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冯国璋（1859年1月7日－1919年12月28日），字华符，一作华甫，直隶河间县西诗经村人，直系军阀。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曾任北洋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1903年中央练兵处任军
冯国璋（1859年1月7日－1919年12月28日），字华符，一作华甫，直隶河间县西诗经村人，[1] 直系军阀。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曾任北洋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1903年中央练兵处任军学司正使，后历任统制和第一军总司令。其为人亦尾亦首，但聪明好学、勤奋刻苦。辛亥革命时率领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曾奉命率军进攻南京，镇压“二次革命”。后出任江苏都督，坐镇东南。袁世凯称帝后曾任命他为参谋总长，后来又让他代替段祺瑞兼理征滇总司令，他均未上任。并联合五将军发出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的通电。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经过国会补选冯为副总统，在南京办公。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引发张勋复辟，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辞职，冯国璋进京任代理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1917年7月，张勋复辟，黎元洪进入外国使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通电讨伐张勋。张勋战败后，冯国璋依法将大总统职权还予黎元洪。1918年8月13日，冯国璋通电辞去副总统，于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1919年10月，冯国璋抵北京，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1]
冯国璋
天津冯国璋旧居
皖系政客在此时已建立“安福俱乐部”，策划新的总统选举。冯国璋自知当选无望，于1918年8月13日，通电辞职。于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1919年10月，冯国璋抵北京，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
冯国璋，其祖父冯丕振，家境富裕，有地300亩，为该村四大户之一。其父冯春棠，因科举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灾，家道逐渐中落。冯国璋有胞兄弟4个，他行四。老大冯佩璋，常年经营戏班，奔波外乡；老二冯蕴璋，自幼读书，被选为拔贡；老三冯琥璋，文庠生。值得一提的是，其曾孙为中国著名文艺演员冯巩，曾孙女冯幸耘为民革中央委员。
冯国璋（1859年—1919年），字华甫，汉族，河北河间县西诗经村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明代开国勋臣冯胜的后代，北洋军阀首领，曾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年幼聪颖，心宽志远，性情豪放。童年在家乡私垫读书，青年时求学于保定莲池书院，边学习，边谋生计，最后因贫困难支而辍学。
1884年，25岁的冯国璋只身来到大沽口淮军直字营，通过在该营任文汉口无数民房被清军纵火燃烧的惨状
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亦因此大长才干。
冯国璋代理总统
袁世凯出卖光绪和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深得慈禧太后宠信。1899年3月，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不久，袁世凯率军赴山东，被派署理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运动。冯国璋以督操营务处总办身份，将1万多人的山东勇营逐步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并曾一度率队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德州一带，围追堵截义和团。1900年冯国璋参预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经袁世凯奏保，升为补用知府。不久被调至济南主管武卫右军和山东全省军队督操事宜。
袁世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出风头，决定举行秋操，命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昼夜加紧操练军队。1900年秋季，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一行抵济南观操。总督在袁世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观操台，只见军旗一色鲜明，队伍整肃精壮，军威凛然。时冯国璋发出洪亮的口令，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总督当面称赞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
1901年，清廷擢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冯国璋亦随之赴任。袁世凯野心很大．到达直隶后，便开始大规模地扩充北洋军。所谓北洋军是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袁世凯编练新军而得名。袁世凯首先在保定设立编练北洋常备军的专门机构－－军政司，该司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冯国璋出任教练处总办。冯国璋竭力修明操法，制订章程和编练计划，从而把新旧军队的训练统一起来。使编练新军一时颇著成效。未几，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满族官员铁良、凤山赴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冯国璋出任清政府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同时督办北洋各武备学堂，兼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督办，因此北洋军阀集团中不少军官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为他后来充当直系军阀首领打下了基础。
操练士兵
1908年，光绪、那拉氏相继去世，光绪之弟载沣辅佐其子溥仪登极执政。载沣为了集中权力并替其兄光绪帝报仇，便把袁世凯开缺，赶回河南彰德。冯国璋怕受株连，便借口“值西陵与祭，坠马受伤”，和原配吴夫人病丧、母孙太夫人逝世为由，请辞回籍，但未得到批准。清廷仍委派他负责办理日常军务。冯国璋对袁世凯感恩图报，仍暗通音信，表示忠诚，并竭力为袁世凯东山再起创造条件。
辛亥革命，1911年（辛亥年）8月，清政府为了震慑革命人民反清斗争力量，决定在直隶永平府（今芦龙）举行秋操，冯国璋被任命为东路总统官。10月l0日，武昌新军爆发了起义，迅即占领武汉三镇。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两镇北洋军赴湖北镇压革命，同时又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随后增援南下。[2]
冯国璋在率军南下路上，唯袁世凯的密令是听，根本不理会荫昌的指挥。
1911年11月1日，冯借风势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一时间整个汉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圆30里的繁华商埠倾时成为一片焦土，商民损失不可计算。攻陷汉口后，1911年11月27日冯国璋又指挥北洋军攻占了汉阳。此一役，冯国璋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正当长江一鼓可渡、武昌垂手可得之时，袁世凯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权，密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冯一时摸不着袁世凯的意图，并对袁产生怀疑，于是亲自赴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可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以先拨发3个月的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使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甚至还差一点被袁世凯干掉。不久，段祺瑞迅速抵达汉口，接替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的职务。
1911年12月15日，袁世凯命令冯国璋离汉赴京，任禁卫军总统，兼察哈尔都统。禁卫军是1908年组建的一支保卫清王朝的武装，共一师二旅，计1．2万人。除步兵第三标是汉人外，其余各部官兵全系满蒙人。冯国璋之所以能以汉人统帅禁卫军，是因为他以前曾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且近在汉阳之役又被封二等男爵，再加上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曾指使冯国璋等15名北洋将领发表了“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因此，王公贵族都认为他效忠清室，予以信赖。冯国璋被清廷任命禁卫军总统，从而完全掌握了京畿防务大权。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遭到禁卫军官兵的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这时，冯国璋决心助袁一臂之力，亲赴禁卫军总部召集全体官兵，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对于禁卫军额数俸饷亦仍维持不变，声言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冯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无论个人调任何职，必仍以禁卫军自随。于是一场企图阻碍清帝退位的禁卫军风波被平息下来，冯国璋在关键时刻为袁世凯篡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1912年9月，冯国璋出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晋升为陆军上将。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
冯国璋故居
冯接任江苏都督后，打着维护江苏社会秩序的旗号（其实是为了镇压革命党人），首先于前清江宁府署设立江苏全省执法处。在此之前又从天津调来大批警察，代替张勋军警维护南京治安。冯国璋又将沿江的四路要塞加以整顿，统一指挥，任命王遇甲中将为总司令；同时设立军事研究所，又在南京设立宪兵司令部，任命陈调元为司令。接着又成立陆军讲武堂、水师学堂、陆军警察学校。冯国璋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保障了江苏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江苏在冯国璋统治的几年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长进的。冯国璋手握四师重兵，据有富庶的江苏省，一时成了国内各省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袁世凯为了笼络冯国璋，于1914年1月特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妻。袁氏父子想藉此左右冯国璋，因此袁世凯指挥部下将这次婚礼办得格外隆重，一时轰动了大江南北。袁氏给周砥陪送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达120余担，其他妆奁五光十色，不可胜数。婚礼场面十分热闹。婚后结算，仅招待费就支出白银数万两。不久，冯国璋还被授以“宣武上将军”。冯深感袁氏的知遇之恩，曾多次通电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反对内阁制，主张总统制，曾通电竭力叫嚣中国“应于世界上总统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国，解散国会则取法国，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
退位后袁世凯着汉服祭天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又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1915年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明争暗斗不敌段祺瑞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二）退出战区，（三）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惩办帝制罪魁，（三）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1916年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总统。1916年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职，仍兼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职副总统后，便在南京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并以国家元首的姿态公开接见中外记者，大谈治国方略，主张中国建设要渐次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激进方针，一时政治上颇为活跃。1917年初，江苏商民鉴于冯国璋坐镇南京，维护社会治安有功，便发动集资为冯国璋竖立“丰碑”；未几，江苏军界联合会闻知，亦愿加入发起，改为建立冯公生祠，取华符之“华”字名为“华园”，并拟铸造铜像。事为冯国璋所闻．他“恐为人所讥议，立即致函辞谢”，谓：“华园一事千万打消，如不能中断，请即改为劝工场，以利民生经济。”不久，将建华园和铸像之捐资建成贫民工厂和劝工场，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并为冯国璋增添了几分光彩。不仅如此，冯国璋更以反帝制余孽面孔出现。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后，将阁员名单派人送到南京请冯核准，冯一看名单上竟有曹汝霖，便对身边的人说：“这张名单我能同意吗？连帝制余孽也要当阁员了，太不象话了，芝泉（段祺瑞）真是胡闹呀，我准备把它退回去？”
冯国璋，字华甫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致电南京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维护共和。冯国璋于7月3日通电全国指出：“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第二天，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复辟敉平，冯国璋于14日致电“奉还大总统职权，请黎元洪复职”。黎愧于解散国会，故决心去职，致电冯国璋说：“惭魂虽化，枯骨犹生，黾载河间，奠我民国。”段祺瑞企图乘机使其亲信倪嗣冲接替冯国璋江苏督军之职，于是大施调虎离山之计，18日致电促冯北上就大总统之职，并派靳云鹏为专使赴南京迎冯国璋北上。靳对冯说：“段此次组阁表示必可听冯四哥的话，二人同心，其力断金！”冯深知段之野心，不为靳语所迷惑，断然拒绝段祺瑞的安排，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离宁条件：调其部下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第十五、第十六师为总统卫队。靳致电段祺瑞报告，段则以吴光新、傅良佐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和湖南督军为交换条件，答应了冯的要求。冯国璋鉴于自己的势力在长江下游得以巩固，便于8月1日率第十六师抵达北京就职。
冯国璋进京后，先拜访黎元洪，再次力言劝其复职；又派内务部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进宫答谢清廷对他荣升大总统的祝贺。随后，他便将王士珍、段祺瑞请进府来，叙“北洋三杰”之友谊。冯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冯把“府院一体，内外一心”的高调呼得山响。然而这仅是表面文章，冯国璋决不是第二个黎元洪。他是一个有军队、有地盘、有势力、有野心的不低于段祺瑞的实权人物，他决不象黎元洪那样甘心当“活动的盖印机器”。
因此，冯国璋来京就职代大总统，无疑加深了冯段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北洋集团的分裂。段祺瑞刚愎自用，非常看不起冯国璋。冯国璋来北京前夕，段祺瑞听到冯用债券收买上海外商存土（鸦片），借制药为名，从中牟利的消息后，便对身边人说：“我与冯是旧友了，此君有个钱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环境论，我绝不能反对，因小失大，致伤感情。且系苏省官绅合办，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装作聋聩。”段祺瑞宣扬散布冯国璋有“钱癖”，并非无端攻击，冯国璋自保定发迹后，通过各种搜刮手段，已陆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军阀、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例如，他在原籍河间和阜城、兴济等地有土地3000余亩；在江苏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购地70万亩；在诗经村、天津、北京有房千余间；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有3座金矿；在南京、北京、天津有10座钱庄和银号；并且在中华汇业银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股票和存款。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其贪欲。当他走进总统府看到三海活蹦乱跳的鱼群时，却又动了心计，正好一个姓李的嬖人对其买好，进言说：“三海之鱼，自明清以来从未网罟过，如果打出卖给鱼商可值10万余元。”李某见冯犹豫不定，又说：“成文规定，三海鱼鸟花草历来是皇帝总统私产。”于是，冯国璋招鱼商捕之，议价8万元。从此，冯国璋落得贪婪名声，所以段祺瑞是很藐视他的。
辫子军于1917年7月12日挂五色旗投降，冯国璋于14日电请奉还大总统给黎元洪，但黎元洪知道尽管自己命令段祺瑞复职，但段祺瑞决计不会尽释前嫌、善罢甘休，因此不愿就职，并通电全国决意去职[4] 。
当然，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实际的情形则是:北洋系内部十分讨厌黎元洪，但是南方的国民党和西南诸省坚持认为黎才是合法的总统[4] ；黎元洪的策士金永炎看到这个民心向背，就在上海用黎大总统的名义发出了一个“奉诏讨贼”的通电；伍廷芳也带着外交总长的公章赶到上海，声明继续办公；军界老人丁槐更偷偷携带大总统印玺避居上海，扬言除非黎大总统的亲笔信，否则谁都别想拿走印玺……[4]
这些事是否出于黎元洪的策划，不得而知，但是相对于北洋系的强势，黎派的这些做法实在是小儿科。不久段祺瑞迫使黎元洪下达了免除伍廷芳的外交总长令，接着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打通租界的关系，将丁槐收监候审，“传国玉玺”自然就落到了北洋系手里。
但段祺瑞内阁中还是有君子的，比如张国淦就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
张国淦在府院之争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鲁仲连，如今他抛出这个很有道理的办法，确实是出于对黎元洪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可惜段祺瑞竟然没有采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对黎元洪已经深恶痛绝，以他刚愎自用的个性，不可能委屈自己；二是他对北洋系内部的手足之情有信心。
因此，段祺瑞兴高采烈地给冯国璋发电报，电文干脆利落四个字:“四哥快来[4] ！”冯国璋一看之下，心中的棠棣之华登时怒放，连连对身边人说:“你们看，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随即命驾北上，就任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4] 。同时，黎元洪通电全国，指天为誓说:“即赴津宅养疴，息影家园，不闻政治[4] 。”
其实在冯国璋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他的僚属是进行过激烈的廷辩的。一派人极力劝说他北上就职总统，因为“天与”如何可以“不取”呢！而且老在南京代理总统，终究影响国际观感。另一派人就持重得多，他们觉得要做总统也要在南京做，一去北京就龙游浅水，黎元洪是前车之鉴。冯国璋在大事上素来缺乏决断，因此犹疑不已[4] 。
这时靳云鹏来游说他说:“北方的局势如一个大香炉，香炉三条腿，大总统您是一条，其他两条是总理和东海（指徐世昌）。有这样三条腿，您还怕香炉站不稳吗？我保证，这次四哥到了北京，能做一辈子的总统[4] 。”冯国璋脸上渐露微笑，于是下了决心。不过他还是留了个心眼，出发前以总统身份调任他最亲信的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为他守住了大本营[4] 。
冯国璋进京后第一件事是派使节赴紫禁城面“圣”，一方面表示对清朝的感念，另一方面也通知小皇帝溥仪，您的“吾家千里驹”已是腾空而去了！他做的第二件事则是委派总统府的要员，名单中既有张一麐这样的彬彬文质，也有张宗昌这样的跋扈将军[4] 。接下来他要做的，便是调和北洋系内部的关系了。他与段祺瑞执手相对，誓言今后再不会有府院之争了！他还把好好先生王士珍请出山来做了参谋总长，使北洋三杰聚首中央，他满怀憧憬地说道:“我们三人无所谓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4] 。”
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对半壁山河的稳定很有好处[4] 。如今，“北洋三杰”若能拿出小站时的精神气质，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未始不能使国家有所起色，使其人生境界更上层楼。但是，他们一旦趟上政治这潭浑水，就无法避免上演“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闹剧[4] 。
可惜不久就发生了新的府院之争，而且较之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4] 。由于段祺瑞是两次府院之争的当事人，可见其必有责任。当初他和徐树铮把黎大总统当成盖印工具，把“黎菩萨”气得要死要活的；如今他竟然对冯四哥也如此跋扈，真是令人侧目。如此一来二去后，冯、段的私交大受影响，连往日常设的麻将局都渐少终无了，再加上徐树铮仍旧把冯国璋当黎元洪使唤，关系不僵才怪[4] 。
但是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毕竟上了一个档次。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器之争，总统认为总统是老大，总理却认为总理是第一，因此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以大动干戈，实际上有民国元年内阁制与总统制之论争的余响[4] 。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却是一种政见之争[4] 。段祺瑞鹰扬虎视，要用武力征服全国，是把南方军政府当作敌人来对待的，这是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但冯国璋却希望“和平混一”，视西南实力派为愤而出走的兄弟，因此寓含了对袁世凯的否定[4] 。
段祺瑞上台后，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段祺瑞面对此局势，立即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军事讨伐。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通电宣布湖南“自主”。10月6日，护法战争首先在湖南爆发。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代大总统冯国璋却提出了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对立的“和平统一”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冯为了贯彻他的“和平统一”政策，利用他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于是王、范通电：“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绝纷争……。”10月20日冯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提出停止湖南战争，撤回湖南督军傅良佐，改善内阁和调整倪嗣冲安武军驻防四项主张。段对南方战争彻底失败。12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
冯国璋戎装
1913年1月26日冯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准备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当冯的专车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隶军政大员在车站欢迎。冯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小住一夜。曹锟向冯表示：“无论和战，吾辈坚决服从命令。”第二天，冯国璋继续乘专车南下，27日下午抵达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登车晋谒总统，并同车赴蚌埠。此时段祺瑞急电倪嗣冲阻止冯前往南京。
28日上午冯国璋专车抵达蚌埠，倪嗣冲率亲信十余人到站迎接，见到冯劈头第一句就说：“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咱们多时相好，如今你是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下车后到了倪嗣冲署府，冯国璋也不甘示弱，刚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倪嗣冲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电命令他阻止冯国璋赴南京，所以对冯的态度极为恶劣，他竟然指着冯国璋说：“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
可是，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不待冯讲话，倪又连珠炮般地发泄内心的不满：“不知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当学生时候，校长不是我们安徽的李文忠（李鸿章）吗。如今安徽人真倒霉了，当年卵翼出来的学生一个个都忘了本，同咱们捣起蛋来，这还了得吗！”说到此他竟然拍案大哭起来，说什么：“总统，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闹意见，而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倪的一席话竟使冯国璋也流下了眼泪，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此情形，便说：“总统原来是与倪督军、张督军诸君商议讨伐西南之事呢，既然这样，待总统回去即下讨伐令好了。”冯国璋欲赴南京，倪当即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
冯国璋回到北京后，于1月30日下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说，“上年湖南事起，阁议主张用兵，国璋……冀以武装促进和平，而未尝以力征誓于有众。……长沙陷落，大损国威……正宜申明纪律，激励戎行……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国璋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冯国璋效法专制君王用“罪己诏”的形式缓和与段祺瑞一派的紧张关系，尽力向段表示让步，以平息皖系军阀政客们的怨气。1913年3月23日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又占了上风．但冯国璋并不甘心“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他密电曹锟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不必过于深入为他人效力，“以恢复湘省为止”。曹接电后，心领神会，回电说：“决不令主座为难。尽请放怀！”吴佩孚率直军攻占长沙后，段电吴“直捣两广”，吴借口饷械供应不及，故意按兵不动。段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统一”，便极力笼络曹锟、吴佩孚。当段准备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的消息传出后，冯国璋急忙致电曹锟：“久戎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于是直军占领衡阳后，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立即回到天津，吴佩孚亦屯兵不前，并与护法军划界停战，致使段的“武力统一”到此为止。
段祺瑞企图再以名位引诱曹、吴继续为其卖力，使授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徐世昌上台后，企图调解直、皖两系矛盾，为了取悦冯国璋，便批准下台的冯国璋仍有节制第十五、十六师的权力。不久，又派师景云赴河间迎请冯晋京，以疏通冯、段感情。由于冯国璋鉴于陆建章被谋杀的教训，迟迟不敢登程，直到靳云鹏组阁，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于1919年 l0月经天津抵达北京。冯国璋此次进京虽然是打着调合直、皖两系分裂的旗号而来，但实际上，他依然想通过他的斡旋促进直系内部团结，以对抗皖系，并伺机东山再起。此外，他进京的另一任务，则是企图把陆军部于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师的粮饷局夺回来，以保其外快财源不致中断。然而一切都未能如愿，即于12月28日突然病逝，时年62岁。（注：资料来自网络）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作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到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的收到二十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二十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作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的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罢。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的。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但在冯国璋出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耕读传家变成了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生计维持颇为不易。冯国璋在幼年的时候入私塾就读，成绩还算优秀，在年长之后，他又去了保定最出名的莲花书院读书，但不久即因为家计困乏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后来，冯国璋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做炊事兵，后来被营管带发现，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勤务兵。机缘巧合的是，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又顺利被推荐进入了第一期的步科学习（王士珍和段祺瑞均为炮科）。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由于当时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表现甚佳。战后，聂士成被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回国后献给聂士成。可惜的是，聂士成是个老粗，他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因而冯国璋的成果并未得到重视。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冯国璋被老校长荫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于是冯再次献书，这次歪打正着，却遇上一位大伯乐。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冯国璋也算是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
正因为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累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善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即袁世凯）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的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八千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一万五千元的中交票（折合八千大洋左右）。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也感叹的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独叨异数”了。
冯国璋在1919年去世后，据当时的统计，冯国璋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在300万元不到，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应该说，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们。
段祺瑞没有参与冯国璋的家务事，但他后来也来吊唁，据冯国璋的子女回忆，段祺瑞仍旧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的径直走到冯国璋的遗体前，将盖帘揭起，看了看老友的遗容，便回身走了。后来，段祺瑞派人送来亲拟的挽联，其中便有一句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这说的大概是他们分别做总统和总理那时的事了。
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西凉军阀董卓是汉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北洋军阀袁世凯是清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董卓和袁世凯的乱举，加重了他们时代的灾难深重，民众痛苦难堪，水深火热。董卓和袁世凯试图“猴子称大王”，模仿那些诸侯夺取天下、称霸天下，威加天下的风采。结果是酿成他们自己遗臭万年的悲剧性结局。董卓和袁世凯的悲剧，主要在于逆势而为，而形势比人强，即使如董卓和袁世凯这般的强人，也难以与形势抗衡。董卓与袁世凯权倾一时，但不谙基本面时势，亦在劫难逃。
爱新觉罗·溥仪-汉献帝，董卓-袁世凯，李傕-段祺瑞，郭汜-冯国璋，张济-张作霖，樊稠-张勋，李儒-徐树铮，吕布-冯玉祥，张绣-曹锟，贾诩-吴佩孚。[5]
冯国璋像(石雕)
以“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十字为排辈次序。
冯国璋作为起首的“国”字辈。
他的五个儿子为“家”字辈，分别取名为家遂、家迪、家遇、家迈、家周。
而孙辈从“海”字辈，有海岱、海嵊、海岩、海岗、海岛等。[5]
曾孙辈本也该从“禁”字，但因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所迫，只能违逆祖上的遗训，以示与“反动家庭决裂”。所以到冯巩这一辈孩子就不再以“禁”字排辈了。
而到了冯巩的下一代，则又接着“开”字的顺序取名，冯巩的儿子就叫作“冯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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