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其实在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从古至今都特别吸引他们，不管的民族、历史、文化、习俗、美食、经济发展等等。因为中国是一个特色比较鲜明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经
其实在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从古至今都特别吸引他们，不管的民族、历史、文化、习俗、美食、经济发展等等。因为中国是一个特色比较鲜明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经常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与讨论，被他们成为“最大的中国谜题”！
在西方大多数著名学者中，中国最大的谜团就是什么？
用9号可米小编对于马丁•沃尔夫采访，归纳总结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但同时又充满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共产主义的国家却蓬勃发展着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是让人着迷却又担心的国家。这里指的担心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中国各方面迅速崛起的强大实力。让他们产生危机感。
原文采访如下：
本期《有色眼镜》嘉宾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自1996年起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至今，以每周发表的专栏和多部著作享誉学界与政界，被公认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评论人之一，跻身《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最重要的100位思想家之列。他在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人脉广泛，是达沃斯等国际论坛上的常客，支持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他多年来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过去25年间几乎每年都到访中国。本次访谈，我不仅请他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做出研判，也试图与作为媒体人和思想家的他一起探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国模式、以及西方在2016年之后的路径选择。以下为我们的访谈实录：
王昉：马丁，作为FT首席经济评论员，长期以来你都是一个中国观察者。对你来说，是否存在一个“中国谜题”，使得中国很难描述或者评论？
沃尔夫：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国家，一个人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认识，必然是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的。中国的语言文化和西方都不同。我始终提醒自己，我可能永远无法彻底懂它。人们总是问我是否了解英国，我的答案是，我不能，更别说中国了。
一个人恐怕永远无法彻底了解一个地方，但中国也确实存在一些让人着迷的、专属于它自己的“谜题”。比如你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快的现代化过程——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推进现代化，这个现象独一无二。此前也有其他国家实现过快速现代化，比如韩国，但中国经济规模远大于韩国，这种规模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最后，对于西方来说，最大的“中国谜题”是，这种现代化进程是由一个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你知道，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意识形态，它来自西方，却被西方所拒绝。现在共产主义出现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宣称它是共产主义的，我们很难理解这意味着什么。这真的可能发生吗？它又是怎么运行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的，原则上来讲显然是非民主的，但同时中国又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这种奇怪的对比也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能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谜题。
大多数西方人的假设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人变得更富有，出现更多中产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国在政治上可能会变得更像西方。这一过程确实在韩国和日本发生过，但好像还没有要在中国发生的迹象。这是一个真正的谜团。
王昉：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一整套经济学原理、价值和标准。当你报道和评论中国时，会使用同一套原理吗？还是说会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
沃尔夫：我不是奉行经济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家，我不认为经济是一切，但我认为有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认为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逐利，也就是人们寻求利益的动力。这不仅存在于公司中，也存在于个体。这个理论用于中国时，解释力很强。中国人有很强的逐利动力，如果你观察全世界的中国人就知道，他们运营企业的能力非凡，在商业上极富天赋。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许多重要问题是GDP数据反映不出的，包括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在过去，中国GDP数据明显低估了严重污染和资源滥用。现在这方面好了一些。这一点，加上我刚才说的投资被浪费，使得GDP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人的福利增长。
王昉：许多中国人感觉西方媒体对中国带有偏见，他们带着一种优越感来到中国，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的时候远远多于报道正面新闻。你同意吗？
沃尔夫：现在好像每个人都厌恶西方媒体。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看法，和西方政治家对西方媒体的看法很像，甚至可能还不如后者那么敌视。
首先新闻业有一个特质，我想它也适用于中国，那就是新闻的消费者，也就是阅读和使用新闻的人，对于负面新闻总是比对正面新闻更感兴趣。如果世界上哪里发生了一起灾难，它会出现在媒体的头版；如果事情超级顺利，根本不会出现在媒体上。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也是这样。全世界新闻媒体都更倾向于关注坏消息，这正是人们讨厌报纸的原因之一。西方媒体这样报道中国并不特殊，它们报道自己的国家时也这样，绝大部分新闻都是负面的。
其次——这也许有点夸大——但新闻媒体认为自己是权力的监督者，要让权力对民众负责。如果掌权者说了“X”，媒体就要指出为什么“X”是错的。这在中国也许是有争议的，因为中国政府喜欢控制媒体，那些质问“你说中国是这样的，但你说得不对”的媒体就会变得很不受欢迎。但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哪里的政治家都讨厌媒体。中国政府当然会对外宣称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些成就的确非常巨大，但中国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自然地，媒体就想四处查找问题，因为媒体就是喜欢“坏新闻”，尤其是当政府在歌功颂德的时候。
不过西方媒体怎么报道中国，我认为已经远远超越了媒体本身，而是关乎西方整体上如何看待中国。这就非常复杂，很难概括，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国际主流媒体的记者是西方人，秉持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立场，他们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本能地不喜欢中国的政治体制。我刚才说过了，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难以理解和接纳。要知道，当年的冷战，正是一场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西方的对手，人们当然对它有所怀疑。西方民众还是认为民主更好，也许你不这么认为，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最后一点，我时常问自己，西方对于中国的报道和看法，多大程度上是由恐惧支配的？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而成为世界上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因素，而中国又不是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将来也不会是，这让西方人感到害怕。西方人已经完全习惯了用他们的方式来统治这个世界，奇怪的是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想失去这样的地位，但很明显中国将改变这一切。大多数有智识的西方观察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对我们的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长远来说，我不相信专制的、或者非民主的资本主义，可以持续取得成功。世界上几乎没有个人收入跻身发达水平的国家是专制资本国家的例子，中国也不是，因为即使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如果五六十年之后——我是看不到这一天了——如果那时中国成长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还能维持和今天大体一致的政治体制，我会感到非常震惊。我倾向于认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最终还是需要一些民主化过程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能否让这个体系有效运转。
王昉：谢谢！现在是快问快答环节。请用一句话来回答下面的问题。你还没有采访到但是最想采访的中国人是谁？
沃尔夫：我想应该是中国国家主席吧。
王昉：如果你被召唤到习近平的办公室，给他一条治国建议，那会是什么？
沃尔夫：我的天。我也许会说，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上放手一搏吧。
王昉：经济学家总是做各种预测，你当然也会做。你对中国的预测是否失误过？
沃尔夫：失误过。我对中国最大的误判是，我低估了中国领导层在中短期管控经济风险的能力。
王昉：作为专栏作家 ，你从每周的写作、发表、与读者交流中，得到的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沃尔夫：很简单。能自由地向很多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让人非常快乐。
橙山网（Csnd.net）简评：从古至今都特别吸引他们，不管的民族、历史、文化、习俗、美食、经济发展等等。因为中国是一个特色比较鲜明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经常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与讨论，被他们成为“最大的中国谜题”！,西方人眼中最大的中国谜题是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之谜吸引着众多西方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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