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满族，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散居中国各地。源于女真。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为满洲（Manju）简称满族。满族本来有自已的语言、文字，满
满族，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散居中国各地。源于女真。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为满洲（Manju）简称满族。[1]
满族本来有自已的语言、文字，满文创制于16世纪末，是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17世纪四十年代，满族大量入关后，普遍开始习用汉语文[2] 。
满族曾信仰萨满教，崇拜祖先，有祭天、祭祖的习俗。后来，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崇拜对象变得多元化。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
满族入关之前民间文学十分丰富，以神话、传说、歌谣的形式代代相传。入关之后，吸收汉文化的精华，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如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文学家老舍、端木蕻良等。
满族的民族前身
明初女真人聚居区
女真的崛起
北宋初年，女真部落中的完颜部逐渐强盛，统一了今吉林省以北各部女真。1114年，其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翌年，建立金国，用10年时间灭掉了辽国，两年后又征服了北宋。将都城从早期的上京（金上京在今黑龙江阿城市南）迁到中都城（今北京城西南隅），统一了河北及东北广大地区。后在蒙古军队的强大压力之下，迁都开封，企图向南发展，并与南宋交战10 余年，致使腹背受敌。1234年金国被蒙古国所灭。在近百年的发展演变中，大部分女真人与汉人及其他民族融合了，只有散居于今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中下游、东临大海的女真人延续下来。这些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满洲即与这部分女真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3] 。
元末明初一部分女真人南迁，到达吉林省和辽宁省北部及东部一带定居。至此，女真人大致分为三大部分，在明朝记载中分别被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就是后来形成满族的主要成员[3] 。
建州女真，分布于以今辽宁省境内的浑河流域为中心，南抵鸭绿江，东达长白山北麓和东麓的地域中。在建州部落内部还有苏克苏护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鸭绿江部、讷殷部、珠舍里部等。海西女真，分布于今辽宁省开原以北、辉发河流域，以及松花江中游广大地区。内部分为扈伦、哈达、乌拉、叶赫四部落。野人女真，分布于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以东和以北的地区，即松花江下游至黑龙江流域，东达大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域。内部分为瓦尔喀、虎尔哈、使犬、使鹿等部[3] 。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
明朝统治者一直极为重视北疆（即长城一线）的防御，严防武力仍盛的北元蒙古各部。明朝起初没有料到，取明而代之的是东北的女真人，故早期对辽东的防御较少，边墙失修，并对东北地区采取怀柔政策，设奴儿干都司作为治所，都司各级官员皆由当地部族首领担任，再由朝廷派员定期巡视。直到建州女真南迁接近辽东，才于15世纪中叶开始修筑辽东东段城墙。在此期间，建州女真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年），利用明朝在东北地区军事统治松弛的时机，发动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3] 。
努尔哈赤世为建州女真部首领，兼任明朝官职，通汉、蒙古文字，受汉文化影响较大。早在1412年，其先祖猛哥帖木耳（猛哥帖木耳像是蒙古名字，以至蒙古人后来比较顺理成章地把传国大玺奉给皇太极）被明朝册封为建州左卫指挥。而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却在驰援明军的战事中被明军误杀。于是，努尔哈赤暗下反明雄志，便从当年开始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到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首先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落。嗣后，努尔哈赤便将战略目标转向势力较大的海西女真部落。到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完全征服了海西女真四部落，并将其土地人口直接归自己统治[3] 。
努尔哈赤凭着八旗劲旅，终于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事业，1616年在赫图阿拉（后改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即汗位，建元天命，国号曰“金”，史称“后金”[3] 。
反明战争
建立后金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1619年夏，后金取得了辽东地区以萨尔浒之战为中心的总体战役的胜利，士气大振。七月，努尔哈赤准备乘胜攻打铁岭。驻守铁岭的明军势单力薄，难以抵挡后金精税。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和诸贝勒率领大军，围攻沈阳，打败明军7万守城部队，占领了沈阳城。努尔哈赤留下部分兵力驻守沈阳，指挥其余大部分兵力，准备乘胜攻取辽阳城。次年又克西平堡、广宁等要地。1625年（天启五年）二月，迁都沈阳。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率八旗兵进攻锦州、宁远，在宁元为明将袁崇焕打败，后金国主努尔哈赤亦受重伤，于当年八月去世。由八子皇太极即位[3] 。
清王朝及“满洲”称呼的确定
1636年三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沈阳，公推皇太极继承蒙古可汗大统，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尊号。这样，和蒙古人一直有着联姻关系（并被蒙古人认为有着同一祖源关系）的“满洲”民族得到了强大而真诚的盟友。而蒙古则将“灭明复元”的希望托付于他们的合盟。同年，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即位，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3] 。
在此前夕，即1635年11月22日（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后金国汗皇太极颁布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命令。在这项命令中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自此以后，“满洲”作为正式的民族称谓被固定下来并统一使用。直到今天，满族将这一天视为自己民族的诞生日，称为“颁金节”[3] 。
清军入关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身亡。旋即，满蒙八旗铁骑入关，席卷大江南北，彻底推翻了统治疆域比元代大为缩小的明朝，建立起辽阔的大清帝国。清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统治时间最长久的少数民族中央统一政权。直至1911辛亥革命，持续了260多年[3] 。
康乾盛世
康熙帝读书像
清政府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用了70余年时间，征服了雄踞西北的准噶尔蒙古汗国，统一了天山南北，设立伊犁将军严兵把守，粉碎了沙俄向中国西北边疆扩张的阴谋。在西藏地区，清政府选派驻藏大臣，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并且确立了达赖与班禅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使西藏直接为中央政府所管辖。与此同时，清政府先后平定了上层贵族叛乱和受英国殖民主义者支持的廓尔喀（尼泊尔历史上的统治王朝）入侵，巩固了中国西南边疆。因为意味着百万人统治上亿人，所以清朝在征服和治理泱泱大疆域时，多采取高压与怀柔并举的策略。同时，清政府极其注重发展满族与人口众多的汉族及占地辽阔的蒙古地区和西藏的关系，“因俗”而“治”之。除在全国各地派遣满族官员，掌管重要权力外，全都任命当地本民族上层人物进行管理，承认和保留他们统治本民族的权力。在内外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强化中央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统治[3] 。
满族上层统治者还与蒙古贵族世代联姻，给他们优厚的俸禄和显赫的爵位等，以此体现“满蒙一家”的长治久安局面，有效地消除了“贴身隐患”。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一直采取保护和隔离于汉人的措施，限制汉人开垦蒙地。回过头来看，这在客观上有效地保护了草原[3] 。
抗击帝国主义
在中国近代史上，尽管清政府腐败没落，但满族人民及八旗官兵却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浴血奋战，谱写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英勇事迹。在鸦片战争中，驻防在山东青州的满洲八旗几百名将士与数十倍于己的英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驻守在浙江乍浦观音山的八旗兵，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276名满族官兵，几乎全部战死在阵地上。驻防在镇江的满、蒙八旗官兵，在很多外省援兵逃走的情况下，面对15,000名英军，毅然拼死抵抗，进行激烈的巷战。旗兵"死伤十之八九"，副都统海龄也壮烈殉国。1858年6月，满、蒙、汉各族八旗官兵，打沉敌舰5只，打伤6只，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1,578人，法军14人，取得了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的胜利。历史更不容遗忘的是，1860年9月21日，在同英法联军的八里桥大决战中，许多满族官兵和蒙古、汉等民族官兵一道，在清军统帅僧格林沁阵前指挥下死战[3] 。
清朝灭亡
清朝后期，统治者腐败无能，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投降卖国，激起了满族人民和其他民族大众的愤概和反抗。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4] 。
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清朝灭亡，满洲正式改称满族，成为中华民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成员之一。当时满族的境遇已大不如前，许多人不得不将名字更改为汉姓汉名，靠隐瞒族籍以避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5] 。
京旗满族通常用组织协会、社团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当时八旗各有“生计处”以寻求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的途径。除此之外还有满族同进会、八旗生计维持会、宗族生计维持会、旗籍生计研究会、共和旗族生计同仁会、两翼八旗生计研究会、内务府三旗共和协进社、外三营生计协进会、八旗生计讨论会，还有一些小型的知识分子集会，主要讨论生计、就学、就业和民族不受侮辱的解决途径。抗战时期，京旗满族人郭岳昆组织了满族抗战建国会，不久被日本宪兵侦破，遭到解散。抗战胜利后，由溥儒主持创立满族文化协进会，后改名北京满族协会，大部分为原满族抗战建国会会员，他们继续为满族获得平等待遇而努力，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仍然收效甚微。不过，在满族协会对会员的登记过程中，将他们的老姓、所冠汉姓、职业、生活情况等信息进行了记录，这些信息为日后的满族研究，尤其是京旗满族姓氏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5] 。
同京旗和关内各地的满族不同，东北满族大多保有前清时期的旗地，同时也早与汉人一样从事其他职业，此外，满、汉之间关系融洽，因此并没有像关内满族一样遭遇民族和生计问题。当时东北的政局也比关内稳定，主政者张作霖并没有刻意对满族人趁火打劫，而且东北的陵园、坟地甚至一直由满族自管直至1949年[5] 。
1931年，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延续，大日本帝国在东北成立了由其实际控制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以逊帝溥仪担任执政（后称皇帝）。虽然名为满洲，实际上却是一个包含当时东北各个民族的一个全新的国家，所谓“满洲人”也指的是满洲国境内之人。虽然有一少部分前清满洲贵族子弟跟随溥仪，但也有许多东北满族同其他民族一道反抗日本在东北的实际统治[5] 。
但由于满族统治者所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腐败屈辱相关，再加上日本侵略者曾在中国东北强行“扶持”清朝末代皇帝建立过伪“满洲国”，因而使满族的政治待遇曾受到一定时期的负面影响。从辛亥革命开始，几乎在整个民国时期，在排满情绪影响下，满族人受到了严重的民族歧视。许多满族人隐瞒民族成分，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或改成汉姓汉名。关外有的满族人甚至生计没有着落。这样，在满族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现象[3] 。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承认满族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恢复了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应有的待遇。许多之前隐瞒民族身份的满族人恢复了民族身份，满族的人口数量也因此成倍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满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样，获得了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平等权利。1956年2月18日，由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通知指出“满清”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当时封建统治者这一段历史遗留下来的称谓，为了增进民族团结，今后除了引用历史文献外，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将满族人民同满族统治者区别开来。此后周恩来总理在阐述中国民族政策及接见满族皇室人员时专门谈到满族问题，并明确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周恩来选集》，第319-320页）。原满族皇室主要成员溥仪于196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溥杰于1959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他皇室人员在政协任职的也很多。以前隐瞒满族成分，或者没有申报满族成分的群众纷纷自愿地恢复和改正，这样使得曾一度呈现零增长趋势的满族人口又开始正常发展起来[3] 。
1957年，北京市郊区相继成立了一批满族乡：怀柔县喇叭沟门满族乡、转山子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长哨营满族乡，东黄梁满族乡、密云县檀营满、蒙民族乡。1958年满族自治乡改为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1983年檀营满蒙民族乡恢复重建，随后恢复了喇叭沟门和长哨营等满族乡。与此同时，在一些满族散居的地区，满族也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成立民族乡，如1982年贵州毕节地区黔西、大方、金沙三县，成立了苗族彝族满族和苗族满族等6个民族乡[6] 。
1981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许多满族人恢复或改正了满族成分。这其中包括一部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人后裔[3] 。
在经过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之后，满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条件已经成熟，1985年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辽宁省成立了首批满族自治县--新宾、凤城、岫岩3个自治县。此后又陆续于1986年12月2日在河北省建立青龙、丰宁两个满族自治县；1988年8月30日在吉林省建立伊通满族自治县；1989年6月29日在辽宁省建立桓仁、宽甸、本溪、清原、北镇5个满族自治县（现凤城、北镇已撤县改市）；在河北建立宽城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除自治县外，在全国还设立了200多个满族乡镇，满族的自治权利得到了保障[3] 。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满族总人口已跃居中国少数民族第二位（仅次于壮族总人口）[3] 。
由于历史的原因，满族散居全国各地，以居住在辽宁省的为最多，其他散居在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新疆、甘肃、山东等省区和北京、天津、成都、西安、广州、银川等大、中城市。形成大分散之中有小聚居的特点。主要聚居区已建立岫岩、凤城、新宾、青龙、丰宁等满族自治县，还有若干个满族乡。[4]
中国大陆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满族的人口数量为10410585人，约占中国人口的0.77%，少数民族人口的9.28%。省级行政区中，辽宁与河北的满族人口超过百万。其中辽宁省有满族5336895人，占满族人口的51.26%，占辽宁省人口的12.20%，为满族人口的主要集中之地；河北省有满族2118711人，占满族人口的20.35%，占河北省少数民族人口的70.80%。吉林、黑龙江、内蒙和北京的满族人口超过十万；天津、河南等17个省级行政区各有数万；安徽、福建等7个省级行政区各有数千；西藏自治区的满族人口最少，为153人。在辽宁、河北、黑龙江和北京，满族为第一大少数民族。尤其在辽宁、河北、黑龙江三省，满族占当地少数民族的比例超过50%；在吉林、内蒙、天津、宁夏、陕西与山西，满族为第二大少数民族；在河南、山东与安徽则位列第三。
中国台湾
乾隆年间有金朝皇族移居台湾，已发展为有五百余户、八千多人口的大家族。台湾的满族人，总计约有12000余人。
海外
也有满族人移居海外[7] ，但人口数没有统计资料。
满文
满语研究已正式成为黑龙江大学的重点学科；民间的满语学习班也在一些城市和网路中开始出现。[8]
满族曾信仰萨满教。“萨满”是通古斯语，意为“疯狂的人”。汉译为巫师。满族的萨满教兼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含意，故崇拜的神祗既多又杂。祭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宫廷与民间之别，富者与贫者之别及地区之别、家族之别。清王朝初期，皇宫里的萨满多由熟悉爱新觉罗氏族方言而又聪明伶俐的女人担任，称萨满太太，专管皇帝举行各种神典，口诵满语祭神，与民间为人治病的萨满不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东北的宁古塔和爱辉等地，满族仍然保有萨满教。民间萨满分两种，一种是跳神的萨满，为人治病、问卜、求神驱鬼，另一种是管理祭祀的家萨满，负责祭祀祖先神。过去满族的农民“信巫不信医”，有病先请萨满跳神，无效才请医生诊治。萨满祈祷跳神时，头戴尖帽，缀五色纸条，下垂蔽面，外悬小镜，身穿长布裙，腰系铜铃，击鼓而舞，口中念念有词。而家萨满在各姓氏中都有一名。在祭祀祖先时跳神唱满语神歌，歌颂一年的丰收，或赞颂祖先的功德。[6]
清代，满族也有崇信佛教和关羽的，但祭祀仪式仍袭用萨满祭祀而有别于其他民族。驻防旗人后裔有家中挂祖宗袋的，袋中所装，为从关外带来的家乡的泥土。广州满族祭“落广祖”，所祭为第一代到广州落户的祖先。[6]
满族发饰
满族的氏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古老的满族氏族在女真族形成初期，主要是按血缘群体结寨而居，依照族寨而行。满族共同体形成之后，满族氏族开始发生了变化。如：努尔哈赤祖居的赫图阿拉最初只有8个氏族，随着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落的征服和统一，先后归服于努尔哈赤麾下投靠到赫图阿拉来的氏族越来越多，其中有33个氏族来自长白山区，有28个氏族来自哈达部，有14个氏族来自扎库木，有17个氏族来自讷殷，有44个氏族来自叶赫，有40个氏族来自乌拉，有X个氏族来自辉发。这一时期赫图阿拉的氏族就达到100多个，形成了诸多氏族混居的现象。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它们逐渐丢失了它们内在的组织形式，长期与汉族人生活在一起，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氏族的名称开始冠以汉字姓。久而久之，开始或完全放弃或忘记了原来满族的氏族名称，以汉字的姓取代了满族氏族的名称。[9]
满族食品也极富特色，历来有“满点汉菜”之说。最能代表满、汉族饮食文化交融的莫过于“满汉全席”。其菜肴选料、制作和吃法上都保持着满族特色，其中山珍如猴头菌、熊掌、人参、鹿茸等大都是来自东北地区。它是满点与汉菜融合的精品，在清乾隆时期就已成型，流传了二百余年，乾隆间《扬州画舫录》所载，扬州地方的“满汉席”，已有菜点100余道了。日常生活中，满族民间还有许多风味小吃和种类繁多的点心。喜欢吃小米、黄米干饭与黄米饽饽（豆包），每逢过节时吃“哎吉格饽”（饺子）。每当阴历除夕，晚饭吃满族独有的风味食品白煮猪肉，炙猪肉及糕点中至今犹存的“萨其玛”等。今天中国北方的饺子、火锅、酸菜、京味糕点等均与满族饮食文化有着渊源关系。[6]
满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大都与狩猎相关，有举重、摔跤、跳马、跳骆驼及溜冰等。“跳马”要在马飞跑时，横跃马身；跳骆驼则是从后跃上驼背。跳马与跳骆驼，都是为和敌人短兵相接时，便于飞上敌骑的擒拿技术，并成为经常锻炼的运动项目之一。跑冰鞋在19世纪中叶以前是八旗士兵必须操练的一项军事技术。乾隆时期，每年阴历十月都要在北京北海冰面上检阅八旗子弟滑冰，作为训练部队的制度之一。参加这种检阅的人数达1600名(每旗200人)。这样盛大的滑冰大会，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除了表演速度外，还有花样滑冰、冰上足球比赛、冰上杂技、滑冰射箭项目等。旧时旗人所用的木板冰鞋还可在北京民间找到。[6]
满族服饰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旗袍逐渐成为汉族的主要服饰。这时，男子的旗袍样式改为直筒袖长衫。女子的旗袍逐渐演变成各色各样的讲究色彩装饰和人体线条美的样式，为汉族妇女所喜爱。由于旗袍非常适合中国妇女的形体和贤淑的个性、民族的气质，后来渐渐成了中华民族非常有特色的服装。
满族的马褂是和旗袍配合起来穿的，它的样式很像现代人穿的地襟小棉袄。圆领、对襟，有开楔，有扣绊，身长齐脐，袖长及肘，四面开楔。因为它身、袖较短，冬季可以做成皮的或棉的，套在长袍外面，便于骑马，故名“马褂”。[10]
马蹄底鞋
旗头，满语称之为“答拉赤”它是满族妇女在一般礼仪或婚礼场合佩带的头饰。具体做法是以铁丝或竹藤为帽架，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为面，蒙裹成的长约三十多厘米、宽约十多厘米的扇形头饰。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之上即可。上面还常绣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此头饰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结婚、节日、或祭祀祖先时方以为饰。戴上这种宽长的装饰品，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之身体挺直，再加上长长的旗装和高底旗鞋，使她们走起路来纤纤碎步，分外稳重、文雅。
除“旗装”、“答拉赤”外，满族妇女的“旗鞋”也极富特色。旧时满族妇女与汉族不同，她们崇尚脚力劲健、登山行马，拒绝缠足陋习而以大脚“天足”为美。由此在鞋袜装饰上获得了充足的创艺空间，“旗鞋” 便从而产生。这种装饰以精美刺绣的旗鞋以木为底，鞋根起于中央，这种鞋俗称“旗鞋”或通称“高底鞋”。
满族的发式和头饰也很有特点。满族的男子都要留长辫子。入关以后，要求汉人男子也要留发，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为止。[10]
满族妇女与男孩一样，成年后才蓄发，或绾或髻。髻的样式和名称有好几种，如两把头、架子头、大盘头等。其中以两把头最为普遍，是满族妇女的一种典型发式。两把头就是将长发梳理整齐以后，束在头顶上，然后分成两绺，并梳成一个横的髻，将其余的头发梳成一个呈燕尾形的扁髻，压在脖颈的后面。因此，满族妇女行走时，脖子是不能随意转动的，显得很庄重。满族妇女不仅很讲究发式，也很注意头饰。在众多头饰中，大扁方头满族图腾海东青
民族图腾
满族的民族图腾主要有乌鸦、柳枝、野猪、鱼、狼、鹿、鹰（海东青）、豹、蟒蛇、蛙等。满族的古姓多为氏族和部落的名称，即古代的图腾名称。如地处长白山、英额、珲春等地的“钮祜禄”氏，其意为“狼”；世居哈达、赫图那拉、宁古塔等地的“萨克达”氏，其意为“母野猪”；居住在辽阳的“尼玛哈”氏，其意为“鱼”；生活于黑龙江的“绰罗”氏，其意为“桃子”等。[11]
满族弓
射箭是猎取食物、防御野兽侵害的工具，也是军事武器运用于战场，因而在满族社会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后金努尔哈赤把骑射作为立国之本。在他实行的八旗制度中，将满族人分别组织于各旗，平时生产，战时从征。当时人人习射，并以箭法高低为荣耻，无论王公大臣或旗丁，无不挽强善射。
公元12世纪，金朝女真人中出现了一种社会组织称为“猛安谋克”。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起初，1猛安可包括8至10个谋克，其首领称为“勃极烈”。金朝建立前，定制为每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猛安谋克不仅是军事组织，也是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所有组织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并占有一定的土地。金朝最高统治者通过宗室、将领控制着猛安谋克组织。进入中原后，猛安谋克制度又推广于“归附降人”，包括汉人和契丹人。金熙宗在位期间（1135-1137年）发展为军事、生产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按金朝官制：猛安为从四品，掌管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并同诸防御州的防御使一样，负有“防捍不虞，御制盗赋”的任务。谋克为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并负有除不管理常平仓之外县令所有的职权。谋克之下分设村寨，50户以上设寨使1人，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猛安谋克人户平时在训练之余，从事农业生产。有战事则丁壮接受征发，自置鞍马器械出征；其家口仍留家生产。猛安谋克制度，作为女真族创建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对外战争与对内统治等方面，尤其是在前期，曾起到重要作用：促进了当时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在灭辽攻宋战争中，大大增强了女真兵的战斗力；在猛安谋克组织下的大批女真人迅速迁到新占领地区屯驻，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同时，对于大量新征服地方采用猛安谋克编制，减弱了当地人的反抗。此后，分散各地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往往将所受田土租与汉族佃农耕作，收取地租。猛安谋克不事生产又疏于训练，战斗力逐渐衰弱。它与后金及清代的八旗制度颇有类似之处。[6]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牛录原为女真人氏族制时期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或出猎时，各依所属族、寨行进，每十人为一个行进单位，设“牛录额真”为首领（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组织，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佐领）管理其内部一切事务。每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参领），每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即旗主（后称都统）。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设黄．红、蓝、白四旗，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有清一代，牛录及人数时有变化，但旗制始终未变。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把众多的蒙古降众和编在八旗满洲下的一部分蒙古人，正式编成“八旗蒙古”。从天聪五年（1631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又逐步编建了八旗汉军。至此，八旗组织的三个部分才最后完成，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统属于同一社会组织——八旗之下。[6]
八旗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对于有效地组织民众进行战争，对清统一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后，八旗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入关时的八旗主力，大半留在北京，将京城的内城，全部作为八旗人口的驻地；留在关外东北地方的八旗人口，称为盛京驻防和宁古塔驻防；以后陆续派往内地各省的八旗，称为直省驻防；康熙至乾隆时期，击败了新疆各部的分裂力量，又陆续建立了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中心的八旗驻防体系，称为新疆驻防。全国各地通都大邑、关津要道均有八旗驻防，并辅之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军队，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八旗武装为基础的对全国的控制体系。[6]
清代满族人民基本都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下，满族兵丁参加了有清一代几乎所有战事，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先世赫赫战功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们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清代满族社会生活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八旗兵丁由过去关外时期的旗地制，转变为入关后的旗饷制。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原则上所有成年男丁都是士兵或预备兵，入关前是三丁抽一为兵，随着人口的繁衍，康熙时五丁抽一，以后有八丁抽一，十五丁抽一等，战争紧张时可能会全体披甲上阵，甚至妇女也要承担农耕、战争的后勤保障等事务。而其基本生活来源，是靠八旗分给一定数量的旗地。旗地的产出，不仅要负担旗兵及其家属的生活，还要承担旗兵出征所须的行装甲械。入关后，八旗兵丁按“计口授田”的旧制，也在京畿地区得到一份田地，但战事频发，兵丁们根本无暇耕种，也不愿耕种，同时地少人多的汉族地区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于是从入关时，清王朝开始给八旗兵丁发放饷银和月米，兵饷成为八旗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一般兵丁的饷米，表面上看是丰厚的，但在承担战时武器与马匹等开支及家属的生活后，就不宽裕了。整个清代，八旗兵额一直没有增加，而八旗人口大量增长，大量的旗内成丁不能及时挑补当兵，导致一份兵丁的银米要养活一大家人口的情况。而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旗内人口不得从事农、工、商各业以谋生计。而且，旗人也不能随意离开所驻地方，规定京旗人口不能离开驻地四十里，各地驻防旗人不能离开驻地20里。这就是清代社会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的由来。下层旗兵在八旗制度下日趋贫困化，清廷虽然采取多项措施，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旗制作为不变的根本国策，旗兵的贫困就无法改变。从阶级的角度说，下层旗兵与各族劳动人民一样，也是被统治阶级。[6]
满族民间文学，既有从肃慎、勿吉、挹娄、靺鞨、女真等先民那里传承下来的口头创作，也有满族问世后的作品，包括神话、说部、传说、故事、民歌和说唱文学等。
创世神话《天宫大战》，描述三位始祖女神阿布凯赫赫、巴那姆赫赫、卧勒多赫赫开天辟地并降伏恶魔耶鲁里的情形，情节跌宕起伏，色彩神奇诡异，体现了原始艺术的超凡想象力。神话《女真定水》等，则展示了洪荒时代初民们与险恶大自然抗争的无畏气概。《长白仙女》是一则族源神话，称本民族是天上仙女来长白山天池躬浴时，误吞神鹊所衔朱果受孕，生下婴儿的子孙，后被改叙作爱新觉罗家族的始祖神话，仍为民间妇孺皆知。此外，有关民间神职人员萨满降妖禳灾的神话，也多有流传，其典型作品是《尼山萨满》。
“说部”是满族民间文学特有样式之一，它是一种由民间艺人创编并传讲的散文体长篇叙事文学，又被俗称为“讲古”，与中原市井间的说书艺术类似。每部作品的篇幅都很长，须把整部大作品分成若干分部来逐次讲述。目前搜集到的长篇说部作品有《东海窝集传》、《红罗女》、《金兀术的传说》、《两世罕王传》、《东海沉冤录》和《黑水英雄传》等十几部，普遍具有情节震撼人心、人物个性鲜明、语言气势夺人的艺术特点。因说部作品常以本民族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为题材，故多带有历史传说性质。而短篇传说在满族民间也有很多，像《萨布素买军草》、《火烧船厂》、《珍珠门》、《大马哈鱼》等，都是颇为脍炙人口的。
民间故事，以反映阶级社会现实生活者居多，《桦皮篓》、《泪滴玉杯》、《采珍珠》、《德青天断案》、《一夜皇妃》、《祖宗婆》等，表现手法不拘一格，讲述出民族社会生活百态，凸现了满族人民的情感追求、是非观念和价值取向。
满族民歌，可分为“萨满祭祀歌”和“民间小唱”两类。萨满祭祀歌是旧时在聚族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场合由萨满演唱的礼神之歌，其韵律、调式带有浓烈的原始艺术气息，所唱内容因不同氏族而异。民间小唱，又可细分为“渔猎歌”、“情歌”、“仪礼歌”、“时政歌”、“儿歌”等项，在不同的聚居地域，分别流传着《跑南海》、《大风天》、《摇篮曲》、《子孙万代歌》、《阿库里》、《出征歌》、《跑马城》等谣曲。
满族的作家文学，一般认为当从满洲民族形成之时计起，而不包含靺鞨、女真时代的文人创作。成书于17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典籍《满文老档》（额尔德尼、库尔缠等著），中间的若干部分已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可视作满族书面文学的滥觞。
创作出《红楼梦》的曹雪芹
满族文化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满族用汉文著书立说方面。著名词家纳兰性德所著《饮水词集》和《侧帽集》，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正白旗包衣（家奴）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以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为背景，广泛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艺术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清朝贵族昭梿所著《啸亭杂录》，就其耳闻目睹的清前期的制度、仪礼、事件、人物等，杂记成书，对研究满蒙及清代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是北京岁时风土的记录，现有多种外文译本。满族县令和帮额所著《夜谈随录》，反映了满族下层的不满情绪。清人民艺术家老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很多有造诣的满族文学家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满族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写出了《龙须沟》、《女店员》、《茶馆》、《正红旗下》等大量文学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6] 。，胡昭、李惠文、朱春雨、赵大年、马云鹏、赵玫、叶广芩、江浩、于德才、孙春平、边玲玲、庞天舒、关仁山等众多作家与诗人的作品，更勾勒出满族文学蓬勃而持续发展的轨迹。截止2002年，中国作家协会中的满族会员，已有145人。
满族民歌内容丰富，较之汉族民歌，多了一些渔、猎、牧劳动和八旗兵出征及思念亲人内容歌曲。其歌词语言通俗、活泼，其旋律质朴、简明。农村中的满族民歌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满族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歌唱，活泼动情的小唱几乎涉及到满族整个人生礼俗，唱出了他们的愿望和心声。自降生听《悠摇车》，稍大一些学唱《小板凳》、《河河沿》，童年的《抓嘎拉哈歌》，少年的放牧山歌，青年的情歌、结婚的喜歌，出征的战歌，围猎的猎歌，以及丰收喜庆，岁时节日，祝福贺寿，凯旋庆功，悲欢离合都有歌，其音乐风格多彩多姿，但基调豪放，朗爽，即使表现哀婉情绪的音乐，也不失其刚健强劲的内质。
清中叶以后，旗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鼓词，只有唱词，没有说白，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为“清音子弟书”，在北京和沈阳等城市流传很广，为一般市民阶层所喜爱。鹤侣和韩小窗所著子弟书《借靴》、《侍卫叹》等，流传最广。还有一种民间“八角鼓”唱腔和鼓词，直到清末还普遍流传。[6]
满族舞蹈
满族剪纸
满族剪纸艺术
补绣工艺
满族民间工艺。或称“钉线”，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农村。以家织布和棉线为原料剪缝而成，黑白色为主调，间用他色。纹饰以榴开百子、吉庆有余、葫芦盘长、福寿长春、八宝等吉祥图案为主，多配以较粗重的黑色边饰，常绣于枕顶、荷包、幔帐、坐垫之上。
满族重视礼节。过去少辈对老辈是三天一小礼，五天一大礼。少辈每隔三天要给长辈打千请安，隔五天见长辈得叩头，打千的形式男女有别，男人哈腰，右手下伸左手扶膝，似抬物状，女人双手扶膝下蹲。路上遇见不相识的长者，要鞠躬垂手问“赛音”（满语，好的意思）。如骑马，要下马闪在路旁让路，等长辈过去，再上马赶路。远方亲友相见，不分男女皆行抱腰接面大礼。[6] “
满族许多节日均与汉族相同。主要有春节、元宵节、二月二、端午节和中秋节。节日期间一般都要举行珍珠球、跳马、跳骆驼和滑冰等传统体育活动。
颁金节：是满族“族庆”之日。1635年农历10月13日，皇太极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女真”为“满洲”，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各地满族同胞在农历十月十三日满族命名日自发地举行纪念活动，以示纪念满族的诞生。
上元节：即正月十五日，俗称“元宵节”。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有元宵挂彩灯和吃元宵的习俗。
走百病：满族妇女的节日。一般在正月二十日。当晚，妇女们三五成群，结伴远洲，或走沙滚冰，或嬉戏欢闹，叫做“走百病”。
添仓节：每年正月二十五，满族农村家家讲究煮黏高粱米饭，放在仓库，用秫秸棍编织一只小马插在饭盆上，意思是马往家驮粮食，丰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饭，连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两把锄头插在饭上。这个节至今在东北农村保留着。
二月二：俗称“龙抬头日”。当日晨，满族人家把灶灰撒在院中，灰道弯曲如龙，故称“引龙”。然后在院中举行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全家人还要吃“龙须面”和“龙鳞饼”。妇女们这天不能做针线活。
虫王节：六月天，易闹虫灾。居住在辽宁省岫岩、凤城一带的满族过去在六月初六这天，一户出一人到虫王庙朝拜，杀猪祭祀，求虫王爷免灾，保证地里的收成好。如今不搞虫王节祭祀扫活动，但家家要在这一天晾晒衣物，以防虫蛀。中元节：满族以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也视为超度亡灵的“鬼节”。届时，各处寺院设立道场，燃灯念经，要举行各种超度仪式。院内西侧向东摆一架木屏风，屏风上挂有鸡冠花、毛豆枝、鲜藕等，为供月兔之用。屏风前摆一张八仙桌，桌上供一大月饼。祭时，焚香磕头，妇女先拜，男人后拜。
开山节：满族人民在每年秋季中秋以后，或农历9月中旬（具体时间不定）为采集草药获得丰收而进行的祝福活动。在过去东北满族村落中每年开山节都要面对长白山，进行祝福祷告，感谢山神给予采药人的丰富恩赐，再这一时期采到的人参则要供奉在自家的神龛中。
腊八节：满族人家腊月初八要泡“腊八醋”和煮“腊八肉”。除全家人吃外还要分送亲友。
小年：满族过小年的习俗与汉族相同。腊月二十三日为“小年”。届时家家户户要祭祀灶神，俗称“送灶王爷”。
满族旧时婚姻重视门第，盛行早婚和娶大龄女。这与旗内男子当兵出征，希望早育子女有关。贵族官宦人家，盛行指婚，多由朝廷指定结婚对象，一般旗人也有由族长指婚的情况。清代宫廷的“选秀”，是为皇帝及亲王选妃，一般限定在八旗三品官内部遴选。八旗内男女年龄到十六、七岁，即可订婚，男子订婚与结婚年龄可能更小一些。婚姻由父母包办，男方请媒人到女方说亲，先后要去三次。每次都携带一瓶酒，到第三次才能知道是否成功。所以有句俗话“成不成，三瓶酒”。如果成了，女方父母向男方要彩礼，猪、酒、柜、衣服、首饰等。男方送的彩礼，全部作为姑娘的财产。旧时满族结婚过程较为繁多，有议婚、小定、大定、过礼、送日子、开锁、送嫁妆、迎娶、坐帐、合卺、分大小，回门和住对月一整套过程。结婚时，新娘要在洞房炕上坐帐一日，称为“坐福”。晚间在地上放一桌子，桌上放两个酒壶和酒盅，新郎新娘手挽手，绕桌子三圈后饮酒。炕上点燃一对蜡烛，通宵不熄，房外一人或数人唱喜歌，名曰“拉空家”，或有人用黑豆往新房窗户上撒，热闹一两个小时后自散。三日后新郎新娘回娘家。[6]
满族的丧葬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受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满族先民的丧葬仪式比较简约、粗疏，曾经有天葬、土葬、兽葬、树葬、水葬、火葬等形式。入关前，满族以火葬为主，自顺治帝后期起，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普遍改成棺材土葬，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形成了满族的特色葬俗。乾隆以前，各地驻防旗人由于要将死者及其遗属送回京中故旗，所以仍保持了火葬，而将骨灰装殓回京。乾嘉以后，允许驻防旗人在当地安葬，也改为土葬。早期满族贵族有人殉之俗，后改为剪发代殉和焚烧纸扎的奴仆。在农村地区，不准许在西炕和北炕死人，因为门是活人出入的地方，因此，死人入棺后，只能从窗户抬出。人死后，在院子西边立一杆子，高一丈五尺左右，上挂布幡，幡长九尺，用红布和黑布做成。幡的头和尾是黑布，中间四条是红布。出殡时，亲友要抢幡上的布，给自己孩子做衣服，认为可避邪，不做恶梦等。今天广州满族保持完整的满族坟场，仍能看到满族葬俗的一些特点。[6]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