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遗址

石家河遗址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的天门市，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它位于天门市石河镇，毗邻镇北，分属土城村，芦岭、唐李村、东桥村辖地，东南距天门市城约16公里。遗址占地面积8余平方公里，由40处地点组成。11月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

石家河遗址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的天门市，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它位于天门市石河镇，毗邻镇北，分属土城村，芦岭、唐李村、东桥村辖地，东南距天门市城约16公里。遗址占地面积8余平方公里，由40处地点组成。11月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石家河遗址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2]   

石家河遗址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 。

石家河文化遗存从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开始，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基本连续演进的过程。其演进轨迹分为三期。

第一期属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000---4600年。这一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开始大发展，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作生产工具，纺轮数量大为增加且质量变得小巧，制陶开始普遍推广快轮技术。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现了某种城乡分化的迹象。

第二期属石家河文化早期，大约距今4600---4300年。这一时期，石家河居民在积蓄屈家岭文化能量的基础上，积极大胆地进行变革创新。生产工具改进很大，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私有制有了较大发展，原始宗教有了进一步规范，城乡分化更为剧烈，其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该时期是石家河文化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

第三期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大约距今4300年---4000年。这一时期，北方气候趋于干冷，华夏集团谋求连锁式向南迁移。在此大背景下，中原的原始文化大举南下，强烈影响长江中游的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融入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3]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为中心，在600多年的演变中，不断向外传播，形成了较大的文化空间。其大致范围是，西进三峡，北到河南南部的上蔡、西平一线，东抵大别山麓，南至湖南的洞庭湖一带，总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传播路线、传播能量和地域文化面貌的差异，石家河文化的空间范围分为一个主区、五个副区。

石家河主区，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包括天门、京山、钟祥等地；青龙泉副区（以郧县青龙泉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和汉水上游，包括恩施、十堰、河南的淅川等地；季石副区（以当阳季家湖遗址、宜都石板巷子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西部的宜都、枝江、当阳、松滋、荆门、宜昌等地；西花园副区（以随州的西花园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北的随枣走廊一带；尧家林副区（以通城的尧家林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南的通城、咸宁、麻城、蕲春等地；划城岗副区（以湖南安乡的划城岗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岸和北岸，包括湖南的安乡、澧县、华容等地。^[3] 

石家河聚落分布有着明显的层次等级，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群体组成。

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中心聚落是一座古城，规模达120万平方米。古城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来换算，城内约有30000---50000人口。在这个中心聚落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它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因此，石家河聚落群，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3] 

石家河聚落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有河流环绕，加之土地肥沃，气候温暖，这样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此外，还有酿酒、饲养家畜和捕捞野鱼。

农业生产工具一般为磨制的石器，器体较小且精致。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居民们用石斧砍伐荆棘，用石锄开荒整地，用石镰收割谷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复碾磨谷物，以脱掉谷壳和磨碎谷粒。粮食有了剩余的，用来酿酒、饲养家畜。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羊、鸡等。饲养家畜的增多，为居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食来源。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

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得手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制陶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有专门的制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如陶塑人、红陶杯、小动物等。这种专业化的生产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产的陶器越来越精致，留下了众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艺术中，还没有哪种艺术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艺术价值。生产出的陶器除自用外，还与外面的各个聚落进行交换。交换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

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铜手工业，到晚期更加发展。石家河文化晚期，产生了专业化的冶玉手工业，其制玉技术极为完善。制作过程主要有开料、制坯成形、雕琢纹饰、钻孔、抛光等工序。玉器的艺术风格，吸纳了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一些精美的玉器还交换到了钟祥的六合、荆州市郊的枣林岗等地。^[3] 

石家河聚落的防卫体系主要是修筑城垣。如今还有部分城垣遗迹屹立在那里，似乎是在见证那段历史的辉煌。城垣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构筑的，规模浩大，由城墙、城壕和外围台岗共同构成。城墙的墙体，其墙基宽达50米，上宽4---5米，高达6米多。墙体坡度很小，约在25度左右。墙土堆积分两层。整个城墙用土约为76万立方米。城墙以外开挖环墙壕沟，再外就是台岗。武士们在御敌时，使用的武器有石斧、石钺、石镞、石矛，捕鱼的石镞、石矛以及骨镞、骨鱼镖等也会派上用场。石镞的数量很少，磨制不精，形式主要为宽扁柳叶形。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比大溪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有很大的进步。大溪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以壕沟为主，城垣为辅，表现为壕沟宽深、城墙矮窄。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御体系大多以城墙为主，壕沟为辅。石家河古城则是城墙、壕沟并重。这种变化，既体现了筑城技术的进步，又说明了石家河文化已进入了原始文化的一个新阶段。^[3] 

石家河聚落的财富分配，明显存在不公，权势财富向少数上层首领集中。这可以从墓葬的形制大小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看出。

石家河文化早期，一般实行土坑葬。有的大型土坑墓里，有石钺等，随葬品多达一百余件，而一般的只有二三十件，少数墓葬甚至没有葬品。石家河文化晚期，普遍实行瓮棺葬。在天门石家河的肖家屋脊遗址发现了77座瓮棺葬。其中有一座瓮棺的形制特别大，随葬玉器特别多，达到56件，其数量几乎相当于其它所有瓮棺内玉器的总合，其质量更比其它瓮棺葬内的玉器要好的多。这就表明，聚落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剧烈的两极分化。

石家河聚落的居民，对财富的分配使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生产性支出较大。如厚葬、尚玉、追求精美的陶器，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3] 

原始宗教特别是祭祀上天、庆贺丰收，是石家河文化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聚落的宗教活动，其主要场所在邓家湾，三房湾、肖家屋脊是两个次要的场所。石家河居民主要在邓家湾组织庆贺丰收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场地是经过仔细平整的。场地上有大量的陶缸，陶缸相互套接成线条式摆放。陶缸上刻画有镰刀、杯子和类似号角的图形，代表获得了大丰收的收割场面。场地上挖有多处祭祀坑，坑中埋着一种巨形陶祖。场地上还有无数陶偶和陶塑动物等。陶偶有各种姿态，大多为跪坐抱鱼式：即双腿跪坐，左手托鱼尾，右手按鱼头，姿态虔诚恭敬。有的陶偶作舞蹈状，表示庆贺。大量的陶塑动物则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品。

在祭祀时，把玉人头像当作崇拜的神灵形象。在用玉器制作的各种动物形象中，背面都有小孔，专职的巫师将这些玉器缀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舞起法具，通过这些动物神灵，沟通天地人神的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活动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这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才会发生的现象。按照童恩正和严文明的观点，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氏族的上层集团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由此可以分析，石家河聚落的首领们在实行统治时，把宗教当作了一种组织和影响部落居民的手段。正是依靠这种手段，石家河古城的构筑才得以完成，内部的分工才得以落实，庞大的部落才得以维持正常的秩序，并得以控制较远的部落，得到发展兴旺。

石家河文化大厦，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苏新沂的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新石器时代多彩的文化画卷，共同推动着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门槛。4000多年过去了，创建石家河文化大厦的居民，他们的容颜躯体早已随风消散。但是，这座史前文化大厦闪耀着的时间幽光和绚丽光辉，将会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

[参考文献]

（1）石家河考古队等：《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2）石家河考古队等：《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3）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

（4）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

（5）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学苑出版社，2006年。

（6）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3] 

在1955年至1993年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石家河遗址考古队已对该遗址的9个地点进行了20次规模不等的发掘，发现的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对于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编年和聚落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具有典型意义。整个遗址除大自然的剥蚀外，没有遭受大规模、大面积的动土破坏，保存基本完好。从地面上看，石家河遗址古城的西垣和南垣保存较好，土城的城垣高耸地面，城周围的护城河清晰可见^[2] 。

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五十年代。

1954年冬，京山和天门县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考古工作者沿渠道进行调查，在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发现了许多古遗址。1955年2月－-8月，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在石家河配合工程，发掘了罗家柏岭、杨家湾(贯平堰)、石板冲、三房湾四处遗址，其中罗家柏岭的发掘面积近1400平方米。这是江汉地区相当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但由于种种原因，以上考古资料没有及时发表，因而其学术价值也就长期未能被认识。

从这时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石家河遗址群再未进行新的考古发掘。

七十年代后期，石家河遗址群的考古工作重新起步。1978年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试掘了邓家湾遗址，1982年湖北省博物馆试掘了谭家岭、土城遗址。1987年春季，荆州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了邓家湾遗址。这几次发掘虽然规模都不大，但获的资料和信息却十分丰富。

石家河遗址发掘现场历史图片

肖家屋脊遗址的发掘带有抢救的性质。发掘前石河镇砖瓦厂已在此建厂取土，将遗址的南端破坏了相当面积。为了部分解决其生产用土的困难，同时达到考古研究的目的，石河考古队从1987－1991年，在此进行了八次发掘，累计开5×5米的探方257个(图三)，发掘总面积6500平方米(包括扩方面积)。^[2] 

第一次发掘是在1987年秋冬。发掘目的是为了对遗址的文化内涵作一初步的摸底，以确定今后是否有必要再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人员主要是北京大学考古系85级进行教学实习的本科学生。辅导人员有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张江凯、赵朝洪、荆州博物馆张绪球、王宏。发掘方法是以土公路为界，将遗址分为东西A、B两区。发掘部位在A区的南端，紧挨取土地点。共开探方12个(编号AT1－12)，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因此次发掘是试掘，故未对探方的编号作统一规划。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初步掌握了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并发现墓葬15座、瓮棺葬1座和灰坑39个，其中M7随葬品甚多，是石家河文化中已发现的最大一座墓葬。

第二次发掘是在1988年春季。通过前次试掘，获知该遗址文化内涵尚属比较丰富，且前后跨越的时间较长，有利于建立整个遗址群的文化发展谱系，故决定继续配合取土进行发掘。参加这次发掘工作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王福英，北京大学考古系88届毕业生4人，天门市博物馆范学斌。发掘部位主要是在第一次发掘区的北面。探方的编号采用象限法，由四位数组成。前两位数表示探方由南向北的座标顺序，后两位数表示探方由西向东的座标顺序。如AT0207(简写AT207)，即表示探方的位置是在A区由南向北的第二排和由西向东的第7号，以后各次发掘均按这个体系编号。

本次集中开探方14个(AT204－408)，此外又在上次发掘区的南侧残存部分开了3个探方(AT13－15)，发掘总面积425平方米。主要收获是清理了墓葬12座(M16－27)，其中9座属新石器时代，3座属东周时期，同时发现灰坑12个(H40－51)。

第三次发掘是在1988年秋季。参加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郑中华、王福英、肖玉军，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祝恒富，天门博物馆范学斌，湘潭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3人，这次发掘共开探方64个(AT602－1017、1104－1117、1205－1217)，面积1600平方米(图版)。主要收获是在A区的东端又发现土坑竖穴墓地一处，清理土坑墓20座(M28－47)，并在同一地点发现瓮棺葬12座(W2－13)。发现一处大水塘，其东西长跨越7个探方，北端还不清楚。水塘的西南侧有少量瓮棺葬，东侧有较多的瓮棺葬，其中W6出大量精美的玉器。此外还发现灰坑39个(H52－91)、房基1座(F1)、土井一个(J1)。

第四次发掘是在1989年春季。参加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肖玉军，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孟华平，北京大学考古系85级学生7人，天门市博物馆周文。共开探方17个，发掘面积425平方米(AT1118－1120、1218－1221、1316－1321、1416－1417、1515－1516)。主要目的是在水塘东侧搞清瓮棺葬的范围，结果又发现瓮棺葬16座(W14－29)。从地层关系观察，有些瓮棺葬可能已被水塘破坏。此外还发现灰坑12个(H92－103)。

第五次发掘是在1989年秋冬。这次发掘主要配合北京大学考古系87级学生的基础实习。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张江凯、赵辉、张驰、冯先仁，研究生2人，本科生17人，日本留学生内田纯子、小泽正人，湖北省考古所李天元、李文森、冯小波，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王福英、贾汉清、肖玉军，还有湖南省参加北京大学文博班的学员6人，共开探方37个(AT1202、1302、1313－1314、1401－1415、1418－1423、1503、1505－1509、1518－1522、1616)总面积约955平方米。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清理灰坑203个(H104－306)、房基4座(F2、3、5、6)、土坑竖穴墓3座(M48－50)、瓮棺葬46座(W30－73、75、77)、窑2个。进一步探明了水塘的范围和沿用时间。发现早期水塘被H230、H254打破，而水塘又打破了瓮棺葬。水塘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时期。

第六次发掘是在1990年春季。参加发掘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何努、贾汉清、王福英，北京大学考古系应届毕业生4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赵辉、张驰在进行石家河遗址群考古调查中，也抽时间参加了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共开探方22个(AT1601－1608、1704－1708、1804－1808、1905－1909、)总面积570平方米。主要收获是清理瓮棺葬3座(74、76、78)、灰坑86个(H307－392)。

第七次发掘是在1990年秋季，参加人员有湖北省考古所林邦存、李文森、孟华平、李小华，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贾汉清、王福英，荆门市博物馆汤学锋，宜昌市文管会许发喜，湖南岳阳市文物队欧继凡。本次共开探方51个(AT1716－1724、1814－1822、1914－2218)，总面积1275平方米(图版)。主要收获是发现灰坑134个(H393－526)、房基5座(F10－14)、土坑竖穴墓2座(M52－53)、瓮棺葬10座(W79－88)。

最后一次发掘是在1991年秋季，参加发掘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郑中华、王福英、丁家元、肖华，仙桃市博物馆余立，省考古所技工金木清，荆门市博物馆龙永芳。此次共开探方40个(AT2305－2309、2405－2409、2612－2613、2805－2810、3006－3406)，总面积1000平方米。主要收获是在北侧新发现墓地一处，清理土坑竖穴墓19座(M54－72)、瓮棺葬1座(W89)、灰坑31个(H527－557)。^[4] 

大约在距今4600---4000年的时候，在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地区，生活着一个庞大的聚落群体。这个聚落的居民，以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和变革图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其丰富先进的内涵，成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史前文化当中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厦。^[3] 

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56年11月，石家河遗址由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被国家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2] [1] 。

历史文化价值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而石家河遗址是其核心部位的典型遗址，是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人口分布、聚落的发展演变，民族形成与文明起源、邦国兴起的实物资料宝库，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对于廓清中国上古史中的迷雾，探讨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遗址内涵丰富，废墟形态保存较好，除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外，还可以为海内外自然史、科技史及生态环境等多学科领域的学人进行专业考察提供研究园地。众多的原始艺术品，堪称当时的艺术杰作，具有传承借鉴价值和审美价值。^[2] 

社会价值

从社会价值来看，石家河遗址比较集中地保存了古代人类在特定环境和阶段进行开拓性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大量优秀历史文化遗存。该聚落由形成、发展、繁荣到衰落的过程，为人们鉴古知今留下了生动、直观的实物教材，具有历史教育、科学教育功能。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树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实现科教兴国都具有重要意义。^[2] 

经济价值

就其经济价值而言，石家河遗址是国土资源中的重要人文资源，对提高地方知名度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品牌价值。其出土文物的造型、图案，不仅可供设计制作富有地方特色的工艺美术品，直接产生经济价值；而且可以作为地方工农业产品的商标，具有较高的无形资产价值。

尤其作为珍贵的文物古迹，它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和环境资源，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合理运用，可促进长江中游旅游业持续发展，为发展第三产业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该遗址地处华中，紧邻天门市中心城区，毗邻公路国道与铁路线，交通便利，可进入性强。对外可沟通邻近各地的历史文化与自然景区，形成旅游网络，有良好的发展前景。^[2] 

词条：石家河考古遗址公园

石家河遗址发现之后，保护管理工作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 。2004年12月，国家文物局派中国建筑设计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对石家河遗址进行了调研、考察，作出了石家河遗址“十一五”规划和价值评估方案。国家文物局已将石家河遗址作为全国30处大遗址之一，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十一五”计划^[2] 和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5]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意见，市人民政府已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联合编制《石家河遗址保护管理总体规划》，2004年11月已对遗址进行了现场调研，编制了《规划》立项报告，2006年正式编制《石家河遗址保护管理总规》，2007年底完成编制工作。^[2] 

天门市政府按照湖北省文物局的部署，委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保护管理总体规划》，拟分三期目标进行实施。据专家评估，石家河遗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

《总体规划》把史迹展示作为一个重要容进行了具体规划。史迹展示包括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石家河遗址展示园，具体包括石家河古城防御工程展示、城内建筑遗迹模拟展示、城外建筑 遗迹及墓葬发掘现场展示。

第二部分是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展示遗址出土文物以及各种遗迹复原模型。

第三部分是配套项目展示。包括摸拟考古园、仿古陶艺园、文物精品复制园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