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省栖霞人，祖籍湖北省公安县。被人称之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牟宗三较多地着力于哲学理论方面的专研，谋求儒家哲学与康...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省栖霞人，祖籍湖北省公安县。被人称之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牟宗三较多地着力于哲学理论方面的专研，谋求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并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代表作有《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西哲学之汇通》《现象与物自身》《佛性与般若》等。^[1] 

家世

生平

1909年4月25日，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蛇窝泊镇牟家疃村。祖籍湖北省公安县。

1918年，9岁，入私塾。

1921年，12岁，转入蛇窝泊镇新制小学。

1924年，15岁，考入本县县立中学。

1927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

1928年秋，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国民党人把他列为预备党员，后退出，开始潜心读书。

1929年，与莱阳王格庄王秀英结婚。育有二子，长伯璇，次伯琏。

1930年，由预科直接升入北大哲学系，兴趣集中在易经和怀特海哲学，对易经宇宙论的玄思和形而上学的灵魂十分欣赏。此乃其知觉的解悟学思阶段。

1931年前后，转而接触“如何”“为何”的理性思辨问题，开始从直接的解悟转向构架的思辨。

1932年冬，读大学三年级，正式师从熊十力，契悟关于生命的问题。其学思由构架的思辨转为客观的悲情。

1933年，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其道德哲学》。同年大学毕业，任教于山东寿张乡村师范。

1934年秋，离开寿张乡师，北上天津，在社会科学院与哲学家张东荪、社会活动家张君励、罗隆基往来，加入张东荪组建的国家社会党。

1935年，第一部学术著作《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其道德哲学》正式出版。

1936年秋，赴广州，任教于私立学海书院。同年，学院解散，旋北上返北平。

1937年春，任国家社会党机关刊物《再生》杂志主编。回乡时路过山东邹平，参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与梁意见不和。七七事变后，几经辗转，只身前往桂林。

1938年初，在广西田间中学教书，构思、草写《逻辑典范》。同年底，应张遵骝之邀至昆明，无职业，生活费由张资助。

1939年秋，张遵骝返沪，遂困于昆明，致函张先生。熊先生极力相助未果；自重庆往璧山狮子场拜晤被日机炸伤的熊先生。同年认识唐君毅，与其成为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

1940年，以讲师名义进入大理民族文化书院，着手酝酿《认识心之批判》。精神极度痛苦，生命极度萧瑟，由虚无之感、悲剧之创伤契入佛教心情。

1941年1月，《逻辑典范》正式出版。同年大理文化书院解散，与张君励关系疏离。返重庆北碚任教于梁漱溟筹建的勉仁书院，依附熊十力。与梁不相谐。

1942年秋，辞去勉仁书院教职，由唐君励推荐至成都华西大学哲学系任讲师，独立讲学自此始。撰写《认识心之批判》。在此间，道德文化意识特强，客观悲情一直在昂扬着。

1945年，由成都转至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哲学系，与唐君毅共事。国社党改为民社党，正式退出。

1946年春，随中央大学撤往南京；秋，轮任中大哲学系主任。与友人姚汉源创办《历史与文化》月刊，因经费无着，出四期而停刊。

牟学论著

1948年，与熊十力同赴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

1949年春，由杭州经上海去广州。同年春夏之交，只身乘船去台湾。赴台前，曾托人前往家乡接王夫人与两个儿子，未果。

1950年秋，应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之聘，一批关心中国文化的中国青年学子集聚于身边，共同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

1951年夏，主讲台湾师大的人文讲习会（后改为人文学社），为该讲习会的发起人之一。

1954年，舍弃人文学社，另成立人文友会。同年，人文友会上的发言被整理成（人文讲习录）出版。

1955年，转东海大学任教。人文友会宣告解散。《认识之心批判》上册出版（下册于1957年出版）。此书从构思到完稿，长达十余年。

1957年11月，倡导东海大学学生成立类似于人文友会的学术组织。

1958年元旦，与唐君毅、张君励、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同年秋，与赵惠元女士结婚。

1959年《道德的理想主义》出版。儿子元一出生。

1960年10月，应香港大学之邀，赴港，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中国哲学、康德哲学等。同年学生吴元亮专程从北京到栖霞打听老师其家人的情况，并写信转告之。

1961年，《政道与治道》出版，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之说。在台十年，着力于具体问题之解决，被视为客观悲情下的具体解悟。

1962年，写家信一封，托唐君毅转交北京的吴元亮，再由吴转交家人。

1963年，《才性与玄理》出版。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其已由“客观的悲情”转为“往学之表述”，由新外王的开出转入心性之学义理的的展露与开掘。

1968年，应唐君毅之约，由香港大学转至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及新亚书院，任书院哲学系主任。同年，《心体与性体》第一、二卷出版；翌年，第三卷出版。该书撰写历时八年之久，计130余万言。该书贯通宋明600年的学术，确立义理纲维，厘清思想脉络，简别派系，确认在正宗，辨别歧出，规模浩大，是50岁后最有代表性的鼎立巨作。

1970年9月，《生命的学问》印行。

1971年3月《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印行。

1972年，赴夏威夷出席东方哲学家会议。

1975年，《现象与物自体》出版，是其40余年来学思的总结。

1976年，讲学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台湾师大哲学研究所，并先后应聘中央大学、东海大学荣誉客座教授。

1977年6月，《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出版，至此，儒、释、道均得到系统疏解与消化。同年，被台湾哲学学会推荐为常务理事。

1978年，唐君毅逝世。发表纪念文章，称其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

1979年，发表《纪念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同年，《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出版。此书是，《心性与体性》的第四册，是对宋明儒学陆王一系列及刘宗周学术思想的疏解与诠表。同年，《名家与荀子》出版。

1980年7月，赴韩国讲学。

1982年，徐复观逝世。发表《纪念徐复观先生》的纪念文章。同年《康德的道德哲学》出版，对康德的第二批判有一综合的评价与消化。

1983年，译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同年《中国哲学十九讲》出版。

1984年，次子伯琏和长孙红成赴港探亲，获台湾“行政院”年度文化奖。

1985年，《圆善论》出版。

1987年1月，应韩国退学溪学会之邀，出席第九届退溪学国际会议，担任主题演讲。四月，荣获香港大学颁赠荣誉文化博士学位。译著维特根什坦《名理论》出版。

1988年，《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出版。此书是第一部学术在专著《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其道德哲学》之再版。

1989年，回忆学思发展历程的专著《五十自述》出版。

1990年，《中国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出版。

1991年，译著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出版，。同年，在鹅湖杂志连续发表题为《以合目的性之原则为审美判断之超原则之疑窦与商榷》，对康德的第三批判进行批判，提出质疑。

1993年，译著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册出版。至此，对康德的三大批判全部重新译出。

1994年，住进台大医院。同年12月25日，对前去探视的王邦雄、蔡仁厚写示数语，其中有云：“教一辈子书，不能买一安身地，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

1995年4月12日15时40分，因肺炎合并败血症引发多重器官功能衰竭而病逝。享年86岁。安葬于台北新店竹林路长乐景观墓园。^[1] 

主要思想

牟宗三著作《中国哲学十九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牟宗三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儒家中则又判定孔、孟、陆、王为“正脉”，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而其他则都是所谓的“绕开去”、“歧出”。他对宋明理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区分，提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胡宏、刘宗周是宋明理学的九个代表人物，把陆象山与王阳明归为一系，胡宏与刘宗周归为一系，合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而为“宋明儒学之大宗”，其论学以《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主；至于程颐和朱熹则是所谓的“别子”和“继别子为宗”，其论学以《中庸》、《易传》与《大学》相结合。^[1] 

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

牟宗三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内圣强而外王弱。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牟宗三提出了“开出”说，即儒家的“内圣之学”而开出“新外王”、由“道统”开出“政统”和“学统”。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坎陷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也就是从“道德主体”转出“民主”与“科学”。^[1] 

牟宗三著作《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学的重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如果说冯友兰的努力方向在于使中国儒学“逻辑地”建立起来，那么牟宗三的努力方向则在于使中国儒学“哲学地”建立起来。牟宗三以《认识心之批判》、《道德的理想主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等一系列著作，会通中西，圆融古今，完成了对中国儒学的创造性重建，建立了庞大、缜密的哲学体系即道德的形上学体系。^[2] 

牟宗三哲学的精神，就是陆王心学的精神。当然，它是当代的陆王学（或者叫“陆王心学的当代形态”），是吸收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加以改造和重构的陆王学。牟宗三用“道德的形上学”来概括这一精神。他说：“‘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牟宗三借鉴并改造了康德有关区分“现象和物自身”的理论。在康德那里，“物自身”是一个虽然存在但又不可知的客观实在。和康德不同，牟宗三拒绝承认物自身是一个事实概念，也拒绝承认物自身的不可知；而是认为，物自身乃是一种有着高度价值意味的概念，也就是一个伦理实体、道德实体，因而人们完全可以凭借“智的直觉”来认识它。这样一来，作为伦理实体、道德实体的物自身就不再仅仅具有消极的意义，而是积极的、真实的、能够“呈现”的，由此开出的则是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睿智的世界、生命的世界。牟宗三认为，这个世界与感性的现象世界相对待、相区别，而又在终极的意义上影响、统摄和决定后者。

换句话说，正是通过“道德良知”或者“智的直觉”，这个世界才呈现出一个真、善、统一的形上实体，天与人也由此达于一体。但牟宗三并不是只讲良知呈现、智的直觉，他还讲“良知坎陷”、“识心之知”。他认为，道德的形上学包括“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两个层次：由“无执的存有论”，我们可获得一超越的形上世界，以此说明道德实践、价值创造及成贤成圣的根据；由“执的存有论”，我们可获得一感性的现象世界，以此说明科学知识及其对象如何可能的问题。就两者的关系来说，牟宗三主张“从上面说下来”，也就是先由“智的直觉”而成立“无执的存有论”，再经过“良知坎陷”而成立“执的存有论”。把科学问题提升到存有论的层面来加以探讨，这标明了牟宗三哲学确有高于传统儒学之处。^[1] 

将儒学的发展史分为三期，并非始自牟宗三，但只有牟宗三对这一思路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在牟宗三看来，儒学三期的划分及其特点是：第一期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铸造期，此一时期“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其特点是“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第二期是“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时期，此则较为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第三期指的则是当代新儒学，“此特殊性之规定，大端可指目者，有二义。一，以往之儒学，乃纯以道德形式而表现，今则复其转进至以国家形式而表现。二，以往之道德形式与天下观念相应和，今则复需一形式与国家观念相应和。”

儒学为什么需要“第三期之发扬”呢？在牟宗三看来，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虽然有着极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则，但又不仅仅表现为一思想一原则，而是始终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相连贯的。换句话说，儒学既以历史文化为其立言根据，又反过来为历史文化的发展所运用。然而，自满清入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之厄难，民族生命一直未能复其健康之本相。因此，按照牟宗三的观点，如想求得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前提就必须是复兴儒学。

在牟宗三看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为一常道。儒学作为一“常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孔子仁义并重，强调仁义于人生的精神价值，此“仁义”二字构成了“常道”的核心内容，后来经孟子、宋明儒者大力阐发，已经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内心准则；第二，孔子所言仁义，紧扣着历史文化，而非单纯的道德规范，所以中国的一切典籍皆是“理性之客观化”，或曰“客观精神之表现”。基于儒学发展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牟宗三进而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我们下边将要介绍的“三统”说。^[1] 

所谓“三统”，即道统、学统和政统。“三统”说是牟宗三针对中国儒学乃至全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而提出的建设蓝图。如果说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三统”说则是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归宿。

对于“三统”的内涵，牟宗三曾有一简短的说明：“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牟宗三认为，儒学要想进一步发展，这“三统”是一样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此前的新儒学（比如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的儒学）普遍有着强烈的反科学的情绪，认为以科学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非但不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会造成灾难。而牟宗三却认为，儒学如想复兴，中国文化如想重建，就不能忽视学统和道统这两个方面——这是很积极、很进步的主张。

实际上，牟宗三的“三统”说讲的乃是儒学的一个老话题，即“内圣外王”问题。从“三统”说的内涵来看，牟宗三的主张就是：首先，要肯定儒学的道统，以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本大源；其次，要把儒学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以开出“新外王”，即发展科学（学统）与民主（政统）。这里的关键是，牟宗三虽然肯定科学与民主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更强调科学与民主的发展不可以采取某种外在的“加添法”，而必须经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即从民族文化生命的内部开显出来。这也就是说，他认定学统和政统应由道统开出，具体来说，就是由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

但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到底能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呢？牟宗三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向来“没有开出来”科学与民主，但他接着认为：“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在他看来，只要儒家的道德理性（即良知、性体或仁体）主动让开一步，从“往上讲”转为“往下讲”，或者转一个弯，从“直通”转为“曲通”，便可以“转出知性”，从而开出外王事功。而“转出知性”的途径就是所谓“良知自我坎陷”，即“良知”主动地由“无执”转为“执”，因为“不这样地坎陷，则永远无执，亦不能成为知性（认知的主体）”。看似矛盾，但是学者是站儒家的体系，“良心”是主体道德的追求是往上讲，而科学却是研究物质的利益追求是往下讲，所以通过强大的物质科学实现人的改造世界能力，从而有力量实现更高的道德追求。^[1]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与康德的道德哲学》：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过程中，牟宗三的哲学无疑是一个不能绕过的理论高峰。理解牟宗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史背景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以来由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异交织而成的历史语境中，新文化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以历史进步的名义明确肯定了古今之变的正当性，从而为理解、刻画中西之异确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坐标。^[3] 

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词典》称：牟先生是当代新儒一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4] 

台湾傅伟勋：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4]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刘述先也曾说我曾将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地位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学的地位:你可以超过他,却不可以绕过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