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电影

《左翼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这段时间。左翼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攻击上海，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当地的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

《左翼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这段时间。

左翼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攻击上海，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当地的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因此群众由原本爱好鸳鸯蝴蝶派之类的电影转而要求拍摄爱国意识的电影。“一二八事变”之后，对民众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一类“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卖作大受影响，而上海当时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生产基地，因此观众对电影喜好的改变让电影制作者也必须改变拍摄电影的风格。

左翼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这段时间所产生的电影。

“30年代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的段时间。

左翼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攻击上海，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当地的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因此群众由原本爱好鸳鸯蝴蝶派之类的电影转而要求拍摄爱国意识的电影。“一二八事变”之后，对民众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一类“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卖作大受影响，而上海当时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生产基地，因此观众对电影喜好的改变让电影制作者也必须改变拍摄电影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也加强了对电影的关注，因为电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手段之一，他们有计划地影响电影的创作，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从编剧着手去影响和改造电影，文艺工作者以编剧的身份来加入电影的创作。

其次透过各种组织的努力，改造电影创作的工作团队，加强左翼创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的经验。

第四，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工作，透过电影的评论来影响和指导电影的创作和欣赏。

左翼电影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也成为一种动力，迫使电影工作者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部“大路”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抗日情绪，但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敌人”来代替，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中无法正面的表达'抗日的情绪，因此电影工作者只好用这种隐喻方式来宣泄这样的情绪。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是从1932年开始，是由左翼文化运动延伸和发展，由进步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为“左联”，并延伸触角到电影界，这些作家表达出对电影问题的关切。

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直接参与电影的编剧工作，对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它们也在当时的报刊刊载影评，藉由编剧和影评对当时电影界产生具体的动作，左翼电影到1933年达到高峰。

30年代电影由单纯的影像媒介转变为综合的视听媒介，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声音，主题曲还是特别为了这部电影做的。

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左翼作家除了在戏剧领域进行演出宣传活动外，还将目光对准了刚刚起步的电影业，力图以这种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启发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当时在上海的党的文艺领导人瞿秋白支持夏衍等人提出的利用资本家的物质力量发展左翼电影事业的主张。左翼剧联的《最近行动纲领》指出：“除演剧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

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特性，为左翼影剧工作者在电影界打开局面提供了机遇。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法西斯势力开始扩张，而国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爱国意识高涨，观众需要反映现实矛盾和民族精神的影片，对那些“处处惟趣味是尚”的神怪武侠、鸳鸯蝴蝶电影产生了厌倦，迫切需要能够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愿望的影片。一些民营电影公司老板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想改变从前的电影风格，以便适应现实民众的欣赏要求。民营电影公司老板要经济效益，左翼作家看重电影的政治影响，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并不一致，但都需要电影反映时代情绪，吸引观众的视线。特殊的时代氛围，为他们合作提供了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大量进入私营电影公司，创作、拍摄了一些反映时代情绪的影片。

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应邀担任了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人组成了编剧委员会，对影片拍摄内容全面负责。1933年3月，在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有意识地将进步势力渗透到一些电影公司，利用电影的影响力传播进步思想。在这些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影响下，明星公司在1933年就拍摄了二十多部具有进步倾向的影片，其中有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前程》；阳翰笙编剧的《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剧的《女性的呐喊》；洪深创作和改编的《压迫》、《香草美人》；夏衍、阿英、郑伯奇合编的反映时代知识青年的《时代的儿女》等作品。“明星”的成功转向也使得其他一些电影公司开始寻求与左翼文艺家合作，田汉为“联华”公司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为“艺华”编写了《民族生存》、《肉搏》等抗日主题的剧本，这些影片的拍摄放映，对人们了解现实中国，激发人们的抗日情绪起到了推动作用。

左翼电影的涌现，加深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程度，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引起了**的恐慌，一些有进步倾向的电影公司受到威胁、滋扰。1933年11月出现了“艺华”被捣毁的事件；而**的“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加紧对剧本创作、电影拍摄、放映的限制，但左翼作家没有放弃电影这块阵地，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12月间，他们利用可能的机会，用曲折的隐晦的手法将进步意识反映到电影中，这期间，夏衍创作了《同仇》、《女儿经》（与人合作），郑伯奇的《到西北去》、《华山艳史》，沈西苓编导的《乡愁》、《船家女》，洪深的《劫后桃花》，蔡楚生的《渔光曲》、《新女性》，田汉的《黄金时代》、《凯歌》，阳翰笙的《生之哀歌》、《逃亡》，仍以进步的思想主题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1934年，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建立了自己的阵地——电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汉领导电影创作。公司摄制了《桃李劫》（袁牧之编剧）、《风云儿女》（田汉、夏衍编写）等影片。其中，《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起到极大的鼓动作用，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左翼电影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展现民族危机，反映处于底层的工人、农民、妇女的命运，用电影艺术形式真实地再现了30年代的社会生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反映工人、农民所受的压迫 30年代初，卷袭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中国，我国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人失业，民族资产阶级也面临危机；而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对殖民地的侵略，国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也加紧剥削，使阶级矛盾激化。苦难激发了工人、农民朴素的阶级觉悟，他们由顺从、忍耐逐步意识到抗争的意义。夏衍编剧的《狂流》就是以“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洪水灾害为背景，表现在水灾与地主的欺压这些天灾人祸面前农民与地主进行的抗争。《狂流》是我们电影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识影片，开始了中国电影界新的路线。由于大量的外国谷物的输入，江南农业丰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沉重的经济危机中，丰收成灾的主题在小说《春蚕》、《多收了三五斗》、《丰收》、戏剧《香稻米》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春蚕》改编的同名电影，用电影画面的形式再现这一时代命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在荧幕上的第一次表现。此外，《香草美人》、《压迫》表现工人失业酿成的家庭悲剧，《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展现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生活图景，揭示了民众不幸的社会根源。

反映人们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左翼电影充分发挥了电影快速复制生活的特质，使30年代激化的民族矛盾在银幕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民族生存》中从关外逃难到上海的一群逃难大军和从破产农村流落城市谋生的一群人，在“一二·八”炮火声中，决定“为民族生存”而战斗。《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编剧）中渔民不堪侵略者和劣绅的欺压，在海上掀起了反抗的怒潮。《肉搏》中青年学生从个人的利益得失中挣脱出来，参加义勇军，投入实际战斗。《肉搏》将热河沦陷这样刚刚发生的事件反映到电影中，紧密结合时政，真切感人。

反映女性的苦难以及觉醒历程：女性，特别是都市中职业女性的命运，是左翼电影关注的重点。女性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尊严的要求，与时代精神一致。她们所受到的压迫最深，激发她们的思想觉悟也显得尤其重要。《良宵》通过两代寡妇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展现了女性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摧残。《三个摩登女性》、《脂粉市场》、《女性的呐喊》等影片展示了女性的命运，以及女性在压迫中为自身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女儿经》则通过一对夫妇举行宴会，宾主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表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神女》塑造了一个被迫靠卖笑为生的伟大的母亲。她无法摆脱流氓恶霸的纠缠，难以找到正当的职业，但她却以柔弱之躯，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将来，她的沉沦与反抗、软弱和坚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成为20世纪30年代银幕上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此外，《姊妹花》、《女人》、《花花草草》、《四千金》等影片，都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左翼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显示出他们能够正确把握民众审美情趣和电影艺术的特质。具体表现为：

一、注重社会意识的呈现，具有鲜明的理性分析色彩。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强调强调个人主义、唯美主义等非理性的思想观念的20世纪20年代电影，被更具有社会使命感和社会意识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片代替，田汉、欧阳予倩、史东山等编剧、导演纷纷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向工农群众群体意识靠拢，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以大量生动的社会事件、生活细节，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的现实处境；同时又以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电影增添昂扬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为改变阶级命运和民族命运而奋斗。“‘意识’不仅成为创作者评论者，而且也成为一般电影观众普遍的审美要求。”电影界要求“兼有进步的意识和动人的情节的剧本”。剧本的思想性受到空前的重视，电影不仅要真实地揭示现实问题，而且以艺术的手段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命运进行细致的分析，细腻地表现人物的经济政治地位与人物行为的关系，将个人命运与整个阶级、社会联系起来。《船家女》中，纯洁的爱情受到恶势力的践踏，爱情悲剧中透视出强烈的政治主题。《姊妹花》中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亲姐妹之间再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左翼作家无意表现单纯个人性的恩怨纠葛，而是在时代风云中再现人物的命运浮沉。

二、注重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叙事文艺常用的艺术手法，左翼电影作为现实主义的电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变化，通过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运的几个典型人物，他们的沉沦与奋进、忍耐与抗争、善良与邪恶，勾勒出不同阶级、或者同一阶级在大时代中的表现和内部演变。《三个摩登女性》中虞玉、陈若英、周淑贞三个女性分别代表了追求享乐的资产阶级、耽于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和经历家国变故而“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优秀工人阶级，三个人物的塑造直接与资产阶级在特定时代的分化密切相连。《华山艳史》中三个大学生，在北伐战争到九一八这样的历史时期，一个积极投身革命，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英勇牺牲；一个善于钻营，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一个不断动摇、彷徨，最终溶入抗战的洪流，显示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几种追求。左翼作家往往在时代和人的关系上大做文章，特定时代要求人做出人生选择，人们的不同追求也反映出了他们的阶级特点和个性要求。

左翼电影善于运用多种手段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大量对比蒙太奇的运用，有利于创作者意图的传达，也强烈的冲击观众的视觉和心灵。聂耳、任光等一批优秀的作曲家谱曲，为电影增添了艺术感染力，《渔光曲》中的“渔光曲”，《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桃李劫》中的“毕业歌”等一些旋律优美，内涵丰富的电影插曲，更是为人们广泛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