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

叶剑英（1897年0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叶剑英（1897年0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之一，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杰出领袖，他在九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在无数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也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1-3]    

晚年叶剑英

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

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加了长征，任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协同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

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

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1949年10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4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50年9月—1954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兼）。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8年3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

还曾任中国钓鱼协会名誉主席，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

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同年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

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4] 

1921年，叶剑英在广东

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

1920年夏，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

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

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1938年周恩来和郭沫若、叶剑英同彭德怀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

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

1937年叶剑英与、毛泽东、朱德等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

左起：彭德怀、叶剑英、朱德、毛泽东

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

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与周恩来

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

1944年，毛泽东和叶剑英在延安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

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叶剑英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

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

1966年毛主席与叶剑英同志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

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叶剑英与刘少奇

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

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叶剑英与周恩来

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55年朱德同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院交谈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邓小平和叶剑英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建军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军五十年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二十二个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重要谈话对祖国统一大业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他还经常会见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鼓励大家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多作贡献。

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云同叶剑英在一起（1982年8月）

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5] 

叶剑英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与敬重。叶剑英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救国救民。他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征讨桂系军阀，抗击陈炯明叛军，护卫孙中山脱险，参与创办黄埔军校，驰骋东征和北伐战场，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名将。他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的严峻时刻，他毅然通电反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此他对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坚信不移，并为之执着地奋斗了一生。

叶剑英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华南、中南地区工作期间，胜利完成了剿匪、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生产等各项任务。一九五四年后，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领导和组织全军的教育训练，开拓军事科学研究，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呕心沥血，成绩斐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为维护军队和全国的稳定，为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奋不顾身，顽强努力。一九七六年，叶剑英同志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在这场斗争中，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叶剑英同志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坚决主张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和国家工作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主持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告台湾同胞书》，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发表了著名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他以身作则地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与合作。叶剑英同志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叶剑英同志所作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是他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崇高思想和高尚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叶剑英同志党性坚强，信念坚定。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叶剑英

叶剑英同志胸怀宽广，谦逊质朴。他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他不计浮名不畏难，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他始终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为党为民，一身正气。他一生勋业卓著，但从不夸耀自己，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

叶剑英同志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向实践学习。他博览群书，熟谙历史。耄耋之年，仍坚持不断地吸取新知识，真正做到了“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他还是一位受毛泽东同志称赞的诗人。他的许多诗句，“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笃信马列依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全心全意一为公”，“老骥仍将万里行”；“应向青年寻后继”，“长征接力有来人”等等，都深含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哲理，对我们一代一代的后继者都具有深刻的教育、启示和鞭策作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