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九一八事变[1]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2]
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3]
中共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4] 同年11月，张浩向陕北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5]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6] 1936年红一方面军在打开华北抗日通道的名义下东征，但实际与之作战的也仍然只能是国民党军队，而东征与同时进行的西征在实质上抱着相同的目的，这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包围，为红军创造新的生存条件。[7]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指出中共“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8]
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临潼骊山“非爆发不可”。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蒋介石与张学良[9]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蒋介石撤销张学良职务：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
蒋介石召见邵力子，通知大公报社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张学良将军在抗争时期主张的“安内攘外”政策，因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左而直接导致了西安事件的爆发。[10] [11] [12] [13] [14] [15]
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在西安时对部下表示，好像灯泡，暂时把它关一下或给擦一擦为了让它更亮。这样做，蒋介石就更亮了。但这并不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才能不够认可，相反他曾表示：他父亲虽有雄才，但大略不如蒋公。[10] [11] [12] [13] [14] [15]
而且，对于自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原因，他解释因为已经把泥菩萨（蒋介石）扳倒，只好再把他扶起来，所以，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正如其所说 跟蒋先生两个没有别的冲突，就是冲突两句话，就是他要“安内攘外”，而蒋介石是要“攘外安内”。[10] [11] [12] [13] [14] [15]
张学良是一个不愿意受操纵的人，他自诩为倔强的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主意和见解，认为事情当做就做，张学良表示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面，也没有想过与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因为自己大权在握，富贵在手，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他。自己牺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内战了，张学良表示自己二十一岁就作战了，他恨透了内战。[11] [12] [13] [14] [15] [10]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1936年西安事变时报纸，来自重庆博物馆[16]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最初的反应是杀死蒋介石。最初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蒋，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17] 但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18]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冯钦哉[19] 的房子）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20]
据周恩来报告，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针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作了如下口头答复，即：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2、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3、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4、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5、蒋意开国民大会；6、他主张联俄联英美。[21] 但蒋介石的回忆和国民党史料中并无这六点答复的记录。
蒋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事变解决后南京市民自发放鞭炮到机场迎蒋[22]
张学良的提议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却意外地得知，张学良已经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机场。[23]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平安抵达洛阳后，《大公报》称：“全国民众听到这个喜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昨天晚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以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这种情形，真是揭开了历史的新页”。
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基本停止了内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停止了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民党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24] ，后因解放战争国民党失败，被蒋带到台湾软禁。
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死，后被李敖证实这次屠杀行动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凤，终极命令者是蒋介石。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
西安事变重要作用的体现关键不在发动，而在其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同时也担当了促成其和平解决的重要角色。[10] [11] [12] [13] [14] [15]
不仅如此，他为了保护蒋的安全，还用自己的人头做保证。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南京政府的代表时表示，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可见，张学良是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把西安事变往和平解决的方向上指引。可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历史地位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15] [14] [13] [12] [11] [10]
事变后各地群众自发游行支持蒋、声讨张杨[24]
1936年12月13日，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25-26]
1936年12月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等致电指责张学良。[27]
1936年12月14日，上海各大学校长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致电指责张学良。[26]
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又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指责张学良。[28]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29]
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30]
1936年12月16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31] [32]
1936年12月14日，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33]
1936年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通电全国一致讨伐张学良。
傅斯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公开发文指责——《广州国民日报》1936年12月15日、16日。
胡适坚决反对张杨发动事变——胡适：《张学良的叛国》，天津《大公报》1936 年12月20日。
巴黎《救国时报》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34]
1936年12月19日《日内瓦日报》：“批评张学良叛变事，谓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中国统一将成，CCP将清之际，乃突出此变，使人疑虑莫释，晋陕残匪，在中央军队压迫之下，即可肃清，对日谈判亦已取坚强态度，中国在世界上，即可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不图竟以张学良之叛变，而致功亏一篑，张氏叛变目的，无非在争夺私利，张氏失败，则中国亦大伤元气矣。”
1936年12 月14 日美国《民声讲坛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35]
美国《纽约时报》，“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
1936年12 月21 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36]
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的社论：“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37]
1936年12月27日苏联《消息报》的社论：“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始“抢关东”，张学良（左前）与蒋介石（右前）在一起[38]
张学良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1942年二月把张学良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 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全面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国探访。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直到逝世。[39]
张学良2001年10月14日逝于美国，与其妻赵一荻安葬于夏威夷檀香山。[38]
邦瀚斯纽约拍卖行于2013年3月20日举行“海岚·里昂西安事变历史文件”拍卖会，这批历史文件包括一些从未公开展示的重要文档，拍卖总成交价达270万美元。
本次拍卖会上成交价最高的一件拍品是张学良写的告别信，以85万美元成交，该信共8页，张学良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意接受屈辱”。
负责此次拍卖的专家凯瑟琳告诉记者，张学良从不在公众场合谈论西安事变，这些文件展示了他对西安事变的个人想法和感情，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因此拍价远超预估价。
这批珍贵文件是张学良的机械师和飞机副驾驶员海岚·里昂的私人收藏。本次拍卖会竞拍激烈，大部分买家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40]
在这次拍卖中，有两件毛泽东署名的信函和文件以百万美西安事变秘密信函[41]
拍卖行介绍，该信由毛泽东与彭德怀以红军领导人身份共同署名，“可能是（中共与张学良）双方首次互通往来的文件”。信中“赞扬了张学良对抗日救国的始终不懈，继而提议双方合作，执干戈以卫社稷”。[41]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