建筑，1992年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立中央大学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保留的建筑有校园南大门、大礼堂、生物馆、牙科医院等。这些建筑，基本上呈对称布局，从南大门至大礼堂形成一条中轴线，其他的建筑物依次排列在中轴线的两侧。[7]
详见“中央大学旧址”
中央大学重庆旧址主要位于重庆沙坪坝（抗战时期主校区）、柏溪（一二年级新生校区）等地。
保存建筑有：原中央大学大礼堂、七七抗战大礼堂遗址等。
原中央大学大礼堂位于现重庆大学松林坡麓，现为重庆大学礼堂。大礼堂建筑主体保存较好，正纳入重庆市沙坪坝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列进行保护。[8]
详见“中央大学旧址”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家谱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1932年6月迁往上海独立设校，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1950年改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5年迁往上海分出，更名国立上海医学院，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医学院。1952年，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56年，部份院系西迁重庆，组建上海第一医学院重庆分校，后独立成立重庆医学院，1985年重庆医学院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1985年，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上海医科大学和复旦大学合并办学，组建为新的复旦大学；经过师生校友的抗争，“上海医学院”名称得以永远保存。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边政系1949年和位于南京的国立边疆政治学院、东方语言专门学校合并，并与北京大学相关院系组建新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如下：
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金陵大学建制撤销），在此基础上组建文理型综合性大学，调整后南京大学校名（南京大学）、校长（潘菽）、代表法人单位（南京大学）、学校档案资料保留方（南京大学）均不变，保留历史上所有使用过的校印（南京大学校印、国立南京大学校印、国立中央大学校印、国立江苏大学校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印、国立东南大学校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印、两江师范学堂校印、三江师范学堂校印等），教务处、图书馆、档案馆等各种校极机构不变，保留历届所有院系毕业生的学籍资料、档案、成绩单等，校址迁往原金陵大学，原南京大学四牌楼校址移交南京工学院使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潘菽考虑到南京工学院的仪器设备大型笨重，将四牌楼校区移交给南京工学院使用[9] ）。南京大学院系调整[10]
原中央大学（包括前身学校）及金陵大学（包括前身学校）的档案资料转归南京大学。（“文革”期间出于档案资料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档案馆场地有限，部分历史档案被移送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放，2012年全部移交南京大学。）[11]
1928年至1952年中央大学及南京大学毕业生、肄业生档案可通过南京大学档案馆查询，官方查询地址：中央大学学籍[12] ，中央大学中途离校学籍[13] 。
南京大学其余学院分出，根据院系调整指导文件：1952年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南京分会《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合并调整方案[14] 》、1952年7月26日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两校校委联席会议《南京、金陵两大学合并、调整工作进行办法[14] 》、1951年教育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15] 》等，南京大学分出院系调整情况如下：
南京大学工学院分出，合并金大理学院电机、化工二系，成立南京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后分出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化工学院、江苏工学院、无锡轻工业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1988年改名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工学院水利系（即1915年成立的并入中央大学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与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的水利系科共同组建华东水利学院，先设在原南京大学四牌楼部，后迁往西康路。1985年改名为河海大学。
南京大学工学院航空系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在南京共同组建华东航空学院，后迁至西安改名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与西北工学院合并，组建西北工业大学。
南京大学师范学院与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部分和金陵大学师范、教育相关系科合并，组建南京师范学院，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旧址，1984年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并，组建南京农学院，先设在原南京大学丁家桥部，后迁往东郊卫岗。1988年改名为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大学农学院林学系与金陵大学森林科合并，组建南京林学院，先设在原南京大学丁家桥部，后迁往龙蟠路新庄。1985年改名为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大学体育系与金陵大学体育系、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合并，在上海组建华东体育学院（1956年改名上海体育学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独立，在南京组建华东军区医学院，以后先后更名为第三军医学院、第五军医大学，设在原南京大学丁家桥部，1954年迁至西安与原第四军医大学合组为新的第四军医大学。
南京大学哲学系迁至北京，合组新的北京大学哲学系。
南京大学政治系、法律系迁至上海，参与组建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
南京大学经济系迁至上海，合组新的复旦大学经济系。
南京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并入浙江农学院（浙江农学院后改为浙江农业大学，再后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果树组并入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
南京大学农学院桑蚕专修科并入安徽大学（安徽大学农科后分出成为安徽农业大学）。
南京大学附属中学成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南京大学附属小学成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南京大学附属医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1-2] [4]
1955年到1960年间，全国高等院系继续调整并组建新的高校，在此期间的相关调整如下：
南京大学：
1956年，南京大学理学院心理系，并入中科院心理研究室，并更所名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原南京大学校长潘菽任所长。
1960年1月，南京大学理学院气象工程系成为南京大学气象学院，1963年5月迁至南京江北龙王山下独立建校成立南京气象学院。2004年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工学院：
1958年，南京工学院化工系独立为南京化工学院，后改南京化工大学，2001年5月和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合并组建而成南京工业大学。
1955年，南京工学院电子工程系有线电部分参与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为电子科技大学。
1960年，以南京工学院农机、汽车、拖拉机等专业为基础，在南京筹建农业机械学院。1961年，迁址镇江，定名为镇江农业机械学院。1982年，更名为江苏工学院。1994年，更名为江苏理工大学。2001年，与镇江医学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办学，组建成立新江苏大学。
1958年，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整建制东迁无锡，成立无锡轻工业学院。1995年，无锡轻工业学院更名为无锡轻工大学。2001年1月，无锡轻工大学和江南学院、无锡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江南大学。[1-2] [4]
在中央大学，曾经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
非常大总统纪念日
1931年5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会议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开幕。447位国民会议代表、44位国民党党政要员，以及近千名新闻记者和各方面人士参加了开幕式。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致词，张学良为会议上宾。从8日至17日，国民会议共举行了8次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实业建没程序案》、《政治总报告决议案》、《剿灭赤匪报告案》等几十项议案。会议于17日宣布闭幕。[16]
中大学生抗日救国会
1931年9月28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大学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到中央党部后由中常委丁惟汾接见，学生因朱家骅在内开会，就簇拥着朱家骅一起游行到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不亲自接见，学生怒入王室责问，以红墨水瓶掷伤王头部，王受轻伤送鼓楼医院。翌日王引咎辞职。1935年12月17日，南京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在中央大学召开，到会学生代表两千余人。1935年12月18日，南京大中学生联合大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华北任意摧残学生运动之官吏”、“开放言论”、“反对华北自治”、“释放北平被捕同学”等。[16]
“九三学社”诞生
“九三学社”是中国民主党派重要的一支，成立于1945年9月3日。它的产生与发展，与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1939年春，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潘菽、梁希、金善宝等知名教授发起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1944年底定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成为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性学术团体。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民主科学座谈会在1945年9月3日举行庆祝大会，会议决定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共商国事。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重庆8位进步教授，其中中央大学的梁希、潘菽、熊子容在坐，会见时毛主席明确建议：九三座谈会应办成永久性的组织。后九三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学社”。在成立大会上，九三学社发表了国是主张，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首届理事和监事。中央大学潘菽、梁希分别担当九三学社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
中央大学的九三学社成员，在历次斗争中与全校师生携手合作，并肩战斗，不论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运动，还是“四·一”大惨案，以及在反对学校南迁、应变护校、迎接南京解放的斗争中，九三成员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在北京设址。由中央大学更名的南京大学设立九三学社小组。[17]
“一·二五”大游行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同时国民党当局利用英国在九龙屏山修建飞机场和法国轮船“白尔丁号”侵犯中国主权之事，转移人民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关注视线。中央大学师生对英、法侵略行径十分气愤，纷纷要求举行示威游行。1946年1月25日清晨，中央大学全体同学（柏溪分校徒步60里）从沙坪坝出发，赶到市区牛角沱和其他学校同学汇合，游行队伍向上清寺国民政府所在地进发。吴有训校长和马寅初（时任中央大学兼职教授）、金善宝、楼光来、李旭旦、蒋孟引、张贵永等百余名教授也加入同学们的队伍。孙科、周恩来、陈启天、张君劢、莫德惠、邵力子等向游行群众讲了话，表示同意和接受学生的要求。
“一·二五”大游行，是抗战以来陪都重庆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运动，是民主力量和反动力量的一次公开较量。[2]
“五二〇”运动
“五二〇”运动是指1947年5月，由中央大学始发而后扩展到京沪苏杭平津等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召集全校教授大会，通过《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郑重作出五项决议，并表示“如不能达到目的，吾人为国家前途及实际生活计，当采取适当步骤，以求五项决议案之有效贯彻”之决心。《宣言》要求全国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者，一齐起来，坚决支持此决议案，这呼声震动了南北方各大学，也引发了学校的“吃光运动”。5月13、14日全校罢课。5月15日上午8时，中央大学、剧专等校学生集体请愿队伍出发。
中央大学学生要求增加副食费集体请愿的消息传开，杭州、上海、苏州、南昌等地的高校及清华、北大、南开等校也相继响应。
1947年5月20日上午，沪、苏、杭代表和中央大学本部学生游行队伍冲出包围，一路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口号，向总统府挺进。队伍到达珠江路路口时，遭到军警殴打，引发珠江路血案。（事后统计：珠江路血案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被殴打侮辱者不计其数。）
当晚，中央大学教授会、助教会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发表声明，抗议政府的暴行；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包括华侨和港澳同胞、国际学联、美国青年大会都发来声援、慰问函电。柳亚子、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章伯钧、马寅初、翦伯赞等社会名流发表讲话，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上海各大学成立“五二〇惨案后援会”；全国60多个城市的学生都纷纷游行罢课，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54年6月16日，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作出两项决议，一项是“确定南京大学历史自三江师范学堂创办时（1902年）开始”；另一项便是“确定‘五二〇’为校庆日”，以纪念伟大的五二〇运动。[2] （图册：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4] ）
护校斗争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南京、上海、武汉等国民党统治中心岌岌可危。此时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要求各院校提出应变措施，选定迁校地址，呈教育部备案。1949年1月21日，中央大学校务会议讨论迁校问题，大多数教授反对，并通过了“以不迁校为原则”的决议，同时成立由校长，教务、训导、总务三长，各院院长、系主任以及各院教职员、学生代表等21人组成的应变委员会。南迁方案不成，周鸿经与训导长沙学俊、总务长戈定邦弃职而逃。
随后，中大地下党组织发动师生抗争，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护校斗争，据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王德滋回忆：“很多仪器已经装箱了，教授们坐在箱子上，不准抬走”。1949年1月31日，中央大学教授会投票选举产生“中央大学校务维持会”共11名委员，推选梁希、郑集、胡小石为常务委员，主持校政。
1949年2月7日，中央大学如期开学。“如果没那次护校斗争，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南京大学。”王德滋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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