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

插队，通常是指1980年以前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模式。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

插队，通常是指1980年以前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模式。

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插队”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的词汇，提到“插队”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乡”了。一代人到了国外也叫“洋插队”，而没有、也不会有“洋农场”、“洋兵团”、“洋干校”之类。

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结束上山下乡的理由中若干个“不满意”也主要来自1968年以后的插队模式。

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回城。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

“插队”一词还指一种不守秩序、缺乏公德的行为，北京话中叫做“夹塞儿”。

【词目】插队

【拼音】chā duì

【注音】ㄔㄚ ㄉㄨㄟˋ

【英译】[jump the queue；go to live and work in a production team]

【基本解释】

1.通常指城市居民安插到农村落户；

2.还用于插入已经排好的队伍。

插队落户。特指“上山下乡运动”中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生产队当农民的模式。1968年以后，上山下乡运动就以该模式为主要模式。日后出现的“洋插队”，因为和农村插队具有为生存奋斗的共同特点而得名。

①超越前面客人轮候之位置

②离开后欲返回轮候之位置^[1] 

③替未进入排队区之人士占据位置

文革前从1955年起，中国学习苏联解决城市冗员的方式，开始组织城市青年建设农村、边疆的“上山下乡运动”。最初只有少数典型如邢燕子、侯隽等属于插队模式，基本上以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文革前三年出现了较多人数的集体插队，但数量规模上仍然没有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模式。

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的社会陷入停顿，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开工不足，就业机会大幅降低。与此同时，1966届和1967届的中学生不能按时毕业离校，社会上闲置无业的年轻人逐年增加。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生（即“老三届”）同年毕业的状况，形成空前绝后的巨大就业危机。从那年起，将近两千万都市里16~20岁的年轻人被以“插队落户”为名丢到乡下，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插队”的模式自此成为上山下乡的主流模式。

插队宣传画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

许多人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全国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为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因为时间仓促校方来不及联系汽车，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迈开双脚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人数共10人。他们于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集体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宣誓。他们的革命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去到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五十五”。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最远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由一队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

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三百万人。至次年，达到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一千七百万人。

插队：一种可耻的排队行为，为了自己的利欲而强占他人位子的行为！

公园门口告示：“本公园关于插队之定义：超越前面客人轮候之位置；离开后返回轮候之位置；替未进入排队区之人占据位置。”“请遵守秩序排队轮候，如有违者，可被本公园要求离开公园，不作退款，多谢合作！”

当需求大于供给时，有两个办法解决：一是排队轮候，先到先得；二是涨价抑制需求。当然，增加供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有时候，眼前一时做不到，或者从长远看不经济。因此，通常总是前两个办法。如果没有涨价而需求无法完全得到满足，排队总是会发生。每一个人的需求都是正当的，每一个人又是平等的。如果有人不想排队而想领先他人得到满足，他便会插队。从伦理上看，这是不道德的，因为损人利己。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是主张排队而反对插队的。插队便被认为不道德。

一般来说，不少人既想很快满足需求又不愿因插队被人讥为不道德，解决两难处境的想法便催生诸多变通的做法：排一会儿队，等不及了，先离开办别的事，再回到原来的位置，理由是：我刚才就排在这里；更多的人则是先花较少的时间去占位置，比如在较好的位置放置一些自用的物品以示此位置属于自己先占以排除他人占有这个机会。这些人认同插队是不道德的，但是又不愿意如他人那样踏踏实实地慢慢排队。他先离开再返回或者以其他方式占位置，自认为不算插队：这样既获得了正面的道德评价，又较快满足了需求。

如果插队概念的定义仅仅是“超越前面客人轮候之位置”，那么，这种变通的确是道德的；如果插队概念的解释除此之外再加上“离开后返回轮候之位置”和“替未进入排队区之人占据位置”，则变通做法是不道德的。一般人对第一种定义在认识上不会有歧义，但是对后两种插队解释则未必完全知道。

如果一个人可以被证明是因为认知能力的原因真的不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而做了诸如插队之类不该做的事，这属于没有犯意的意外事件，或称主观上无罪过，不可谴责、不可罚；在此情况下，去谴责或者处罚一个无知的人，并不能使当事人或者其他类似的人变得更高尚，换言之，以谴责或者处罚无耻之人的办法去对付一个无知之人，在法律上或者道德上是无效的。

纯粹客观地看，插队行为的经济学解释是它可能不经济，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人占据了位置却没有利用该位置去满足其需求，这导致了资源的浪费。社会有时会很复杂。如果一定要证明插队的人有主观过错才可以谴责或者处罚，成本太高，或者根本做不到；抑或有时候排队重要至极以致于无论是基于无知还是无耻的动机而插队，为了公众的福祉都必须先维护排队秩序，都必须令客观上插队的人付出代价即受到谴责或者处罚。这在法律上叫严格责任或者无过失责任。这种归责方法是一个少数的情形，尽管现代社会它越来越多的被适用，但是主观上有过错才追责仍然是一个原则，其他属于补充。

从认识能力上讲，人无完人；从道德意识上讲，人一般会追求正义或善。对时时会陷入无知境地的人，轻易加以道德上的苛责或法律上的处罚，会令人过于沮丧。人性化的措施往往是：毋宁假定人的“插队”行为不是因为无耻而是因为无知引起的。于是，管理者对普罗大众行告知义务，以清晰的语句公示插队的含义，指引普通人避免因为无知而插队，期望普通人以其道德心自觉排队，便势在必行。

掌握天下公器者，固然需要精致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对民众的体恤。倘如此，再对插队之人行谴责或处罚之权力，正当性自无疑问，权威性自可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