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锡伯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18世纪中叶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等地，现多数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在东北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镇、新民
锡伯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1] 18世纪中叶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等地，现多数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在东北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扶余、内蒙东部以及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有散居。[2]
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在满语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跟蒲语很接近。锡伯文是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稍加改变而成的。新疆的锡伯族至今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兼用汉语、维吾尔、哈萨克语。东北的锡伯族在语言、衣食、居住等方面和当地汉、满族基本相同。[2]
锡伯族
锡伯族是由东胡-拓跋鲜卑-室韦发展而来的。[3] 其族名，本是锡伯族自称，口语称“Siwe”书面语写“Sibe”。在汉文史书中，不同时期曾有几十种不同译音译法，如须卜、犀毗、犀比、悉比、失比、失必尔、师比、西卑、室韦、失韦、斜婆、西伯、史伯、洗白、西北、席白、席北、锡北、锡窝等[4] [1] 直到明末清初时才统一为锡伯。锡伯之名最早见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般认为锡伯族名是以锡伯族长期活动的地区命名的。[5]
关于锡伯族的族源，占主流的是鲜卑说[6] ，女真说[7-12] ，持女真说的学者还具体指出锡伯族源于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13]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锡伯族最早起源于高车部色古尔氏，发源于贝加尔湖南部的苏古尔湖，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远征高车后，始迁嫩江流域。[14]
据史料记载，锡伯国原是金朝所封之国，都城在锡都，即喜都，又称苏完城、苏完颜城，今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元末没落，于明朝第二次称国号，最终于明末衰退。
“从金天辅六年（1122年）至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双阳锡伯国共存在466年。金代的锡伯国是由锡伯人、四部中的小黄头女真部被金廷迁入双阳后创建而形成的。“锡伯部强盛时，永吉、磐石、桦甸、伊通以及长春、吉林两市的边缘地带，皆为其领地。”[15-16] 所谓海西四部，即扈伦四部（叶赫、辉发、哈达、乌拉），就是锡伯国（扈伦国）。
12世纪下半叶，蒙古在统一东北过程中，锡伯同女真一起抵抗蒙古军，不少人逃入人烟稀少的森林，成为后来史称“林中百姓”的一部分。战争中，洮儿河、绰尔河流域锡伯部族的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不少农业用地被辟为草原牧地。蒙古统治者将锡伯、契丹、汉族等列为第三等人，一方面为蒙古贵族及统治者服无偿劳役，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受到控制。元代，泰州等地的锡伯回到绰尔河、洮儿河流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属辽阳省管辖。
明末，兀良哈三卫蒙古大部南迁，科尔沁部扩张到兀良哈三卫地区，洮儿河、绰尔河等地区为其控制，自此，锡伯部又处在了科尔沁蒙古统治之下。
明末，女真建州部崛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科尔沁部联合锡伯、叶赫、哈达、乌喇、辉发、卦尔察、朱舍里、讷殷8部，以抗击努尔哈赤，结果九部联军败绩，史称“九部之战”。此后，努尔哈赤用安抚手段，对主动归服者赐予“佛满洲”（佛，满语意旧）之称，与满洲一视同仁。不少锡伯贵族投奔努尔哈赤，即历史上的“锡伯满洲”，其中有的被授以官职，被称为“锡伯世管佐领”。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根据盟旗制度将科尔沁蒙古分为十旗，锡伯部被编入科尔沁蒙古十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将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口“进献”给清政府。自此，锡伯等部被称为“伊彻满洲”（伊彻，满语意新）。
锡伯部重新整编为65个牛录，分别调往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地区）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迁。此后，又移防到盛京所属的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顺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旗当差。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平息准噶尔之乱后，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
锡伯族军民迁驻伊犁河南岸后，自耕自食,开始在察布查尔各地修渠引水、开荒种地.其中有3个牛录的军民在伊犁河支流——绰霍尔河两岸安营扎寨，引该河水开垦土地1万亩,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同时，以清政府借予的马、牛为基础，创办了营办“马厂”和“牛厂”。
18世纪末19世纪初，锡伯人口逐年增多。时任锡伯营总管的图伯特根据军民的意愿，决定在绰霍尔河南开凿一条引伊犁河水的新渠，以扩大耕地面积。经过6年时间的艰苦劳动，终于在1808年初竣工放水。该渠东西长100余公里，渠深1丈，宽1丈2尺，时称“锡伯渠”或“锡伯新渠”，后称为“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渠，锡伯语，意为粮仓渠）。该渠一经凿通，自最东面之镶蓝旗至最西面的镶黄旗各牛录，增加新垦耕地78700多亩，自此，锡伯营军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机，察布查尔地区荒凉面貌开始改变，锡伯营成为伊犁八旗中最富庶的地区。
索伦营为伊犁四营之一，由达斡尔和鄂温克族组成。嘉庆三年（1798年）和道光十四年（1834年），清政府自锡伯营抽调260青壮年户1279人主要补充到索伦营西四旗。清末，索伦营锡伯族已占多数。在驻守台站、防守卡伦、开发边陲、平内攘外等活动中，锡伯族军民与达斡尔、鄂温克族军民同甘共苦，共同作出了贡献。
1883年清政府在恢复伊犁惠远城满营（时称旧满营）的同时，又设立了新满营，锡伯营当即为新满营输送了3200名壮丁，维护惠远城的社会安定。光绪末叶，八旗军民口粮供应紧张，伊犁将军采纳锡伯营总管色普希贤选派锡伯官兵去巩留（当时称特古斯塔柳）屯田的建议，于1896年在屯垦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兴建村舍和兵营，当时称为“兵屯”。巩留人口逐年增多。辛亥革命后，锡伯族官兵解甲归田，安家落户，现巩留县的锡伯族居民就是其后裔。
1884年，新疆建省，锡伯营八旗建制正式恢复，驻守台站、卡伦、巡边查界，并恢复生产。杨增新取得新疆统治权后，仍然保留清代锡伯营八旗制，直至1938年才最终废除锡伯营旧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居住于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和当地兄弟民族一起积极响应，但斗争果实被封建军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所篡夺，锡伯族人民又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17]
1944年，锡伯族积极投入三区革命，组成“锡伯骑兵连”。塔城和霍城锡伯族也相继组成锡伯骑兵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和汉、满等族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斗争。辽宁省沈阳大五家子一带的锡伯族积极参加了抗日联军，多次狙击辽河平原的敌人。在这一时期有不少锡伯族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东北和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先后在1946年和1949年获得解放。[17]
1949年新疆锡伯族与东北锡伯族同胞一道同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
锡伯族被清政府编入八旗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屯垦种田、自耕自食的同时，还担负着守卫边疆、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等重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地锡伯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步入社会主义新时期。锡伯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锡伯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新疆和平解放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宁西县（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成立前的称呼）进锡伯族
从解放初开始，锡伯族地区的煤炭、农机、皮毛、食品加工等厂矿企业，逐步兴建起来。改革开放后，又兴建了轧花厂、煤化工企业等新兴工业企业，经济结构不断改善。科学种植得到农民的日益重视，农作物产量年年提高，多种经营已很普遍。在察布查尔渠的基础上，“察南渠”已放水并产生经济效益。国家投巨资的“南岸大渠”建设项目也在兴建之中，
改革开放后，一些年轻人走出封闭的环境，开始涉足商贸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群众的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人民生活安定，衣食富足，医务工作者根除了“察布查尔病”，开始出现了人丁兴旺的新气象。从1949－1978年，短短三十年内，锡伯族人口已增长了一倍多。锡伯族地区已经基本建成一个覆盖城乡的医疗体系，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手段基本完善，各类防病及预防措施也基本到位，常见病、多发病均能够在乡镇一级医院就治。广大农民的防病治病知识及健康状况在不断提高。在察布查尔县广大农村地区正在试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外农村“五保户”、贫困户等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也日趋完善，农村社会的和谐程度大有提高。
锡伯族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过去，家里穷得即使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也要保证子女上学，最起码要掌握本民族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各乡镇的小学、初高中教育机构相继完善。改革开放后，本民锡伯族小学
锡伯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作的重要工作之一。锡伯族历来重视开展包括各种民间文艺活动在内的文化事业。在节假日、喜庆场合都可以欣赏到本民族的各类艺术表演。如民间舞蹈、说唱、歌剧、小品等，都带着浓厚的民族特点被展现，成为本民族广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锡伯族地区各乡镇都设有文化馆、老年活动室等部门，积极开展上述文化活动。1959年成立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工团作为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队，40多年来一直为基层群众服务，为丰富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先后创作演出的舞蹈《狩猎舞》、《萨满舞》、《射箭姑娘》、《婚礼舞》及歌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等，在各类竞赛中获得了奖项。
换防塔尔巴哈台。1766年西迁军民刚在伊犁河南岸落户，伊犁将军便令锡伯营抽调精兵100名，由1名佐领和1名骁骑校率领，同满、索伦等营官兵一起前往塔尔巴哈台换防台站和要隘，官兵每两年轮换一次，一年换一半。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锡伯营所派官兵数有所增加，多数时间为150名，最多时达200余名。这种换防直至1864年农民起义爆发时才停止。
换防喀什噶尔。1759年清军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后，数百名戡乱官兵驻防喀什噶尔。1769年伊犁将军奏请照塔尔巴哈台换防之例，将喀什噶尔驻防军改为换防军，经谕准，自1771年开始派遣满、锡伯、索伦、察哈尔营官兵共600名，由协领、佐领、骁骑校等官员率领前往喀什噶尔地区换防，其中锡伯族官兵30余名。至嘉庆初年锡伯族官兵增加到150余名，之后人数又有所减少。换防官兵也是每两年轮班更换，一年换一半。官兵马匹、鞍具、草料均为自备。
防守卡伦，驻守台站。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在新疆南北各处设立了众多的卡伦和台站，1777年伊犁将军奏令各领队大臣分管这些卡伦和台站，其中锡伯营管辖18座卡伦，它们有的为常设卡伦，有的为移设卡伦，还有的为添撤卡伦。每座卡伦驻十几至数十名不等弁兵，其职责为监督游牧、缉查逃犯、传递公文、保卫厂矿、巡查游人等。锡伯族官兵驻守卡伦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
巡查边界。在清代，伊犁以西自北往南一直有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清代称布鲁特）牧民游牧，他们每年与清朝进行贸易，交往极其频繁。因此，清政府为了维护和安定边界游牧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自乾隆四十年代起，每年夏、秋定期差派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一员，携协领等官员，抽调锡伯、满等营官兵300名前去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游牧界，并收马租。
反击缅兵侵略，保卫祖国西南边境。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侵犯我国云南普洱府境，攻占东里等地，对边境居民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次年又纵兵围攻腾越、永昌各边地。1767年清政府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进剿，但为缅兵所败。缅军向我纵深进攻。1769年清政府谕令盛京将军恒禄等选派所属锡伯官兵作为增援兵赴滇作战。盛京将军遵旨拣选所属“新满洲锡伯兵”1000名于7月中旬经京师抵达云南前线。他们在云南前线据守渡口，驻守要塞，设置驿站，投阵作战。经数月交战，缅军慑于大军威力，在缅境与清军议和。次年锡伯官兵等撤回盛京。在此次战争中，1000名官兵中有105名为保卫祖国边境献出了生命。
抵御沙俄侵略，反抗其殖民统治。同治六年（1867年）沙俄完成对中亚三汗国的统治后，开始觊觎伊犁地区。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军队就向我驻守的博罗胡吉尔卡伦进犯，向驻守该卡伦的锡伯、索伦官兵开枪炮击，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击。之后，伊犁将军派锡伯营总管德格都率锡伯等官兵数百人前去“防堵”，打退了敌人。1871年5月，沙俄军队在向伊犁推进过程中，也遭到索伦营之锡伯、达斡尔族官兵抵抗，使其侵略计划多次受挫。尤其是在同年6月28日沙俄挺进阿克肯特前哨时，锡伯营派出的500名官兵与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汉、达斡尔等官兵一起，几乎以白刃战的形式英勇抗击敌人，谱写了抗俄史上的壮烈篇章，锡伯族有数十名官兵英勇献出生命。
参加驱逐阿古柏侵略者的战役。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全疆农民起义之机率军侵入南疆，至1867年占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七城，建立起所谓的“七城汗国”。之后又侵占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对各地人民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1876年清军收复新疆的战役打响后，散落各地的锡伯族军民自愿加入进疆清军队伍，在收复玛纳斯、乌鲁木齐等战役中作出了贡献。同时，不少富有屯垦经验的锡伯人还在乌苏等地屯种粮食，供给进疆清军，得到清政府升换顶戴、提升官职等奖赏。
锡伯族总人口约为19.0万。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等省和新疆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辽宁锡伯族人口约有13万人，其中沈阳市约有5万人，长春市锡伯族人口约有1万人，新疆为4万余人（其中查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为2万余人），其余主要分散居住在北方各省及全国各地。[18] 呈现东（北）西（北）分居、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20世纪80年代后，全国（主要是东北三省）锡伯族人口出现了猛增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过去报为满族和汉族的原锡伯族家庭都陆续更正为锡伯族。[1]
锡伯族，是我国北部少数民族中较早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清初，锡伯族便开始种植水稻，清代文献中称为“锡伯米”。1766年部分西迁至察布查尔地区，至19世纪初察布查尔渠修通，锡伯营八个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
在锡伯族生产活动中，牧副业也占一定的比例。农民大多蓄养马、牛、羊等牲畜，不仅供自食自用，而且其蓄养规模也越来越扩大，出现了不少专业户。锡伯族的副业主要有园艺、渔业，还有少量狩猎业。园艺有蔬菜和果树种植，也有榆木、杨树等木材树木种植。渔业是重要的副业生产之一。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有在伊犁河捕鱼的良好条件。
锡伯族的交通运输独具特点。因东北和新疆的自然气候条件相近，自古及20世纪50年代，牛、马、骆驼、毛驴、滑雪板、雪橇、牛车、毛驴车、马车等成为其重要交通工具。50年代之后逐步有了胶轮车、自行车、人力车、手扶拖拉机、轮式拖拉机、卡车、摩托车、小汽车等。但是，雪橇仍然作为特殊的运输和娱乐工具被人们珍爱和传承。
锡伯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主要分布在新疆察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
锡伯文字是一种拼音文字，也可称音素文字，创制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而完善于崇祯五年(1632年)后来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动而成的。
锡伯族文字共有40个字母：6个元音字母、24个辅音字母、10个拼写外来词的字母。字母的基本笔划有字头、字牙、字圈、字点、字尾，以及各种方向不同的撇和连接字母的竖线。书写顺序为从上到下，行款为从左至右，使用一般文字通用的标点符号。[21]
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人处于多民族语言包围的环境中，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包括学习俄语。锡伯人一般都会讲汉语、俄语、维语。因此，伊犁的锡伯人被誉为“天才翻译”。
《察布查尔报》是中国目前惟一出版的锡伯文报纸。[22]
过去锡伯族的宗教信仰较杂，曾经有过对天、地、日、月、星等的自然崇拜；对鲜卑兽、狐狸、蛇、虫、古树、人参等动、植物的崇拜；对土地神“巴纳厄真”、谷神、瘟神、牲畜神“海尔堪”、灶神“肫依妈妈”、门神“杜卡依恩杜里”、娘娘神、河神“罗刹汉”、山神“阿林乌燃”、引路神“卓有恩杜里”、猎神“班达玛法”、柳树神“佛多霍玛法”和渔神“尼穆哈恩杜里”等神的崇拜；对灵魂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所信的程度都不一样。一般说来，主要是崇奉“喜利妈妈”，素信萨满教，兼信藏传佛教。[23]
哈拉莫昆是锡伯族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哈拉为姓，有瓜尔佳、郭尔佳、何叶尔、哈斯胡里、图克色里、吴扎拉、富察拉、伊拉里、胡斯哈里、孔古尔、觉罗等五十多个。新疆锡伯族中也有30余个姓。辛亥革命后逐渐译成单姓使用，如：何叶尔译成贺或何，图木尔齐译成佟或涂，吴扎拉译吴，胡斯哈里译胡等。莫昆为自哈拉分出的分支，有的哈拉有一个莫昆，有的有两个或三个。每个哈拉和莫昆均有一位由成员民主选出的哈拉达（长）和莫昆达，一般多为辈分最高的德高望重者。每一哈拉莫昆均有成文的家规和茔地。哈拉达和莫昆达负责处理的事务有斗讼、祭祖、财产、婚丧等事宜。锡伯族家谱分哈拉谱和莫昆谱两种。谱序多书写创立家谱的意义及该哈拉莫昆延续的情况；谱单记各代、各支延续的情况；还有记事栏定期记录族内发生的大、要事等。
锡伯族饮食习惯有独到之处。因其居住地区不同而有一些差异。锡伯族男子一般都有吸烟和饮酒的嗜好。据传说，从前家家户户都做黄酒。家家户户都养猪、鸡、鸭、牛、马、羊，肉食自给自足。同时，也喜欢野味，每逢冬雪融化都外出打猎捕鱼。[24]
锡伯族大多数习惯日食三餐，主食以米、面为主，过去食用高梁米居多。面食以发面饼为主，也吃馍馍面条和韭菜合子、水饺等。受维吾尔族影响还吃抓饭和烤馕，喝面茶、牛奶和奶茶。肉食来源主要依靠家锡伯大饼
东北的锡伯族多食稻米、高粱和小米等,新疆的锡伯族则食小麦，其中发面饼是新疆锡伯族几乎一日三餐之必备食品，称“发拉哈额分”，又称“锡伯大饼”，锡伯族人几乎每天都要吃。这种饼用面粉、碱面和水制成，在锅中烙出来，一般直径在三四十厘米，厚度约一厘米，带有烙制花纹的叫做“天”，另一面则是“地”。这种饼的吃法很讲究，食用时必须“天”朝上、“地”朝下，掰成四块，体现了锡伯族的天地观念和民族习惯。[26]
除了“锡伯大饼”，全羊席是锡伯族最具特色的肉类菜肴。全羊席的锡伯语为“莫尔雪克”，意为“盛在碗里的菜肴”。[27] 2009年，全羊席作为传统技艺类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主要用料为羊的心、肝、肺、大肠、舌、血等，共12道菜，做法考究，风味独特。如有尊贵 客人来访，锡伯族杀羊做成丰盛的全羊席来款待。
此外，锡伯族食品还有二汤面、韭菜饼、萨斯坦（杂烩菜）等，样式丰富，口味特殊。
锡伯族女子的服饰式样较多。喜欢穿各色花布和方格布旗袍(多滚边)、绣花鞋、坎肩等。[31] 大襟长袍要粘花边或绣花宽边，爱套穿坎肩，坎肩有对襟的，有大襟的，也贴花边，长裤扎黑色腿带，脚穿绣花鞋。少女与未婚姑娘，一条长辫，用各色“毛线”扎辫根，不剪头发帘，头上、辫梢爱戴些花，耳戴金(银)耳环，穿着淡雅漂亮的旗袍。右侧腰部的衣兜口内，掖一条彩色手帕，一半露在兜外。脚穿绣花布鞋，显示出青春的活力。媳妇的服饰与姑娘无大差别但比姑娘穿着要鲜艳。发型也不同，媳妇梳的是“盘龙髻”，额前有“刘海”，脑后有“燕尾”，头顶上乌发蓬起，盘成髻形，日常生活中将辫梳成双辫或两“抓髻”，合起成为一个大“疙瘩髻”。头发抹头油，没有头油的，用榆树皮泡的水也粘稠光亮。面部可以涂粉，口可以涂口红，可以染指甲等。头部髻上插着金簪，腕上佩带金(银、玉)手镯。[30]
锡伯族老人的服饰又有不同，一般老年男子内穿对襟小白褂，外穿长袍(冬天为棉的)，个别人还套马褂，脚穿白袜、布鞋(春、夏、秋穿圆口黑布鞋，冬天穿毡棉黑布鞋，其鞋腰以春夏的稍高一些，锡伯语称“扎布萨布”)，扎裤脚，头戴礼帽；妇女的装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起变化。老年妇女多穿青、蓝黑色旗袍，长及脚面，扎裤脚，穿白袜，春、夏、秋穿绣花黑布鞋(冬季为棉高腰的)，冬天穿棉袍，戴棉帽，与汉族坤秋帽相似。[31] 上年纪的妇女出门时，手里还要拿个烟袋，串门时互相装烟进礼。[32]
辛亥革命后锡伯族服饰变化受汉、维吾尔等族影响较大。年轻妇女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连衣裙、裙子、衬衫和翻领、高领短大衣、靴子等。男青年喜穿西服、运动服、笳克衫、皮鞋等，只有八九十岁的男女老人偶尔穿长袍马褂、礼帽、坤秋帽、绣花鞋。
锡伯族民间许多传统节日，大都与汉族相同。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每年农历除夕前，家家都要杀猪宰羊，赶做各种年菜、年饼、油炸果子。除夕晚，全家一起动手包饺子，正月初一五更饺子下锅；初二要吃长寿面。做长寿面时先做好肉汤，然后将面另锅煮熟，捞出过水，食用时加肉汤，象征着送旧迎新。某些节日时间虽然与汉族相同，但过法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春节”、“端午节”、“元宵节”等，在过节形式上均与汉族有差别。[33]
春节多走亲串门、祭祖及娱乐活动。农历三月间的以鱼为祭供品的“鱼清明”、农历七月间以瓜果为祭供品的“瓜清明”、“孙扎拜义车孙扎”（端午节）和中秋节。欢度这些节日的方式，均以本民族的习俗方式进行祭奠、饮食和娱乐。民族化节日有“四一八”西迁节和正月十六“抹黑节”。
西迁节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是锡伯族的西迁节，锡伯语叫杜因拜扎昆节。在1 6 世纪之前，西迁节
西迁节这一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弹响“东布尔”，吹起“墨克调”，尽情地跳起舞姿刚健、节拍明快的“贝勒恩”。姑娘们的“抖肩”，小伙子们的“鸭步”惟妙惟肖，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这种节庆活动集中展示了锡伯族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间信仰、民风民俗及各种工艺和歌舞艺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宝贵价值。
抹黑节
抹黑节是锡伯族人民另一个饶有风趣、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 传说，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这天“五谷之神”要下凡巡视，人们互相往脸上抹黑，是为了祈求五谷不之不要把黑穗病传到人间，使小麦丰收，百姓平安。所以这一天，人们起得特别早，把晚间准备好的抹黑布（抹锅底的黑灰）或毡片带上，走向大街伺机抹黑的对象。闲不住的年轻人成群结伙挨家串户去抹黑取闹。遇到老年人也不放过，不过要跪地施礼请安，再向老人额头抹一小黑点，以示尊敬。尤其是姑娘，很少有人能逃脱脸上不被抹黑的，此时姑娘们也毫不畏惧，用同样的手段往小伙子脸上抹黑。
锡伯族的“抹黑节” 据传说，锡伯人民因苦于小麦黑穗病之害而演变出这一独特的节日。每年正月十六日太阳未升起之时，锡伯族群众就要用预先准备好的锅底黑灰往脸上涂抹。亲朋邻居不相互串门，子侄辈首先给老人跪下，用锅灰往其前额点一点，然后，平辈之间相互乱涂，直到一个个都成为黑脸蛋为止。只有青年妇女不提倡脸上抹黑。这一习俗的用意在祈求老天爷开恩，不要让小麦染上黑穗病。
锡伯族的文学艺术内涵丰富多彩，富具本民族特色。民间文学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民歌、民间故事、谚语、谜语、格言等。民歌又分叙事歌、苦歌、萨满歌、颂歌、劝导歌、习俗歌、田野歌、打猎歌、情歌、婚礼歌、新民歌等。民间故事有传说、童话、动物、寓言、神话、谜语故事等。谚语内容多为教人谦虚谨慎、诚实讲信、团结友爱，褒贬好恶、勤劳节俭。谜语主要表现为提高儿童智力、启迪其心智的内容，是老年人和妇女教育儿童的工具。创作文学多表现为近现代内容。最早的有19世纪上半叶换防卡伦侍卫何叶尔·文克津的散文体书信《辉番卡伦来信》。清末民初之后才不断涌现文学新人。到目前为止，已发表锡伯、汉文字的长篇小说、叙事长诗、散文、诗歌、纪事作品、人物传记等多部，在新疆民族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本民族的音乐分戏剧音乐和说唱音乐两类。戏剧音乐称秧嘎尔牧丹，分平调和越调。但基本为引进后加工为本民族化的内容。说唱音乐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民间体育有射箭、赛马、摔跤、角力、滑冰以及娱乐化的狩猎活动。其中射箭和赛马具有悠久的历史，系本民族“善骑善射”历史传统的延续。
早在清代，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等地的锡伯族均形成了村镇。西迁的锡伯族在察布查尔渠凿通后，便基本形成了现8个牛录（亦称嘎善）的聚落形式。牛录既是经济单位，也是作战单位。最初每个牛录均围以高大的围墙，开东西南北四大门，有二三百户不等。
每户庭院大小不等，少者二三亩，多者四五亩。庭院多呈南北长方形，四周植有各种树锡伯族住宅
锡伯族的住房日益向砖木、钢筋水泥结构相结合的房屋发展。过去的那种从清代遗留下来的人字形大屋顶房，已被淘汰。个别村庄只是作为文物保留。这种房屋的造型是从满族学来的，它的造价较高，用工、用料较多。当今的住房，逐渐趋向砖木结构与“来兰皮”结构相结合的房屋。有许多房屋，钢窗、钢门取代了木窗、木门。个别农户还盖了楼房。[36]
锡伯族的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住宅和庙宇的建筑上。锡伯族的住宅，“人”字形大屋顶房，宽敞大方，屋檐宽出半米左右，窗户很大，有的一间房子就有四五个窗户，窗户格木形状都很精致，小而多曲、几乎和雕刻的一样，如果没有精细的技艺是做不出来的。而且在门框、窗、屏风上都有精雕细刻的图案。[37]
这类歌曲的曲式结构较田野歌稍大，有部分四乐句的单乐段形式出现。主要是反映锡伯族丧葬、婚姻、劳动、游乐、礼节、信仰等方面的风俗。如丧葬方面有《哭葬歌》；婚姻方面有《说亲歌》、《哭嫁歌》、《劝嫁歌》；劳动方面有《四季歌》；游乐方面有《刁羊歌》；礼节方面有《尊老歌》；信仰方面有《喜利妈麽歌》等。在婚娶习俗歌曲中一般都有固定的歌词。
儿歌
此类歌曲曲调简明，多是教育儿童努力学习、学唱字母、射箭口诀等内容。是本民族崇尚教育的优良传统的体现。正是这种传统才促使这个西迁时只有3000余人的民族，虽然与其他民族杂居了漫长的200多年，仍然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艺术。
叙事歌
叙事歌多是记述锡伯族1764年西迁来新疆的历史事件的歌曲。这与锡伯族人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及由此构成的特定生活内容有极大关系。一般旋律极精练，比较完整的有五部：《喀什戈尔之歌》、《拉西贤图》、《叶钦娜》、《海兰格格》、和《三国之歌》。《喀什戈尔之歌》是记述了伊犁四营部分官兵于19世纪20年代奉命赴南疆平定英、俄唆使的张格尔之乱的历史过程。《拉西贤图》全诗近千行，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口语化的特点增强了民间音乐的色彩。《叶钦娜》是一部古老的反映锡伯族渔猎生活的叙事歌。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诗歌的每一句都以“叶钦娜”一词起头，并以“顶针格”的修辞手法使上下节联成一体。《海兰格格》是一部对情人的追恋歌，也称为悼恋歌。“格格”是旧时锡伯族对少女的美称，也可作为丈夫对妻子的昵称。“海兰格格”意为“可惜的姐姐（或可惜的小姐）”。《三国歌》是根据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三国演义”编唱的，已流传有百余年历史，是汉锡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现存锡伯族民间歌曲为数不多，但其调式却十分复杂。四声、五声、六声、七声等不下二十余种。其中不乏有罕见的特殊调式。
田野歌
也被称为“街头歌”，锡伯语称“塔拉依舞春”。这是锡伯族最富特色的民间歌曲，而且又为广大锡伯族群众认为是本民族固有的民间歌曲。它咏唱的对象包罗万象，从天、地到日、月，从人类到禽兽。这类歌曲无固定的歌词，多在节假日亲朋聚会或田间劳动时由男女即兴编词对唱。它的特点在其曲调发展手法、曲式结构和歌词格律等诸方面。它几乎全部是由两个不对称的乐句构成，下句后半部的下方严格五度（或四度）模仿；两乐句终止均由其结音下方二度或三度上行级进至结音而终止，终止式的五度模仿尤其严格。
蝴蝶琴
蝴蝶琴又名多姆多昆，也是几年来开发出来的乐器。在西迁节的文艺表演中，我们看到了两把外形一模一样的蝴蝶形状的琴，走近看才发现一把是拉弦乐器，一把是弹拨乐器，都是四根弦，都是蝴蝶的琴身，蝴蝶琴的颜色仿佛红木家具的颜色，古色古香。还有一位艺人手中握着一只40厘米长左右的“蝴蝶”，这是一种打击乐器，两根铁丝制成的蝴蝶装饰触角，木制的蝴蝶外形，里面有四根并列的木棍，一排是20个铁环，一排是6个羊髀骨，交替组成，演奏者手握蝴蝶木制外形，一边有节奏的晃动即可。[38]
冬布尔
冬布尔是锡伯族的弹拨乐器。一说源于哈萨克族的东不拉，一般认为是在满族的三大弦和哈萨克族的东不拉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琴柄和弦轴类似汉族三弦，两鸣箱和两弦又近似哈萨克族的东不拉。长约110厘米，以山羊肠作弦，无品位琴头有两个琴珍，两条丝弦。演奏时，将琴抱于怀侧，肘右手指弹拨。音色介于三弦和东不拉之间，用于独奏、合奏和舞蹈伴奏。[39]
绰伦琴
绰伦琴外形酷似葫芦，因此也叫葫芦琴。锡伯族先民用刀将葫芦一劈为二，将猪尿泡套上去，两根羊肠线作弦。到了现代，绰伦琴由最初研制的2根弦发展到今天的4根弦。琴弦的声音仿佛马头琴的柔美，音色优美清脆，真是演唱情歌的最佳乐器。[40]
锡伯族的传统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包括射箭、摔跤、赛马、角力、滑冰、等活动，此外还有荡秋千、放风筝、棋类（卡塔）、嘎尔出克（髀石）游戏等。
打瓦尔
打瓦尔是锡伯族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它起源于锡伯族的狩猎时代，不仅可以锻炼臂力、眼力，而且还可以培养人的集体观念。 打瓦，人多人少均可以。每人手中拿一方形厚木块叫做“瓦”，分成人数相等的两个组，打瓦之前先赌出立瓦组和打瓦组，输者立瓦，赢者打瓦。具体方法是：双方在规定好的距离线上，打瓦者用瓦将立瓦者的瓦打倒就算通过。打不着或是打不倒都算“烧死”。第一次打称打头面，打时打瓦者口中也要喊头面，喊错了或是不喊，都算“烧死”。“烧死”者，允许别人来救，救活后可以继续打，救不活的，就要变成立瓦者，而原来的立瓦者就变成了打瓦者。头面瓦打完了，再打二面、三面，一步比一步难度大。如果有一个人完不成，就全体“烧死”，由打瓦变成立瓦。
摔跤
摔跤是一种比赛力量和技巧的对抗性很强运动，是锡伯族群众喜爱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每逢婚嫁、节日等吉庆日子都要举行，对获得胜利者给予奖励。摔跤形式多种多样，除了国际式摔跤与中国式摔跤外，还有本民族的摔跤形式。古典式摔跤、摔跤手的年龄、体重要差不多，摔跤时也没有固定的程序，只要一方的双手、膝盖或背脊一着地，就算输了。一种是自由式摔跤，参加比赛的选手不分体重、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只要一跤把对手摔倒就算胜利。锡伯族还有一种摔跤形式，将摔跤手的双腿用一条麻袋装起来，麻袋口扎在腰间系紧，双方只能用上肢的力量和技巧摔倒对方。还有一种马上角力，也叫马上摔跤。比赛时，骑手一手执辔，一手抓、拉、推、搡、扭对方，或则把辔压在坐鞍上，马鞭叼在嘴中，当两马相交之际，双方交手较量都力图把对方拉下马来，拉下马就算赢了。争斗中两骑往往左右盘旋，骑手扭在一起，拼力摔拉，斗智斗勇，险象丛生，惊心动魄。
锡伯族十分注重礼仪，也有一些禁忌。比如睡觉时脱下的裤、鞋、袜等不能放在高处；不能在炕上横卧；不能从衣帽、被子、枕头上跨过；吃饭时不能坐门坎或站立行走，严禁拍桌打碗；媳妇不能与公公同桌用餐，也不能同坐；递刀给别人要刀尖朝自己，刀把朝对方，忌食狗肉，族内同姓禁止通婚等。[41]
锡伯族有讲究礼仪、尊老爱幼、热情好客、崇尚整洁的传统美德。在日常生活中，不孝儿女、不赡养老人者，要受到社会的谴责。教师在社会上受到特别尊重，本民族谚语说“不尊重教师就是不尊重父母”。尊重客人被视为体现一个家庭或家族文明素质的重要方面。保持整洁、保护水源、在公众场所保持外表形象是本民族自古延续的社会公德和个体德行方面的重要表现。礼仪礼节则被视为做人的根本。在日常生活中，对长辈应答和气，久别重逢须行“打千”礼，逢重大节日、婚丧必行跪礼及磕头礼。该传统一直传承至今。
锡伯族过去在饮食上有许多必须遵守的规矩，比如经常食用的发面饼，上桌时分天、地面，天面必须朝上，地面朝下，切成四瓣摆在桌沿一边。吃饭时不得坐门坎或站立行走，禁止用筷子敲打饭桌、饭碗，或把筷子横在碗上。全家进餐按长幼就座，以西为上，过去父子、翁媳不得同桌。晚辈路上遇见长辈要问安并让路；平辈见面要相互问好。客人来访，儿媳要出来装烟、倒茶，若装烟、倒茶的与客人辈份相等，客人应起立或欠身双手接；客人告别时，全家要出来送至大门口。
锡伯人打围有个古老的习俗，不论猎取的野味多少，所有参加者无论大小都是平均分配，即便过路人碰到分猎物时，也毫无例外地分得一份。不过，猎物的头和蹄子应分给首先命中者，这是一种奖励。锡伯人认为，猎物是大自然赐予大家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不能独用。
锡伯人不光把打围看成是取得食物的手段，同时还把这看成是一种团结和吉祥的象征。[42]
锡伯族基本保持着一夫一妻、妇随夫居的典型的父权制婚姻形态。个别无子嗣者招婿入赘。同姓不婚，但偶有姨表、舅表、姑表兄妹婚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新婚姻法在锡伯族社会得到全面贯彻，纳妾、童养媳、指腹为婚等陋习逐步被杜绝。锡伯族与汉族等民族的族际婚姻日益增多。
锡伯族的丧葬有许多讲究。过去火葬，后改为土葬，用木棺。锡伯族实行土葬。[43] 每一个哈拉（姓）和莫昆有各自的墓地。老人死后行洗礼，报丧时行跪礼。出殡选单日，忌申日和午后。吊丧期多为三日，多者五至七日不等。墓堆上插两杆幡（一为纸幡，一为用红布或红绸制）。丧期内忌串门。祭奠期 “四十九日”，远亲脱孝，直系亲属则需百日脱孝。萨满、其它巫职人员和非正常死亡者火葬，未婚男女棺材不做底，而用芦苇代之。幼儿死尸弃于野外任凭飞禽走兽噬食。
老年人的葬礼有许多习俗。一般老年人病危或临终时，家中的儿女不得离开。老人不能死在炕上，咽气前要抬到屋地中央临时搭的床上，由儿子给老人穿上寿衣、寿鞋。咽气时，要给死者剃头、洗脸、剪指甲、口含铜钱，手里也拿钱，然后立即打开门，意思是让老人的灵魂出去。在埋葬之前，还有许多迷信的讲究，如在死人头上蒙“蒙脸纸”，身上盖“陀罗被”，头前放“长明灯”、“倒头饭”，插“开眼光”棉球等。全家晚辈要穿白色孝袍，系白布腰带。在吊唁、小殓时，还要请喇嘛念经，同时还请吹鼓手在门前吹奏欢快的乐曲，因为这种丧事称“喜丧”。若亡者年不满60岁，则奏哀婉之曲。[43]
色布喜贤，锡伯族，近代锡伯族杰出的教育家。色布喜贤从小学习刻苦，博览群书，文武双全，曾在锡伯营中任文书和翻译，后来升任索伦总管。光绪八年（1882），清军收复伊犁，将军金顺进驻，给位于伊犁的各部落、各营官兵补发了一笔资助款。身为索伦总管的色布喜贤面对这笔数额不小的经费，决定办一番造福于民、造福于子孙的大事业。他亲自张罗，在锡伯营8个牛录（分队）相继创办了公办学校，并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丰富教学内容。这是西迁锡伯族学校义务教育的开始。在此之前，锡伯族尽管有教育活动，但多为私塾教育，不仅受文化教育的人寥寥无几，教学内容也仅限满文和骑射。色布喜贤十分注重汉语教育，为培养锡汉兼通的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各民族交往的日益密切，各民族互学语言已刻不容缓。色布喜贤深谋远虑，提出发展双语教育的构想，从选编教材到聘用教师都贯彻这一原则。学校一方面聘请汉族教习，另一方面选派德才兼备的学生到惠远城学习汉语文。教授内容有《诗经》、《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色布喜贤认为，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道德教育的重点是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他要求各民族师生以礼相待，以诚相处，做到互帮互学互尊互爱，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他还特别提倡热爱祖国、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热爱劳动肯于吃苦等中华民族的优良风尚。色布喜贤还十分重视女童教育，他提倡妇女应当享有和男子一们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专门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招收锡伯族女童上学念书。从此，结束了锡伯女童不上学堂的历史。光绪年间，在色布喜贤的建议下，国家出资选派锡伯族学生留学俄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兼通俄文的翻译人才。在色布喜贤先进思想影响下，锡伯族中形成了学习多种语言的教育传统；锡伯各牛录相继成立“兴学会”，积极倡导男女平等接爱教育，创办油印的锡伯族文化刊物，介绍先进思想，传播进步文化艺术。[44-45]
护卫祖国边疆有功清代将领，锡伯族人。19世纪20年代，流亡在浩罕的小和卓越霍吉占的堂孙张格尔，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广结党羽，大举进犯新疆南部。他们屡次骚扰近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刹那间，本来安定一时的南疆，又战火四起，硝烟弥漫。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恙、和田四城相继失陷。道光六年（1826），额尔古伦作为锡伯营总管，率锡伯官兵共800人驰援固守的清军，与张格尔的数万大军展开了激战。锡伯官兵平时十分重视军事训练，骑射行军，技艺娴熟，加上他们骁勇善战，与清军并肩战斗，将张格尔叛军打退100余里，大获全胜。额尔古伦又乘胜追击，在喀尔铁盖山活捉了张格尔，使叛兵群龙无首，叛乱得以平息。第二年，清军收复了喀什噶尔城。额尔古伦又率军激战，攻下英吉沙等其余三城。至此，南疆四城全部得以收复。帝国主义的阴谋破产了，南疆又恢复了安定。道光帝得知此信大喜，下令将有功将士40人，一律赐给封号并绘像紫光阁，以示表彰忠勇。道光帝还召见了额尔古伦等人，授予他头品顶戴，赐“果勒明阿巴图鲁”爵号。额尔古伦和他率领的锡伯官兵，在保卫祖国边疆，维护边疆稳定、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粉碎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平定了张格尔的武装叛乱。他们的历史功佟丽娅绩是不可磨灭的。[46]
佟丽娅，中国内地女演员，1984年8月8日出生于新疆伊犁。[47-48] 2002年获得首届新疆小姐大佟丽娅
2007年，出演《新不了情》中的角色青年李再爱。[50] 2008年，出演《母仪天下》中的赵飞燕一角。[51] 2009年，佟丽娅又出演了《人活一张脸》，《大屋下的丫鬟》，《烟雨斜阳》。2010年，霍建华和佟丽娅首次合作，在《怪侠一枝梅》饰演荆如忆。《无懈可击之美女如云》饰演姚辉。《我的经济适用男》饰演何小君。
2011年，《唐宫美人天下》饰演舞倾城。佟丽娅在《美人天下》中再次扮演擅长歌舞的舞倾城。《宫锁心玉》饰演年素言/佟素言。佟丽娅饰演的年素言是《宫锁心玉》中的女二号，原名佟素言，其历史原型是雍正皇帝的敦肃皇贵妃年氏。
2011年，佟丽娅与飞轮海成员汪东城共同出演了悬疑爱情惊悚片《紫宅》。同年，佟丽娅在电视剧《梦回唐朝》中饰演陶美人，并出演了《我的经济适用男》中的女主角何小君，期待她的演绎。
2012年，佟丽娅在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中饰演沈冰。佟丽娅饰演的沈冰则成为最理想的模范女友。在电视剧《恋爱的那点事儿》中饰演于湖新。，与杜淳饰演一对情侣。在《爱可以重来》中，佟丽娅饰演的女主角陆嘉亮。11月21日，佟丽娅在微博上首发音乐处女作《只为你歌唱》，发布爱情宣言。
在2013年度亚洲偶像盛典凭借《唐山大地震》《断奶》等，获得了年度“最具实力女演员”大奖。2013年，佟丽娅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排名第79名，担任第四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形象大使。2013年参与拍摄电影版《北京爱情故事》。
关垚淼，出生于1978年12月27日。央视节目主持人，先后主持过中国电影频道《电影百科》，旅游卫视《衣妆盛世》、《正点播报》、《旅游明星站》等强档节目。并出演多部电影、电视剧。[52]
白静，（1983年6月4日－2012年2月28日）女，辽宁调兵山市人，曾出演过《血色湘西》、《功夫咏春》、《见龙卸甲》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在校期间曾出演过数十部音乐剧，毕业后被中国儿艺收归旗下，一直活跃在音乐剧舞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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