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回望2010年贺岁档放映的中国电影，在好莱坞大片缺席的情况下，票房收入已从2009年的全面失守中杀出重围。由此折射出中国电影在本土化、多样化、商业化，原创性、技术性及导演个
回望2010年贺岁档放映的中国电影，在好莱坞大片缺席的情况下，票房收入已从2009年的全面失守中杀出重围。由此折射出中国电影在本土化、多样化、商业化，原创性、技术性及导演个性品质彰显等方面，都较有明显提升。中国贺岁大片似乎第一次以如此强势阵容呈现在国人面前。
面对中国电影年终交出的这份成绩单，固然有理由让人陶醉，但若以作为中国电影合适标本的贺岁大片进行剖析，却无法掩盖中国电影存在的趋向性问题，也无法遮蔽人们对中国电影现状的清醒认识。人文关怀孱弱，现实题材缺失，无疑是当下电影的硬伤和隐忧。
无论世界还是中国，举凡电影史上留名的佳品，大都是体现人文关怀、反映现实主体精神的力作。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电影就是将文学通过现代声像的技术手段高度戏剧化了的“人学”，所不同的是，电影是一种更为感官化、直觉化、大众化的艺术，因而更须考虑“以人为本”的使命和引导受众的责任。因为电影的特性已经规定了电影的使命：一、不能脱离人文关怀；二，应当注重连接现实。
然而，纵观相继登场的《大笑江湖》、《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新少林寺》和《武林外传》等大片、准大片，总括中国电影现状，恰恰表现出人文关怀的孱弱和现实题材的缺失：
《大笑江湖》和《武林外传》，无异于胡编乱造，剪辑混乱，风格杂陈，笑料俗套的乱炖，令人难以下咽；《赵氏孤儿》在导演颇为纠结的人性化另类解读的“二元”思维指导下，使剧本产生了先天缺欠，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有悖于历史的逻辑；《让子弹飞》充满荒诞与狂野，其影响、力度，票房，个性化气质虽都令人刮目相看，但为了“站着也能把钱挣了”，粗野的台词，血腥的场面，恶俗的搞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新少林寺》借助一对噬杀成性的军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推演“魔可成佛”的“教义”。这看上去很美，实际却是对人性的无厘头演绎及对佛家慈悲精神的妄断与亵渎；《非诚勿扰2》倒算是目前“编”技较好的一部影片，借助冯小刚于插科打诨中融入的别样智慧，王朔在嬉笑怒骂时挥洒的另类深刻，形象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人们的心理变化，还调制出适于大众品尝的电影口感。但该片虽然在心理与精神上折射出社会大众存于心底的普遍情绪，却也非现实主体生活和主流精神的表达。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文学状况相类似，作为承载道德和教化作用的电影，已经从以往的宏大叙事逐渐转变为碎片化的解构主义，谢晋“模式”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和审美理念的被全面剔除，不是使创作理念更加扎实、更趋完善，反使一些编导演热衷做着闭门造车、脱离现实的努力，甚至更乐于从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分拆和重构主题。
作品的道德范式被模糊隐晦，人物的崇高与纯净被降解抽离，欲望的狂欢变得露骨具体，粗俗的气息抖落得无束无羁。景观推崇，娱乐至上，炫技卖“酷”，嗜用血腥，甚至可以一言以蔽之：只有娱乐，没有文化！只有恶搞，没有灵魂！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倾力于现实题材，但作为整体的无意识，某种倾向就会立现端倪。横看，好莱坞大片几乎无一例外地传递着美国精神和人文价值观，就连《阿凡达》这样技术性极强的电影也始终自觉执守奉行，而在全球瞩目的奥斯卡评奖中，最终却输于直接关注现实的《拆弹部队》便是进一步的证明；纵望，我国上世纪30年代有左翼精神，上世纪40年代有抗战情怀，上世纪50年代有社会主义建设精神，上世纪60年代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上世纪70年代有革命英雄主义及红色情怀，上世纪80年代有改革开放豪情，上世纪90年代后也不乏人文精神对现实的关照。然而过了新千年，当我们在经济上逐渐走向强国地位时，精神对现实的关照反倒出现虚无与空档，而戏说历史，拆解经典，嘲笑崇高，讥讽道德，放弃责任，恶俗搞笑的片子却屡见不鲜。应当看到，每一次电影的放映，都是一次观念的输出，都关乎社会道德意识的确认，国民素质的培养，主流价值观的提升，甚至国家文化安全与美学工程的构建，如果文艺工作者缺乏“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自觉，就恐怕连“片面的深刻”也做不到，又怎能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并让中国的电影走向世界，实现电影强国之梦呢？张冠宇
[责任编辑:周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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