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同性恋有三个分别的意义：同性恋倾向、同性恋行为，同性恋权利运动（或称同志运动）。在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中，也普遍存在同性行为，但这与基于高级感情的人类同性恋爱不可同
同性恋有三个分别的意义：同性恋倾向、同性恋行为，同性恋权利运动（或称同志运动）。在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中，也普遍存在同性行为，但这与基于高级感情的人类同性恋爱不可同日而语。[1]
性取向是只有本人自己，通过自己的直觉，感觉性吸引和感情欲望，才能做出判断的，而他人是无法判断的。一般说来，性取向与性行为是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的。[2]
从恋爱的角度来说，爱情观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更愿意与同性还是异性恋爱。信奉柏拉图爱情理论的人坚信只有同性间存在真正的爱情，异性之间存在的无非是性和生育。[3]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同性婚姻，为人们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这是人类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但不能说同性恋与同性婚姻有直接的联系。
同性恋有三个分别的意义：[1]
一、同性恋倾向。或称同性爱、同性吸引等。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及跨性别女同性恋（Transles）、跨性别男同性恋（Transgay）为性取向的种类，是相同社会性别/心理性别（Gender）之间的个体产生爱慕、情感、性吸引及性行为吸引的现象。
二、同性恋行为。或称同性恋生活模式。基于同性吸引，从而选择这种包括同性之间的情感倚赖及性行为的生活模式。
三、同性恋权利运动。或称同志运动（LGBTsocial movements）。 这是一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推动者未必有同性恋倾向或行为。自由主义者及性解放运动人士形容同性恋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标签。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同性恋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性心理障碍，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谬误已经得到澄清。[4]
个体和异性发生了性行为，不一定表明其性取向一定是异性；个体和同性发生了性行为，不一定表明其的性取向一定是同性。[2] 并不是所有受同性吸引或维持同性性关系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一些经常发生同性性行为的人仍然认为他们是异性恋者。因此，区分同性性行为、同性性吸引和同性恋自我认同是很重要的，它们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例如，在军队、学校、监狱等场所中，可能会引起异性恋者参与到境遇性性行为，虽然他们在他们的环境中是异性恋者。有些人从事同性性行为并不是基于其性取向或者性渴望，比如男妓，他们有时是年轻的异性恋男性，但是他们却通过与男人性行为赚钱。[5]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每个人或多或少可能有同性爱的倾向。实际上，女性中的同性恋关系比男性要更为普遍。同性恋的本质来源于自恋，也就是说社会上每一个人均有双性恋的潜在可能性。这个分析在世界卫生组织同性恋研究会2008年的研究统计中得到证明：所有的同性恋者中，有87%的人有自恋的特点，根据此特点很容易的推测出，同性恋和自恋有直接关系。[6] 男同性恋
一些人对同性恋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包括生理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学习理论、互动理论、社会学理论等。传统观点认为，纯粹的男同性恋者表现出明显的女性化气质，纯粹的女同性恋者则表现出较多的男性化特点。但是，所谓的性别气质并不应该是僵化不变的。[7] 例如，魏晋时期，男人长得像女人一样才算美，因而美男辈出，如潘安、卫玠等。晋张翰曾作过一首《周小史》，如此赞美一个美丽少年：“翩翩周生，婉娈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东。香肤柔泽，素质参红。团辅圆颐，菡萏芙蓉。尔形既淑，尔服亦鲜。轻车随风，飞雾流烟。转侧绮靡，顾盼便妍。和颜善笑，美口善言。”这就是时人理想中的男性形象。美男子都涂脂抹粉、搔首弄姿，身上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如果能再柔弱几分，那就更妙了。晋朝人觉得男子如果慵软无力，就能平添三分优美，“弱不胜衣”并非为女子所独擅，它也是男子的美德。[8]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同性恋者与性别转换者的性爱对象皆为同性，但同性恋者没有性别认同障碍，不存在变性的需求。另外，同性恋者中有异性装扮的现象，然而其目的在于吸引同性或是表现其美，而不是获得性快感，这就与异性装扮癖区别开来。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反对同性恋本身，同性恋与婚育没有矛盾。《诗经》中有不少诗歌是歌颂同性恋的，更有意思的是《郑风·女曰鸡鸣》这一篇，歌颂一个贤女劝夫勤劳并交良友，不过他丈夫的这个良友，很有点同性恋的味道，但是显然这位贤女一点也不介意，甚至代夫殷勤致意：“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知你对他勤眷恋，我解佩玉表奉献。知你对他很体贴，我解佩玉表慰问。知你对他很爱好，我解佩玉以报答。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既然同性恋入诗，可见在他的眼中，同性恋算得上是很纯正的感情了。这倒不是他开通，而是在当时，同性恋并不被视为异常。《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鲁昭公之子公叔务人有一个宠爱的娈童（嬖僮），叫做汪锜。当齐国攻打鲁国的时候，公叔务人和汪锜同乘一辆战车奋勇拼杀，一同战死，一同停殡。鲁国人因汪锜年幼，就打算以殇礼葬之，礼仪上来说自然比成年人的葬礼低一些。孔子当时掌礼仪司法、施教化，他发表意见：“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意思是说：汪锜能拿着武器因保卫国家而战死，没什么成年不成年（葬礼）的区分，可见当时人是将同性恋视为常态的感情。[9]
《诗经·山有扶苏》有云：“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子都就是因为貌美而受到郑庄公宠爱的。孟子不可能不知道子都暗箭伤人的事情，但是当他提到子都时，却忍不住赞叹道：“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不知道子都长得漂亮的人，是不生眼睛的。孟夫子整天养浩然之气，对国君都舍不得说几句好话，可是一提起子都，完全是悠然神往的表情，可见孟夫子的审美观很男色。[9]
同样，女子同性恋在中国古代是相当普遍的，并被当时的人们所容忍。只要不发生过头的行为，人们认为女子同性恋关系是闺阁中必然存在的习俗，甚至当它导致为了爱情的自我牺牲或献身行为时，还受到人们的赞扬。明代一位名叫李渔（1611——约1680年）的人曾就此题材创作过一部叫《怜香伴》的戏剧，写得就是有关女性同性恋互爱的故事。[10]
所谓余桃、断袖、安陵、龙阳等等，皆属文人雅士之语，至于古代的民间对同性恋还有不少俚俗之称，例如相公、兔子、男妓、娈童、像姑、小唱、香火兄弟、契兄弟、契父子、旱路姻缘、寡独书生、男色等等，而磨镜、契若金兰、菜户对食等则是专指女同性恋的。[11]
《菊花与刀》是美国本尼迪克特的着作，也是研究日本文化的着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本。他用“菊”与“刀”来阐述日本文化中“崇美”与“尚武”这两种文化类型。其实，“菊花”还代表着“男性之爱”。出于形似的缘故，菊花在物象方面可指代“男性之爱”，而感情上最着名也最源远流长的故事，应该是《雨月物语》中的《菊花之约》（《菊花の契》）一篇。因为这个故事，菊花在日本又称为“契草”。
在日本，异性间的恋爱称为“女色”，男男同性间的爱恋就是“男色”。而且男色比起女色来毫不逊色，既非禁忌，更非败德，甚至在日本江户时代武士中男色大有凌驾之势，蔓延到庶民社会中，男色则成为一种雅癖。就舆论倾向来说，江户时期和中国魏晋时代男色明显胜于女色的社会舆论倒是大可比肩。最突出的男色现象即众道。那些充当将军、大名乃至武士身边的侍童（即小姓）的少年，其实质地位即男宠。
据说这种现象的发生，日本僧侣来大唐取经时学去的。镰仓幕府树立起了武士中央集权制，当时娈童还只是山门、贵族公卿的上流时髦玩意，可说是某种身份象征；普通武士是玩不起的，上层阶级享有实际上的专利权。战国年代，男色之风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时候的娈童，不仅仅是一种风习，更成为必要。由于当时的男人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金戈铁马之际性欲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转嫁到了这些男人身边的娈童身上。日本众道
同时，为了构建一个牢不可破的武士集团，武士之间、主仆之间的礼义忠贞观念被空前强调。娈童已经成为了主将身边最亲近的侍卫，也可以说是最后一道防线。倘若两军对垒、白刃加身之时，能誓死护卫主将的，只有身边的娈童了，这就要求娈童们必有“视死忽如归”的勇迈与决绝，而平时的宠幸之恩情、鱼水之欢愉，怕都要在这一刻得到最激烈的体现。所以战国时代的娈童和早期流行于公卿山门身边的娈童不同，还要求有高超的武艺。娈童之风极普遍到了大名身边甚至有十几、二十个娈童也不希奇。当时号称“军神”的上杉谦信好娈童的名气就极高，织田信长和森兰丸同葬本能寺的故事传唱至今，德川四天王里就有两个（井伊直政和本多忠胜）嗜好此调。江户幕府的三代将军家光和五代将军纲吉都是众道的“道友”。[12]
这种作为娈童的侍童，身份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战争中获得战功从而提升为武士甚至战将的事例也并不少见。娈童只是身份的一个阶段罢了，并不妨碍升迁、成家立业。
歌舞伎的演出也培养了大量色优艺佳的“女形”——男色宠儿。1629年，禁止女性出演歌舞伎，从此，歌舞伎的女角全由男性演出，歌舞伎进入“若众歌舞伎”时代，所有角色由年轻男性扮演，其中扮演“女形”的又称为“舞台子”。他们容貌出众，因此成为男色的追逐目标，这导致1652年“若众歌舞伎”也被封杀。“若众歌舞伎”之后是“野郎歌舞伎”。“野郎”是剪去额前刘海，留“野郎头”的男子。发型虽然变化，这些女形演员身着鲜艳的美丽女服，举手投足间尽显女性柔媚，渐渐成为女性化的男性。至此，无论是“女形”演员还是“阴间茶屋”的“游男”已经成为“女装丽人”，游离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伊恩·布鲁玛称他们为第三种性、一种综合的理想美，这非常符合日本传统审美观“若即若离”的审美体现。当今日本的食草男、伪娘现象无疑与众道文化有密切联系。[12]
同性恋也称为希腊式恋爱。在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的最爱，既不是与他乱伦的姐姐赫拉，也不是他化身为公牛前去诱惑的欧罗巴公主，而是一名克里特美少年，伽倪墨得斯。他化为雄鹰将这名美少年掳走，在奥林匹斯山上公然与之欢爱，引发赫拉的嫉妒并设计害死这名美少年，将之变为一只水瓶，宙斯伤心不已，将伽倪墨得斯的灵魂封印在天上，这就是水瓶座的由来。
在希腊，每个男人都得吸引住一个年轻男子，并在亲密的日常生活中充当他的辅导老师及朋友，并激励他学习一切高尚的品德。哪个男人若没有男性情人，会被认为是不履行男人的责任。在体育运动中，青年男子都是赤身裸体的，这让男人们大饱眼福。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大量赞颂男性美的内容，智者梭伦把少年之美比作春天的鲜花，即使是女性的雕塑也已接近男性的方式表现。卢奇安的《卡里德莫斯》整篇都在谈论美的本质，无疑，男人比女人更美，哪一个愚蠢的人会不喜欢漂亮的男子呢？例如，波塞冬拜倒在漂亮的珀罗普斯脚下，阿波罗为雅辛托斯的美丽所俘虏，而赫尔墨斯则对卡德莫斯情有独钟，我们应该仿效众神。大量花瓶上刻有“漂亮的少年”字样，而“漂亮的少女”则比较少见。爱情是对美的渴望，男人间才有真正的爱情，男女之间不过是调情而已。[13] 在古希腊还有专门的同性恋军队，由互相爱恋的男子组成，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彼此相爱的人才能得到最紧密的结合，提高战斗力。亚历山大大帝之所以能够成就伟业，也与他和将士之间的情谊分不开。[14]
古希腊灭亡之后，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继承了古希腊的男风文化，罗马很多皇帝都拥有自己的男宠。凯撒因在与某位国王的关系中充当被动角色，被人们称为“所有女人的男人，所有男人的女人”。
在古希腊，不仅男同性恋，当时女同性恋的风气亦很盛行，有些女同性恋者参加打仗和狩猎活动，同另一个女人结婚，两人像夫妻一样相处。据说女诗人萨福在莱斯波斯岛上建立了一个女子学校，她的诗名极盛，被誉为“第十缪斯”。她虽有丈夫子女，却一个接一个地爱上了她的学生，最后因遭到一位女恋人的拒绝，蹈海而死。另外，据说女同性恋的风气在罗马时代比古希腊时更为盛行。[15]
基督教得势以后，开始残酷迫害同性恋者，而他们却对教会内的恋童行为不管不问乃至包庇纵容。[14]
基督教会迫害同性恋不仅因为教会推行禁欲主义，而且认为，同性恋反自然就是反上帝，所以它比异性恋更为邪恶，同时，因为在独身、禁欲的条件下，修士和修士、修女和修女很容易发生同性恋，如果不对同性恋严厉镇压，就危及教会自身的生存。在《圣经》里曾提到过一个罪恶之城，那就是位于死海边的索多玛城。该城的居民罪孽深重，令上帝忍无可忍而降下大火和硫磺予以毁灭。但是索多玛的居民究竟犯了什么罪，后人一直不清楚，有人说是“傲慢，通奸，过分好客，没有宗教信仰”，有人说是“通奸与不洁”，但正统教会接受了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城的斐诺的看法，斐诺认为索多玛城的居民犯的罪是同性恋，他指责说：“索多玛城的居民不顾自然法则，狂饮烈酒，暴食美味，进行不自然的性交，他们不仅纵欲于女人而使别人的婚姻破裂，而且违反自然，男性间相奸。结果，当他们想要小孩时，却发现自己已无法生育。”
教会对同性恋者的迫害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公元3世纪时，尽管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已有举足轻重的势力，但他们仍不敢禁止同性恋。因为当时同性恋在军队中很盛行，如果禁止同性恋，势必会激起军队的不满和反抗，从而影响政权的巩固。
到了公元6世纪，情况有所变化。当时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独身与修道制开始得较早，惩罚同性恋也早。公元538年，皇帝查士丁尼在把罗马法和教会法综合的基础上颁布法律，说同性恋“引起饥荒、地震和瘟疫”，对个人则“丧失灵魂”，因此，为防止国家和城市的毁灭，必须严禁。到了公元541年至544年，拜占庭发生大鼠疫，教会归罪于同性恋者。[16]
这种迫害同性恋的做法在欧洲中世纪的中后期更趋严重。在16世纪，欧洲的一些殖民主义者甚至把他们镇压同性恋的魔爪伸到国外去了。西班牙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后，首先遇到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并首先被他们之中盛行的同性恋所震惊。从1519年起，最初的殖民者就不断地报告这些同性恋现象，并记入殖民者的编年史。最初，殖民者只发现墨西哥湾一带有同性恋，但到1552年时发现，他们所涉足的中美洲地区内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有这种习俗。直到1952年，现代民族学家仍然发现，在三分之二的印第安部落中，人们认为青少年的同性恋是合乎道德的，是可取的；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婚姻和性交，涉及财产分配，不应随便处理；而同性恋只关系到性满足，所以可以更自由。[16]
殖民者带着基督教文化的长期熏陶，带着“统治者”的优越与偏见，对这些土著民族大肆镇压，残酷迫害。从16世纪中期开始，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的种族灭绝，其中的一个十分主要的“理由”和“依据”，就是说印第安人的性风俗表明他们是“非人类”。[17]
纳粹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当权之后，更是对犹太人、同性恋者、共产党员等群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
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及同志（LGBT）权益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各种身份标识被创造出来。
作为代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骄傲和同志社会运动的彩虹旗，有时候又称为骄傲旗或同性恋骄傲旗，在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使用。彩虹旗的多种颜色代表了同志群体的多元性，在同志权利运动中也被用于作为同志骄傲的标志。诞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它在世界广为使用。它由旧金山的艺术家吉尔伯特·贝克（Gilbert Baker）在1978年纪设计。最初的版本因为要适合广泛可用的面料而几经颜色的增减。到2008年，最为普遍的版本有六个不同颜色的条纹——红，橙，黄，绿，蓝和紫。彩虹旗水平飞扬时一般是红色条纹在最顶端，就像自然的彩虹一样。
平权标识
跨性别骄傲旗帜
基督教历来是压迫同性恋的重要势力。《圣经旧约·利未记》中曾提到“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点成为基督徒反对同性恋的标志之一。索多玛城之所以被上帝毁灭，是因为索多玛人的罪恶上冲于天，其中有一条便是耽溺男色，这明显与中国传统不合。明清之际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多明我会的教士们看到同性恋盛行时颇为震骇，大加指责。近代以来，西方反同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由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西方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排斥同志。[18]
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写道，“对人类天性中同性恋成分的压制，以及，由此推导，对同性恋者的压迫是……用其规则和联系方式压迫了妇女的同一制度的产物。” 也就是说，男性针对男性的恐同是厌女的(misogynistic)，而且这种情况可能是跨历史的。（塞吉维克表示，“厌女”不单纯表示对女性的轻视，更可能意味着对男性中所谓的”女人气质“，意即对阴柔气质男性的压迫。）这正是最可能产生错误阐释的地方。由于“同性恋”和“恐同”这一对名词在其任何化身之下都是历史构建，由于它们很可能强烈相互关注，采取互联的或相互反映的形式，由于它们的斗争戏码很可能是心灵内部的、制度内部的乃至公共的。所以，有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男性恐同者中的一些人，他们的恐同心理恰恰是压抑自身对同性渴望的结果。——20年前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起恐同仇杀案可作为这一论点的佐证：法官后来的调查发现，恐同的施害者中有一些人就存在潜藏的同性恋欲情结，有罪犯坦承说，他是为了向异性恋男性同伴证明自己的异性恋身份或男性气质进而将同性恋者作为攻击对象。
有些学者提出论点认为性别角色、性别认同与性倾向本身就是社会建构。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作为与社会建构主义相对应的理论，强调性欲极其性别是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条件造成的，一种不以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改变的人性本质之一，同性恋是具有某种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客观族群。本质主义理论的兴起开始于19世纪中期，特别是自卡尔·亨利希·乌尔利克斯（Karl Heinrich Ulrichs）创造Urning（男同性恋）这个字以后。
本质主义因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而在20世纪成为主流思想。弗洛伊德认为同性恋是在婴儿早期形成的。英国性学家蔼理士在他的《性心理学》一书中也认为，同性恋与生俱来，并且是人类亘古以来的性爱表达之一。
社会建构论者（酷儿理论）却认为，同性恋的成因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是社会和文化的左右，从而有了同性恋异性恋，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有些研究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学者，最著名的是法国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对现代诸如“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性别定义进行反驳，认为他们不是任何存在客体，而是社会结构，这个观点被称为酷儿理论。一个经常争论的焦点是在现代社会以前的同性恋和现代社会的同性恋是不同的（现代社会中的同性恋更多由平等观念所建构，而之前的同性恋则由时代、性别以及社会阶层所建构），批评家争论说，虽然不同时代的同性恋者有不同的特征，但是潜藏的现象一直存在，它不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产物，同时，尽管同性恋的表现方式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但它的特质却总是稳定的、持久的。
性取向的成因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性取向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而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
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则认为性倾向及其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一种观点认为大部分有同性恋基因的人因为社会压力而过着“异性恋”的生活，与异性结婚并繁衍后代，按照这种观点，生育的现象在同性恋群体中将会减少。
西蒙·列维(Simon LeVay)关于同性恋男尸下丘脑的研究和马克·布雷德罗夫(Marc Breedlove)关于生者的出生顺序以及手指长度比例研究，都显示出出生前荷尔蒙对性取向决定问题上所产生的影响，前者指出男性同性恋者的女性化趋势，后者则指出同性恋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男性化的趋势。
作为主要文化传播模式的“模仿”也可以用来解决与性倾向有关的一些行为，当异性恋或同性恋现象通过电视或其他大众媒体展示在大众面前，将会促进对性倾向的深入研究或出现模仿异性恋或同性恋行为的可能趋势。
通常在异性恋的人群中，有一些会对同性产生某种程度或者临时性的好感，相反的，很多把自己认同为同性恋的人，或倾向于同性性行为和维持同性性关系的人，也同时维持着与异性的性行为或维持长期的异性恋关系。
有一些研究，特别是阿尔弗雷德·金赛在他的《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1948年）和《女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1953年）中提到的实验，金赛的试验要求受访者在一个由绝对同性恋到绝对异性恋连续变化的性取向谱中评估自己的性取向，然后对受访者的自我评估结果以及受访者的行为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后，金赛认为大部分人显示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性恋者。很多人都会同时被双性所吸引，虽然通常他们更偏好于某一种性别，金赛以及他的同事据此认为，只有很少的人群（5-10%）是绝对的同性恋或异性恋。金赛连续性谱的概念却被广泛的接受。
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旧时西方精神病学将同性恋视为“性倒错”、“性变态”、“性错乱”，将其归为一种人格障碍与行为障碍，并相应地创造出了一系列治疗同性恋的方法——厌恶刺激、大脑手术、激素注射等。
1950 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同性恋和其他“性变态”者在政府部门的受雇情况，由精神病医生为主的调查委员会认为同性恋“缺乏正常人的感情稳定性”，并指出他们倒错的性格和薄弱的道德力量不仅使他们没有责任感，而且容易被人敲诈勒索，同性恋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会逐渐从内部破坏美国社会。结果，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签署行政令禁止同性恋者在政府部门中工作，隐蔽在街头的同性恋酒吧也经常遭到警方突击搜查。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在1948年发表的调查报告发现，美国37%的成年男性有过同性性行为。19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艾弗伦·胡克（Evelyn Hooker）做了第一个关于同性恋是不是精神疾病的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同性恋者并不一定有心理障碍。
1971年，当美国精神病学家会在华盛顿召开年会时，曾一向主张以平和姿态与社会展开对话的弗兰克·卡梅尼(Frank Kameny）在会场强行夺过麦克风，高声抗议将同性恋列为精神变态。“同性恋者拒绝承认自己有病”的呼吁终于见诸主流媒体，也迫使精神学界不得不加以面对。在次年的精神病学会上，会员约翰·弗莱（John Fry）头戴面具出场，向与会者宣告：“我是一名精神病专家，也是一名同性恋。”此言震惊四座，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精神病专家仍然将同性恋者视为精神病患者，属诊治对象。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身边的同行里就有同性恋。同性恋非病理化议题被正式提上日程，不仅早先艾弗伦·胡克（Evelyn Hooker）博士有关同性恋正常性研究受到更大范围的正视，精神病学界也展开了进一步的科研调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纽约的石墙酒吧为黑手党所开，属无照经营，只为赚同性恋的钱。由于酒吧环境差，酒水价位也低，因此吸引了不少低收入同性恋顾客，其中包括不少易装者。1969年6月28日凌晨，当警方再次突检酒吧时，同性恋顾客忍无可忍，发起暴力对抗。此事受到媒体的广泛报导后，在警力增加的同时，美国各地同性恋也纷纷前往支援，双方整整持续对峙三天三夜。
石墙暴动发生得相当突然，事件当晚是朱迪·嘉兰（Judy Garland）的葬礼，正当大家情绪高昂之际，一些聚集在石墙的变装皇后（跨性别）和悍T（强壮的女同性恋），终于再也忍受不了警察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对格林威治村的临检。同性恋者们对警察大打出手，情况急剧恶化，警察开始用警棍殴打拒绝逮捕的人，很多人被打伤，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被警方在车门上碾断两根手指，警方也殴打了一名异性恋乡村音乐歌手戴维·范·洛克（Dave Van Ronk），一些懦弱的男同性恋者都被抓出来挨个殴打。
大家聚集起来，开始向警方抛掷石块和酒瓶，在巨大的石头雨和玻璃酒瓶的猛烈攻击下，警方被迫退入酒吧内部。一些同性恋者开始试图点燃喷向门里面的可燃液体，他们把一个停车计时器当作攻城器来用。随即其他得到音讯的同性恋者赶来增援，人群开始扩大。他们开始唱着“同性恋的力量”（Gay Power!）的歌曲。
警方开始紧急派遣增援力量，其中一个镇压队伍曾是处理反越战示威的受训的“战术巡逻队”（Tactical Patrol Force）。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分散人群，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继续向他们抛掷石块。他们大声歌唱：
“We are the Stonewall girls，女同婚礼
We wear our hair in curls，
We wear no underwear，
We show our pubic hair，
We wear our dungarees，
Above our nelly knees!”
人群在第二天晚上又聚集起来，在警方恶劣对待和惨无人道地压迫同性恋者几十年后的1969年6月27日，星期五这一天开始爆发了。同性恋者向人们派发传单，写着“让黑手党和警察滚出同性恋酒吧！”（Get the Mafia and cops out of gay bars!）示威持续了五个夜晚。
石墙运动被视为西方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开始，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形成了。
终于在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董事会决定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最终，学会决定以会员公投的方式来决定。一共有一万多名精神病学家参加了投票，其中58%的人赞成董事会的决定，37%的人表示反对。到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也以同样的方式将同性恋剔除出了精神疾病的行列，同性恋被以投票的方式结束了它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历史。历史是戏剧性的，在同性恋去病化之后，虽然仍有很多精神病医生将同性恋视为一疾病，但精神病学却从同性恋者的敌人变成了同性恋权利运动的重要盟友。例如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不但责难政府对同性恋的歧视政策，呼吁社会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还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用于描述对同性恋毫无原因的憎恨和恐惧的名词“同性恋恐惧症”，也被归为精神病学。“恐同症”将成为一种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病，“恐同者”们会在精神病院接受大夫们的治疗。
没有实际的同性恋人口统计，只有研究报告或抽样调查供作参考。同性恋所占的人口比例根据不同的估计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根据著名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研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可能也有同性爱的倾向。在某些地区，同性恋人群要明显多于异性恋。所以，同性恋所占的真正比例，到目前为止并无真正答案。
著名的金赛报告研究受访的美国男性，研究出同性恋人口占总人口比率10%。在不同的调查中，由于“同性恋”的定义不同，所得的结果也会差别很大，但是大部份的调查皆同意下面的看法：
具有多次同性恋经验的人少于只有一次同性恋经验的人；
把自己完全定义为同性恋的人少于经历过多次同性恋行为的人；
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显示，社会上每一个人均有双性恋的倾向，所以拥有同性爱倾向的人女同性恋
金赛以后，大量大规模的跨文化调查始终显示人群中的同性恋比例少于金赛所宣称的，这些调查涵盖了随机抽取的上万个对象。但是，注意不同的报告都会因为测试者的隐瞒而产生偏差。不同的差异广大的资料通常被人引用，例如：
斯密斯1991年对国家民意调查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报告进行分析后表示到18岁，有5.9%的活跃男性有过男性的伴侣。
由克里斯托弗·贝格利（Christopher Bagley）和（皮埃尔·坦伯雷）Pierre Tremblay于1998年做的研究表示13.5%的男性“报告说有一定程度的同性恋”包括“自己声称的重复计算的同性恋（5.9%）和/或双性恋（6.1%）”
1992年，国家卫生和社会生活调查（NationalHealthandSocialLifeSurvey）（NHSLS）在报告中表示18岁以后的人群中同性恋占4.9%。[5]
同性恋经历了去罪化后，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被去病化。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于1973年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三版的修订版（DSM-III-R）中去除。当时该学会声明：“同性恋本身并不意味着判断力、稳定性、可信赖性、或一般社会或职业能力的损害”。但是，修订后的手册依然包括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这一可以治疗的疾病单位。1987年，“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这一疾病单位又被去除。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1998及2000年的对性向治疗的公开表态宣言中提到，1973年精神病学协会审核相关资料后判定，同性恋无法定义为心理疾病，因为根据DSM-III-R，精神疾病的定义是：“临床上明确的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行为或心理上的综合征或模式，其伴有现时的苦恼（痛苦的症状）或无能（一项或多项重要方面功能的损害）或有着明显的导致死亡、疼痛、伤残或严重失去自由的的巨大危险”。所以，精神疾病的标准既不适用于同性恋，也不适用于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而“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亦以同样原则，不包含在精神疾病的诊断列表（DSM-III-R）之中。该学会还指出：尚没有足够的科学研究证实改变性倾向的治疗安全或有效。有一些经历过改变性倾向疗法的人表示，试图改变性倾向有潜在性的危害。此后的DSM-IV和DSM-V，在其中也不包括这两个名称。
美国心理学会
1997年，美国心理学会表示，人类不能选择作为同性恋或异性恋，而人类的性取向不是能够由意志改变的有意识的选择。协会更进一步表示：事实上，有很多同性恋者生活得很成功很幸福，但是一些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可能会试图通过疗法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有时这是受到家庭成员或宗教团体施加的压力所致。但事实是，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因此也没有必要进行治疗。美国心理学会亦表示：临床经验表明，那些试图寻找转变疗法的人通常是因为社会的偏见所造成的内在同性恋恐惧症所致。而那些能够正面接受自己性倾向的男女同性恋者能比那些不能接受自己性倾向的人获得更好的自我适应能力。
2009年8月，关于性倾向治疗参与者的研究，并未把“性倾向”和“性倾向身份认同”这两个概念进行足够的的区分。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区分的不足导致这些研究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治疗改变的是当事人的性倾向还是性倾向身份认同？而从研究得出的证据表明，性倾向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有些人改变了自己的性倾向身份认同（即个人或组成员身份和隶属关系，自我标签）和其他性特征的方面（例如价值观和行为）。
美国心理学会于2012年发表的一份立场文件中声明：“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what appears to shift and evolve in some individuals’ lives is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not sexual orientation.”（在基于性倾向和性倾向身份认同的研究中，在一些个体的人生中转变的是他/她的性倾向身份认同，而非性倾向）。
世界卫生组织
2012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驻美洲的办事处泛美卫生组织，就性向治疗和尝试改变个人性倾向的方法，发表一份用词强烈的英文声明《"Cures" for an Illness that Does Not Exist（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声明强调，同性恋性倾向仍人类性向的其中一种正常类别，而且对当时人和其亲近的人士都不会构成健康上的伤害，所以同性恋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不正常，并且无需要接受治疗。世卫在声明中再三指出，改变个人性倾向的方法，不单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其效果，而且没有医学意义之余，并会对身体及精神健康甚至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亦是对受影响人士的个人尊严和基本人权的一种侵犯。世卫亦借发表该声明提醒公众，虽然有少数人士可以能够在表面行为上限制表现出自身的性倾向，但个人性倾向本身一般都被视为个人整体特征的一部分和不能改变。
中华精神科学会
1996年9月，中华精神科学会设立CCMD-3工作组，重新制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计划在随后的几年中，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并尽可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中国标准。2001年4月，CCMD-3出版，取消了CCMD-2的“性变态”条目，将同性恋归于新设立的“性心理障碍“条目中的”性指向障碍“的次条目下。
对此，时任中华精神科学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工作组组长陈彦方教授解释：“我们认为同性恋性行为是正常的。但是考虑到一些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焦虑和苦恼，保留‘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从而和世界卫生组织第十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0）保持一致。” 他还指出，CCMD-3里的“同性恋”和社会上普遍指的同性恋有些不同，因为CCMD-3的诊断对象只包括那些自我感觉不好并希望寻求治疗的同性恋者。“在新的标准中，只有那些为自己的性倾向感到不安并要求改变的人才被列入诊断。”
中华精神科学会在2001年对CCMD的修订，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的重要标志。
1989年10月1日，丹麦成为第一个认可同性结合（same-sex union），允许同性伴侣进行登记的国家。
1996年，夏威夷一法院推翻了州禁止同性婚姻，将婚姻限定于异性之间的州宪法条文，这一判决引发就这一问题的全国讨论。
1996年，威廉·杰斐逊·克林顿签署“婚姻保护法案”，联邦政府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授权各州可以拒绝认可其他州的同性结婚证书的合法性，共有38州颁布了相类似的州立法。
2000年，美国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安签署法律，允许同性伙伴之间的“公民结合”（civil union），佛蒙特成为美国第一个认可同性结合的州。“civil union”是由佛蒙特州创造出的新法律关系，自此后被广泛使用。
2001年1月1日，荷兰成为第一个法律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同性婚姻家庭享有传统家庭所享有的一切待遇。
2002年，挪威、瑞典、冰岛、德国、法国和瑞士认可同性结合（same-sex union）登记注册，赋予其大部分传统家庭所享受的权利，其中瑞典允许同性家庭收养孩子。
2003年1月30日，比利时继荷兰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但这部法律禁止同性家庭收养孩子。
2003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对“劳伦斯诉得克萨斯”（Lawrence et al. v. Texas）一案的判决，这个判决为同性伴侣争取法律权利（包括结婚）铺平了道路。
2003年6-7月，加拿大的安大略湖省和哥伦比亚省允许同性结婚。
2003年11月18日，马萨诸塞最高法院在Goodridge et al. v.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一案中判定：禁止同性结婚违反马萨诸塞州宪法，并给立法机关180天的时间更改法律。
2004年2月4日，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重申两种婚姻间的平等地位和表达是“必须”的，这就意味着要么婚姻适用于同性间的结合，要么不认可各种婚姻形式，只承认所有伴侣间的“公民结合”，这个判决在2004年5月18日生效。按照相关法律，如果试图推翻法院判决的州宪法修正案至少需要经过州立法机关和公投后才可能通过，即使通过了，也须到2006年才可执行。
2004年2月12日–3月11日，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新当选的市长Gavin Newsom和其他官员开始于旧金山市发 布“婚姻证书”。戴尔·马丁(Del Martin) 和菲利斯.莱昂 (Phyuis Lyon) 是第一对“结婚”的同性伴侣。在加州最高法院3月11日，要求旧金山暂停签发同性婚姻证书以作进一步决定前，共有4161对同性伴侣领取了结婚证件。
2004年3月29日，马萨诸塞州通过立法禁止同性婚姻，但承认“公民结合”，赋予同性伴侣部分权利。
2004年5月18日，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就Goodridge et al. v.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一案的判决产生法律效力。
2004年12月9日，新西兰国会多位本来反对议案的议员转为支持态度，以过半数通过同性恋者及同居人士的公民结合可以享有与合法夫妇等同的法律地位。有关法律将于2005年4月26日正式生效。
2005年6月28日，加拿大国会下议院通过同性婚姻法案，仍然有待参议院通过和英国君主的批准。
2005年6月30日，西班牙下议院第二次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推翻参议院一周之前否决此法案的决议。通过后需要一些时日在政府档案中记录公布。7月2日颁布，7月3日起正式成为第三个全国性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
2005年7月19日，加拿大参议院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的提案。几小时后，加拿大最高法院负责人在提案上签字，使其成为该国一项正式法律，也使加拿大成为继荷兰，比利时与西班牙后世界上第四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
2005年12月5日，英国正式允许同性伴侣登记。在公民伴侣关系法案下，希望建立伙伴关系的伴侣必须在当地政府登记，以享受和异性夫妇同等的待遇。
2006年11月，在南非宪法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宪的一年后，南非议会通过了民事结合法令，南非成为世界第5个、非洲第1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国家。
2008年5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判决支持同性婚姻，加州正式对同性伴侣开放注册，该州一度成为美国第2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地区，但半年后旨在颠覆同性婚姻的8号提案被通过。
2008年11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高等法院于2007年作出同性婚姻合宪的判决一年后，康涅狄格州开始为同性伴侣发放结婚证，该州成为美国第2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地区。
2009年1月，在颁布同性民事结合法案后的16年后，挪威上议院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挪威成为世界上第6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国家。
2009年4月，瑞典议会通过同性婚姻法令，给予同性情侣包括收养、宗教仪式、人工授精在内的全部民事权利，瑞典成为世界上第7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国家。
2009年4月，美国爱荷华州最高法院究”Varnum v. Brien“一案做出判决，禁止同性结婚的法令违反该州宪法精神，该判决将于4月24日正式生效，该州成为美国第3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地区。
2010年3月3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承认同性婚姻。
2010年3月4日起墨西哥首都法律承认同性婚姻合法。
2010年6月27日，冰岛颁布相关法律，正式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同一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和她的长期女伴侣正式走入婚姻殿堂。
2010年7月15日，阿根廷参议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允许同性婚姻的法案，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随后颁布这部法案，标志着拉美地区首部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律正式实施。
2010年8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同性婚姻，今后，德国同性恋者将享有与异性婚姻同样的权利。
2013年2月12日，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允许同性婚姻及收养子女的法案。
2013年3月13日，当地时间12日，美国科罗拉多州议会批准一项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法案。至此，科罗拉多州与美国另外八个州一道，成为允许同性婚姻的州。科罗拉多州众议院12日以39票比26票通过这项允许同性结婚的法案。该法案拓宽了科州法律以前对婚姻的界定范围，也允许同性婚姻。
据悉，科罗拉多州议会此前就同性婚姻法案进行过几次表决，但由于之前是共和党人主宰多数议席，此问题屡屡受阻。2011年11月换届选举，民主党人夺下该州众议院多数席位，确保了如今法案得以通过。
2013年7月，英国下院已经通过了婚姻平权法案，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次日签字生效。根据新法，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同性婚礼将可于2014年3月29日起举行，新法还允许变性后继续保持婚姻关系。英国成为世界上第16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2014年2月5日，苏格兰议会以105票赞成、18票反对，压倒性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如果苏格兰在全民公投之后宣布独立，将成为第17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
2014年3月25日据美国新闻网“yourjewishnews.com”消息，法国北部交通部门为保护同性恋者的权益，开除了一名公交车司机，因其对一对公开亲热的少女喷水以示羞辱。[19-20] 九旬老人的婚礼
2014年9月8日，美国爱荷华州达文波特一对9旬老人同性恋情侣在共同生活72年之后，在一家教堂共结连理。缔结连理的维维安·博亚克(Vivian Boyack)和爱丽丝(诺妮)·杜比(Alice (Nonie) Dubes)是一对女同性恋情侣，其中博亚克91岁，杜比90岁。她们最初在爱荷华州的耶鲁相识，到2014年已经共同生活了72年。[21]
《诗经》中的一些诗歌或隐或现可以看出当时存在的同性恋现象。如《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22]
在遗留下来的众多明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品花宝鉴》、《宜春香质》、《十二楼》、《聊斋志异》、《情史》、《阅微草堂笔记》、《弁而钗》等中都有大量男色的描写，甚至以男色故事作为主题，从一个侧面证明当年同性恋之盛。[22]
陈维崧是清初诗词大家，他与优伶徐紫云的深厚情谊在清代四处传扬，成为了一段风流佳话。他的《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乃紫云成亲时所作，堪称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彩的一首词，内中写道：“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23]
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歌对后来的爱情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对恋爱综合症状最简练的叙述出现在她的一首抒情诗中。这首诗是写给她最喜爱的一位姑娘的，因为她就要同老师分手出嫁了：”在我眼里她好像一位神祇，正美滋滋地痴望着你，静静地坐在你身旁，聆听你娓娓细语。低弱的笑声中流露着爱的惬意，哦，这一切使我那忧郁的心在胸中颤栗。只要凝望你片刻，周身便被滋滋鸣响的灵火燃遍，唇舌焦裂，不能言语；悲鸣在耳中轰响，我四肢颤抖，汗流如雨；面如秋草，形同枯槁，蹒跚踉跄堕入爱的迷离。“[24]
现代耽美文化和百合文化的流行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耽美”就不能不提《绝爱》，这部由日本漫画家尾崎南创作于1989年的漫画是可以说是中国“耽美一族”的入门教科书。漫画中的两位主角是“耽美”界公认的最为经典的组合之一，他们之间那种不顾一切甚至可以毁灭一切的狂热爱情带领很多人走进了耽美的世界。就像这个世界不存在绝对的男性和女性一般，耽美漫画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人类彻底超越了两性的性别差异，抛却了对性爱对象的性别执着。在这个世界里，女性无须藏匿自己的性别和欲望，男人和女人获得了绝对意义上的平等，没有什么不可以被改变的，男性和女性也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混沌未分的统一体，有着通往彼此的途径。在这个世界里，你选择你的爱人，是因为绝对的爱，而并非因为他是男性或者女性。[25]
李银河
《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1992年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合著）
《同性恋亚文化》，1998年
今日中国出版社
《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2000年
时事出版社 （译文集）
《酷儿理论》（美）葛尔·罗宾等，2003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
《你如此需要安慰——关于爱的对话》，2005年
当代世界出版社
张北川
《同性爱》，1994年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方刚
《同性恋在中国》，1995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刘达临、鲁龙光
《中国同性恋研究》，2005年
中国社会出版社
施晔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2008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彩虹伴我心》 - Mama Rainbow
《我就是我》 - 杰克上校
《夜景》
《我和我们》
《聚焦台湾：彩虹大道》
《It gets better》
《爱情同志》
《渴望阳光》
《同性恋的禁地》
《志同志》
越南《往返天堂》
美国 《天佑鲍比》《爱的初学者》 《断背山》 《外出就餐》《遇见好男孩》《爱在同志圣诞节》《我盛大的同志婚礼》《亲吻新郎》《同志音乐剧》《同志亦凡人》
韩国 《王的男人》日本《西洋古董洋果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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