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杨时旸 如果不是王思聪在微博接招,把冯小刚怼了回去,万达院线和华谊兄弟之间的争议也不会有太多人关心。那些只存在于两家公司之间恩怨情仇,不具备什么娱乐性。但是一边
如果不是王思聪在微博接招,把冯小刚怼了回去,万达院线和华谊兄弟之间的争议也不会有太多人关心。那些只存在于两家公司之间恩怨情仇,不具备什么娱乐性。但是一边是冯小刚化身潘金莲喊冤,一边是王思聪给自己爸爸的公司挡箭,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它演化成了一桩公共娱乐事件,即便大多数人只是看热闹,也算是有个机会能让人们得以敞视中国电影圈这个话题不断、热闹非凡的领域中到底有哪些秘而不宣的规则。
作为一家企业的核心高管,基本上都背负着竞业协议——那些束缚性条款意味着即便从原公司离职,几年内也不得去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公司任职。这是很多公司的惯例。按照王思聪的回应来看,叶宁似乎也不例外。既然如此,这次跳槽事件就变成了一件非常易于辨别的事。如果叶宁没有触犯竞业协议的条款,他就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从法理意义上说,即便万达方面不爽,也没有实际的办法去阻止这件事发生。每个人都有择业、选择公司的权利,就如同万达每年也会解雇和雇佣某些员工一样。但是,黑白分明的法理之外,还有灰色地带。而华谊兄弟和万达院线之间发生关系的部分正巧就落在这些灰色地带之中。
华谊作为电影出品方,万达院线作为终端放映方,不可避免互为钳制。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很微妙。我们假定,万达院线对华谊兄弟出品影片的排片量就是真的故意压低,那你又能奈我何?商人,最重要的是在商言商,在商言商的基本支点在于成本考量。赌气成本也是成本,我认可了赌气可能给我带来的经济损失,而且觉得我自损八百,会让竞争对手损伤一千,这场商战,也算赢家。你除了气愤,表态,也没什么办法。
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冯小刚采用了一个特别“老炮儿”式的方法去揭露问题,而王思聪采取了一种公司化的方式回应问题。冯小刚想讲个理儿,让大家伙儿都知道,在庞大的万达帝国面前,华谊受了欺负,自己受了连累,对方是多么不讲究,一个“一块儿小墙皮一样”的员工跳槽,对方就不能抬抬手,大人有大量地相安无事,甚至再高风亮节地送个面子,双方从此把酒言欢。这多好?现在这样,一肚子的憋屈。所以,王思聪回应说,“冯大导演阴阳怪气。”也算准确。面对那封化身小女子的公开信,人设一向耿直的王思聪,回应的方式却完全与江湖无关,而是公司化、制度化的,他提及了竞业协议,提及了两家“私企的恩怨是两家公司的事情”,而不是打感情牌。这一来,江湖的道理就撞上了商业的规则。
互相喊话,看起来热闹又纠缠不清。其实没那么复杂,它很简单,市场的归市场,人情的归人情。客观地讲,娱乐业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即便它有着众多政策调控和管束,但相对于其他更倚重各种现实资源的行业来说,娱乐业的竞争、盈利模式以及动员方式,都是依靠市场来说话的。
对于绝大多数影片来讲,排片量无非是看普通受众的需求,大明星、大卡司、大场面特效、社交话题热度等等,都会直接影响一部影片的排片量。经过市场筛选,一些作品的排片量经常会出现翻转,比如《大圣归来》在上映之初,囿于人们对于国产动画片极低的期待值,排片量并不高,但“自来水”和高口碑催生了旺盛的观影需求,各家影院、各条院线很快纷纷开始增加排片。再比如《谍影重重5》上映的时候,那些中国特供的3D版本充斥影院,人们觉得自己上当受骗,纷纷要求看普通版本,影院也会顺从。说到底,在没有权力和其他外力干预的情况下,院线排片会以市场为导向。每家公司都不会拒绝利润。这是生意人的本分。
从这件事上说,王思聪比冯小刚要现代化得多。一个人情时代混过来的老炮儿,一个现代化制度中成长起来的阔少。在看待一件事的时候,态度完全不同。
其实,无论万达也好,华谊兄弟也罢,他们各自的业务都庞大又复杂。万达不只是院线生意,它还投资电影,负责发行,华谊也不只出品电影,还签约艺人等等,他们基本上都想把自己变成全产业链的形态。但这样一来,就很难以一种非常纯粹的立场做好一件专业的事。比如,万达自己投资的电影是不是就必须要多利用自己的院线资源多多排片,即便从市场的角度上,其他公司的作品更有市场价值,也不能撼动这一铁律;比如,华谊公司拍摄的电影,是不是首先要考虑和顾及自己签约的艺人能拿到男一号女一号,不管其他艺人是否更适合这部作品。现在这场对撕之后,华谊兄弟是不是干脆考虑自己建立起院线体系呢?以后,变成一家公司制作一部电影,只启用自家签约的艺人,只在自己投资的院线播放,那会是怎样的景象呢?各自都因为担心对方对自己的钳制,而走向封闭式的自我运转,不是一件好事。对撕,是为了让一件事变得清楚,进而更有效地解决,而不是只陷于口水和发泄。真正的铁律是:市场的归市场,意气的归意气。最终的胜负在于谁能真的尊重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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