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乔冠华（1913年～1983年），江苏省盐城市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经廖承志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
乔冠华（1913年～1983年），江苏省盐城市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经廖承志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职。1976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
乔冠华在新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出席日内瓦会议、草拟中美联合公报，特别在1971年11月，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标识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文革开始，乔冠华被列为外交部的“打倒”对象。1973年经毛泽东提议，乔冠华恢复了工作。1973年底，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批判。“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乔冠华被隔离审查，后重新工作，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1983年9月22日上午10时40分病逝，享年70岁。主要著作有：《国际述评集》、《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等。
1913年3月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东乔庄（现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的一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
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放弃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从德国过境法国巴黎辗转于1938年乘坐法国游轮”霞飞号“回到香港，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香港创办“中国通讯社”任社长。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4]
1941年春，应华侨胡文虎先生之邀，乔冠华和郑森禹联袂自港乘轮抵达新加坡。乔拟出任星岛《文汇报》主笔。未料到当时英华民政务司却拒绝乔一行入境。几经交涉，亦只准登岸48小时。《文汇报》同仁遂于是晚在南天酒楼欢宴乔冠华等人，郁达夫先生等出席作陪并合影留念。
1941年12月18日，日军在香港登陆，乔冠华奉命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队去。[5]
1942年秋，乔冠华只身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国际新闻主编，主持“国际专栏”。担任《群众周刊》主编。在这期间，乔冠华首次见到周恩来，并与重庆市民医院外科主任、苏州籍医生李颢成知交。
1943年春，乔冠华巧遇从香港返渝的胡风，请胡风在《群众》写纪念鲁迅的文章《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4]
1943年夏天，乔冠华应龚澎之约会见外国记者，期间患急性腹膜炎，李颢冒着被国民党特务迫害的风险，抢救了因肠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的乔冠华。当时，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多次到医院看望他，龚澎则是天天来医院陪伴，并燃起爱情火花，两个人于1943年9月结婚。毛主席称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1944年秋天乔冠华与龚澎的第一孩子乔宗准出生[4]
1945年，重庆谈判《双十会谈纪要》发布后，乔冠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继续留在重庆工作。
1946年，去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并于胡乔木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结下深厚友谊。
1946年5月，乔冠华与龚澎夫妇常驻上海，负责外事工作和报刊工作，任《群众》杂志主编。[6]
1946年10月19日，国共和谈破裂前夜，根据周恩来的决策，夫妇二人离沪前往香港，乔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4] [6]
1948年，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的评论。
1948年元旦，送胡风离香港。
1949年9月，乔冠华从香港带队护送民主人士顺利到达北平。
1949年11月8日，参加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
1950年10月，乔冠华作为顾问，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
1951年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7月4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4日早上，或5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乔冠华作为主要助手，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克农的主要顾问，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5]
1954年 4月20日，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1954年4月24日抵达。
1954年11月，任外交部党组成员
1955年4月18日-4月24日万隆会议结束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
1955年7月25日，出任“中美会谈指导小组”副组长，会谈小组成绩要回钱学森。
1955年10月30日，在中央党校作报告。[7]
1958年3月9日，根据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召开“改进外事文稿写作”座谈会。
1961年10月，他担任中国代表团顾问，随陈毅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十四国讨论老挝问题）。[6]
1962年8月，陪同陈毅外长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196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
见证历史
1971年11月9日下午，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出席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在北京机场，出访的中国代表团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四千多群众的送行。当时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赴机场欢送。在机场送行的有驻京外交使节6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也到机场送行。
1971年11月11日上午，代表团飞抵纽约，第二天乔冠华即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随后几天，乔冠华又到纽约鲁瓦医院探望当时在养病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他还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8]
1971年11月15日美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大会主席马利克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走进联合国大会议会厅就座。乔冠华坐在中国代表团排头第一位的席位上。最后登上讲台
这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为打开中美关系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971年至1976年，乔冠华连续6次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第26、27、28、29、30、31届“联大”，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历届联合国大会。[11] [6]
“基乔会谈”
1972年2月21日，中国外交又迎来了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乔冠华与基辛格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是最为艰巨的会谈。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1972年2月22日，基乔会谈的第一天，他两人逐句审查公报草案，首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1972年2月24日，双方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1972年11月24日下午，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后，双方都做了让步，提出了新方案，基乔会谈已取得突破，这时周恩来进来参加最后定稿的谈判。到第五天凌晨两点，公报文本基本落实。后来，周将文本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批准，这就是引起强烈反响意义深远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
1973年5月，陪同邓小平访问法国。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长身份再次访法。[8]
重新工作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被隔离审查，后在王震的过问下，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12-14]
1966年，乔冠华与陈毅、姬鹏飞等人一起，被列为外交部的“打倒”对象。1973年经毛泽东点名，乔冠华恢复了工作。复出后的乔冠华和“四人帮”走得很近，1973年底，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总理的不公正批判。[15] 乔冠华是周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16] 这件事情使乔冠华心里一直十分内疚自责。乔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周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周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周总理则安慰他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17]
乔冠华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18]
1970年，毛泽东主席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而发表的《五·二声明》、《中美联合公报》等。
1964.3～1974.1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1974.11～1976.12年外交部部长等职。
乔冠华的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了，他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1983年9月22日上午10时40分逝世，享年70岁。[19] [13]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主持了乔冠华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骨灰盒被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1985年春节过后，章含之来到苏州，在好友李颢的陪同下，1985年清明节那天，章含之手捧乔冠华的骨灰盒，来到依山傍水的太湖半岛东山藤湾湖沙村华侨公墓，使他魂归故里。[20] [4] [21]
主要著作
1937年至1946年：《争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国际》《形势比人强》《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从战争到和平》《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出版。
主要文章
《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马德里的陷落》《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末死之间》《法国的崩溃》。
父亲：乔守恒[4]
叔父：乔守清[4] [1]
妻子：龚澎，乔冠华的第一任妻子，1970年病逝，曾任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部长助理。[22-23]
章含之，是乔冠华第二个妻子，章士钊的养女、毛泽东英文教师，晚年撰写回忆录，享年七十三岁。[24]
儿子：乔宗淮。[25]
女儿：乔松都，乔松都是乔冠华与龚澎之女。[23]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第一次开始和谈期间，毛泽东亲到重庆参加谈判，胡乔木是乔冠华
眼下，“北乔”南下，跟“南乔”相聚于重庆，这就“麻烦”了!由于“乔木”出典于《诗经》，又寓意“高大、挺直”，两“乔”都喜欢这一名字，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岂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两位乔木聚在一块，许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发表一篇署名“乔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出自那位乔木的手笔，朋友们都希望他们之间内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由此，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有一天大家在毛泽东主席那儿谈起这件事，请毛主席作评判，后经毛主席问明是他(北乔)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的真姓确是乔，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了。”至于“南乔”的乔冠华只是写文章时用“乔木”作笔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副手，自然也就用他的本名乔冠华了。
1965年1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宴请部分工农代表。席间，当毛泽东得知那位因下乡务农受到表彰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盐城人时，便说：“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
一时间，董加耕不知所云，答曰：“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
毛泽东笑道：“我不是说桥，是说人。盐城‘二乔’，是胡乔木，乔冠华!”[26] [4] [27-28]
战局预言
1940年6月9日，德军向法国马其诺防线发起全面进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杂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中外记者对战局作各种猜测和设想。乔冠华大口吸烟，一言不发，倾听大家争论。忽然，他起身挥手打断众人话语，说：“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日。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一语惊四座！爱泼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名记者摇摇头，不以为然，“决战正在进行，胜负未见分晓……”有的人则忿怒地质问：“你怎能这样说？！ ”
乔冠华掐灭烟头，自信地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就在众人争论的第四天，法国投降，德军开入巴黎。战局的发展，证实了乔的预言。这位青年国际评论家受到了普遍的赞誉。[4] [29]
周恩来搭桥成人之美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麾下乔冠华主持《新华日报》的《国际专栏》。1940年，龚澎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记者、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以及对外新闻发言人。 大家公认乔冠华和龚澎是一对才子才女，但他俩谁也没先开口。旁观者清，周围人早已看出端倪。好心人周恩来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急着想找个机会撮合这“天造地设”的一对。
有一天，周恩来问乔冠华、龚澎：“哎，你们俩到底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啊？”乔冠华尴尬地从口袋里掏香烟，一见周公桌上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随即将手缩了回来。 龚澎立刻笑着为乔冠华解围：“我从小说里看到，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笑道：“噢，你们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子说嘛？” 乔冠华、龚澎二人面面相觑不好意思微微笑了。 周恩来则指着他们哈哈大笑：“哎，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于是，在周恩来的撮合下，1943年深秋，龚澍和乔冠华这对有情人在重庆终于喜结良缘，成为令人羡慕的恩爱伉俪。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4年乔冠华、龚澎的儿子宗淮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抱抱孩子。[22]
毛主席： “乔冠华的文章可以顶得上几个坦克师。”[5]
惠特曼说：“他是一个和蔼、友好的人，我来了以后从来没有见过他皱眉头。”[8]
茅盾：“三个半国际问题专家”中的一个(其余两个半是金仲华、张铁生和张友渔)。[5]
徐迟：“他是我们时代的最杰出的人物，岂仅是一般的新闻记者、社论记者，他实在、终究将是这个世界的新闻人物、政治风云里的凤毛麟角，山鹰中之山鹰。”
“老乔以俊逸的文笔，写出透彻的见识，闪耀于读者之前，而使我震慑，为之叫绝。之后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论，使南天的读者，目明耳聪，茅塞顿开。我个人则是如同从沉睡中被他唤醒一样，觉醒了过来。从此追随真理不舍了，我感到他的文笔之优美，论点之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精彩。”[5]
美国国务院：把“于兆力”(乔冠华笔名）的重要文章编印成蓝皮书。[5]
冯亦代：“我每天读着《时事晚报》，老乔用‘乔木’这一笔名写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亮起来。“；
“秉情旷达，恃才傲物，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盖时势使然；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亦时势使然，可悲也夫！”诚然，可悲也夫！[5]
基辛格：“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胡风：“在我的印象上，他是一个恃才傲物，地位观念重，有些浮华的共产党文化领导人。但现在个别接触后，发现他对工作有责任心，而且是有做组织工作经验和才干的，这和过去关于他的看法好像有些矛盾了。”[30]
胡乔木：“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取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痛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诀别，实深憾恨......”[5]
乔冠华故居位于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1984年，庆丰镇政府对其进行修缮，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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