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梁文道，男，汉族（1970年12月26日－），人称“道长”，祖籍广东顺德，香港文化人、传媒人。梁文道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哲学系毕业。从1998年开始，梁文道就不断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足迹范畴从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

梁文道，男，汉族（1970年12月26日－），人称“道长”，祖籍广东顺德，香港文化人、传媒人。

梁文道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哲学系毕业。从1998年开始，梁文道就不断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足迹范畴从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电影创作人和剧评家、作家、书评家、食文化研究人、时事评论员、乐评家，到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动物保育大使和观察员、古迹研究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艾滋病权益维护义工等。2008年，梁文道皈依了南传佛教。

梁文道曾说，他最喜欢热爱的城市就是香港。而梁文道在香港出生后不久，因家庭当时经济情况因素，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到台湾爷爷奶奶家照顾，中学时在台湾接受教育，15岁时才回到香港父母家，情况却又倒转过来，令他开始认识到两岸社会政治的冲突所在。游走于两岸三地之间，因此梁文道的文章多分析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社会动态。

回忆童年片段，全家均为天主教徒的梁文道，特别难忘小学时的教学模式。“当时入读那间天主教小学的规模虽然很细，各年级都只得一班，老师来来去去亦只得几个，但却很开放；二三年级时，老师已开始要求学生轮流分组当老师教书，他们则从旁协助，从而培养出学生自我学习、发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到了中学，神父亦会跟我们讨论哲学问题，他们是十分注重知识训练的。”梁文道自言，其语文基础，便是靠小学开始阅读大量书籍及报纸而成，还有外公对他的刻意栽培，教他看《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四书》等，令他从小养成爱读书、爱思考的习惯，“是外公令我学会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基础教育及价值观”。

或许受到不同政治环境的影响，60、70年代甚至80年代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中成长的小

直至升读中三那年暑假返香港，有机会接触到国内的刊物，感觉开始有点不对劲，到中四返香港读书，对中华民国的犟烈民族情绪，更在一夜之间崩溃。“原来自己过去在台湾所读的中国文学及历史只是残缺的一部分，很多已认识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另一回事，再看国内的历史书籍，亦有它的问题，只有在香港，你才可以看到两边的问题，于是你会开始怀疑自己过去对中国的认识及感情，是建立在一个甚么的基础上。”

“是香港启蒙了我！”梁文道感叹。

梁文道

跟报章杂志上看到的一样，叛逆青年总喜欢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举动作为逃离现实的出口，而梁文道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在1989年正在大学修读一年级的他为抗议“四个坚持”，竟于维园的民主艺坛中脱下裤子坐在痰罐上跟警察对峙，令他于学界一脱成名。十多年后回看这一脱，“做得不错！”他大笑着。“这是一件需要勇气去做的事，当初我并没想过会除裤，但去到那个位却变成一脉相承的动作。对于当年10多岁的我，那一刻能有这般冷静及周密的思考去做一件反映个人意见的事，感觉很骄傲，是今日未必做得到的。”他还笑言，这件惊天动地的事，梁妈妈还是数日后透过麻雀脚通风报信才知晓，家人对他的出位举止亦见怪不怪。

《阿飞正传》中，旭仔自言是只无脚的雀仔，没地方可让他停留下来。加入商台前，梁文道从未做过一份要坐office，返朝九晚六的长工，就算工作了五年的凤凰卫视，亦只做过七个月合约长工，一星期只需返两日半，活像一只无脚的雀仔。这样的生活，与跟他同年约30出头，未毕业已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的人比较，梁文道确是特别过人。他解释：“我是读哲学的，选得这一科，根本没得担忧，想得清楚一点，可以从事学术工作，但因为我成绩差，毕业后便到一间小学的下午校做了半年代课老师，每日由大埔踩单车到沙田上课，日子过得很快乐。”去年从自由人摇身一变成为商业一台总监，这只无脚的雀仔似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他却说自己还有很多事未做，加入商台并不代表想从此停下来，“我从不考虑自己可以做甚么职业，因为对我来说，只要符合两个条件，甚么职业都可以做，一是必须是自己喜欢的；二是可以令我完成理想的。”

说到理想，这只声言自己从不会想得太远的雀，突然变得很认真，还将理想分为大围及个人两方面，“大围的理想，其实抽象又虚幻，对我来说却很具体，就是如何协助香港及中国变得更加好。我觉得自己过去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像我主持的清谈电视节目，针对对象是国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商家，节目中我跟他们讨论环保问题、功能问题及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等，只想增强他们的鉴定能力，学习以多角度看一件事物。”又正如他搞牛棚书院，目的只想为香港建立一个更开放及更有知识的团体；写稿则希望参与文化政策讨论及时事批论，令香港变成一个更开放、民主及自由的社会。“虽然外间人会觉得我所做的事很散，甚至互不相干，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朝著同一个方向，商业一台总监一职，只是朝方向迈进多一步。”梁文道常说；"我们要相信自己！”

梁文道希望透过传媒这巨大的力量，为香港及大陆做点事，而选择成为商业一台这个全香港收听率最高电台的总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足以证明他并不是自己口中没有长远目标的人。半年过后，在梁文道监督下的商业一台，有人觉得它中产了，但他并不喜欢“中产”这个两个字，“应该是思考及关心的范围都大了，虽然只是一些细微细眼的东西，但有impact（冲击）。”令到他著意扩阔香港人目光的原因，是因为他发觉过去十几年间，香港人的眼光愈来愈向内萎缩，“报纸的国际版一直减少，香港人对国际事务的关心程度亦愈来愈低，对历史没兴趣。”就如有大学教授跟他说，有次给一班一、二年级的学生播放《辛德勒的名单》，在之后的讨论会上，竟然有几位学生问：“原来德国人曾杀犹太人？”他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他认为，虽然已为一台加插了一些充满思考性的节目，如陶杰主持以扩阔国际视野为题的《光明顶》；介绍国内社会潮流的《亲中派对》；余若薇主持的政论节目《薇言大志》以及他主持的《打书钉》等，但改变还未足够，跟心目中的目标依然有一大段距离。因此他还将目光放到培育新一代政治评论员，即将在《薇言大志》节目中找来10个十多廿岁不同背景的年轻人，让他们在节目中开咪谈政治，在报章专栏中发表政见。

梁文道(右1)

一旦打开话题，梁文道便滔滔不绝，大谈香港的简体书市场愈趋蓬勃是因为大家的英语水平下降，只有选择简体版的外国翻译书；当香港报纸只懂上网抄袭皇马消息，国内的《足球周刊》却已亲身访问球会会长，面对此困局，他不脱评论家的本色，“从现在起，所有从事创作的人，一定要调整做事的心态，再不能单单考虑香港市场，而是整个大中华，只有这样才有能力去扩阔市场。”见他满怀大智的模样，最后忍不住问他，对自己或香港的前景有甚么抱负，他却宁愿以下一步要求来代替抱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不会停下来，对所有事物及观念更加开放的人，自己不停改变之馀，亦可以改变到人。”这个大得像抱负的下一步，实在不是常人能担负得起，梁文道能否有这份能耐？我想他也希望可尽快等到答案揭盅的一日！

《常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噪音太多》（花城出版社，2009-3）

《我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读者》（法律出版社，2009-9）

《我读》（上海三联书店，2010-1）

《我读2》（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11）

《我读3》（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6）

《我读4》（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4）

《关键词》（中信出版社，2014-6）

《弱水三千　梁文道书话》（书评集录， UP Publications，2006）

《读者　梁文道书话Ⅱ》（书评集录，上书局 / 2008/7）

《味觉现象学》（食评集录，上书局，2007.7）

《访问　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访谈集录，上书局，200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