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爆发，上海不久即告失守。1937年底，苏州、常熟、太仓一带的革命群众在党组织的号召下，迅速建成了人民抗日自卫队。1939年，新四军老六团部分指战员由叶飞率领进入这一地区，
抗战爆发，上海不久即告失守。1937年底，苏州、常熟、太仓一带的革命群众在党组织的号召下，迅速建成了人民抗日自卫队。1939年，新四军老六团部分指战员由叶飞率领进入这一地区，与人民抗日自卫队会合，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当部队奉命转移到常州以西开辟新战场时，不得不把一批伤病员留在阳澄湖畔，由中共常熟县委负责把他们安置在芦苇荡中养伤。 重伤员夏光原任老六团营级参谋，毅然主动承担起重任，负责和中共常熟县委的具体联系工作。因为第一次登记时，伤病员一共是36人，所以一般的提法都是如此，实际上随着岁月的推移，人员也有进出，先后合计则有100人以上。 阳澄湖地处鱼米之乡，人口比较稠密，村头街尾都有茶馆。这茶馆既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也是农村中的社会活动中心。当时沙家浜一带有南桥茶馆、北桥茶馆、春梅茶馆、东来茶馆等等，稍远还有董浜的涵芬阁茶馆、古里的苏家尖茶馆、白泥翁的陆家茶馆等等。中共党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就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芦苇荡中的战士密切联系。也有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就以茶馆老板的身份出现，这样和各种反动势力周旋，更为方便。 涵芬阁茶馆和陆家茶馆是新四军两个主要的交通站，而且还直接掩护过战士。前者由关林嫂经营，丈夫陈关林是中共地下党员，她起初不知道，直到陈关林被日寇逮捕而杀害，这才知道真相。陆家茶馆由陆二嫂经营，她丈夫不久脱产参加了武装斗争，也是牺牲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也有茶馆是由男性的地下党员做老板，如东来茶馆的胡广兴，所作的贡献也不小。 谭震林同志出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时，曾在涵芬阁茶馆住宿过夜。1982年5月20日，他旧地重游，来到阳澄湖畔的董浜，见到了还健在的关林嫂，因为京剧《沙家浜》早已风行全国，所以他风趣地说：“常熟有许许多多阿庆嫂，关林嫂不也是一个嘛！” 为什么说“常熟有许许多多阿庆嫂”呢？因为陆二嫂也是阿庆嫂原型之一。再说，横泾区区委书记朱凡、鲍家填村干桂宝、水南村的寡妇戴阿大、泗泾村范惠琴、曹浜村徐巧珍等，这几位女性虽没有开过茶馆，但也都做了不少和日伪斗智斗勇的抗敌工作，也是阿庆嫂的原型之一。 再说回到夏光，随着伤病员病情的逐步好转，他便开始选择适当的机会出击，扩大影响，并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以资补充。在地方上，还有江苏省委1938年派来领导救亡运动的李建模，此时出任了中共常熟县委书记。太仓县县长郭曦晨也对这支队伍的成长和发展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1948年11月13日，战地记者崔左夫采访淮海战役，遇到华野一纵队司令刘飞同志，刘飞同志告诉他一纵队某团的前身是新四军18旅52团，其最早的骨干就是江抗东路留下来的36名伤病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崔左夫到苏南搜集红13军和中共常熟县委、无锡军分区的材料，他深入拜访了许多老人，写成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其副标题为《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这篇作品诞生于阳澄湖畔，充满了江南水乡特有的风俗人情，生活气息浓厚而饶有风趣。 隐蔽在芦苇荡中的伤病员和常熟县委联络的暗号是“蚂蚁爬，劈里扑”。原来当地小商小贩之间流行两句俚语：“蚂蚁爬山，劈里扑落”，意思是掉下来了。如今改用缩脚韵，少了“山”、“落”二字，谁也不会知道这是暗号，万一引起怀疑，也很容易解释清楚，所以这暗号用来比较保险，没有出过问题。 再如芦苇荡中，碧绿的芦苇有的是。本来芦根也是性平和而清凉解毒的中药，如今现拔现吃，而且不要花钱购买。但是，夏光等同志却坚决阻止战士拔芦根，因为这密密匝匝的芦苇是天然的屏障，芦苇愈多，日伪军想要寻找新四军就愈困难，如果天天去拔，芦苇逐渐稀疏，那就等于自己把目标暴露在敌人面前了。 阳澄湖的大闸蟹驰名全国，新四军经常见得到，却不能一饱口福。因为如果生吃要拉肚子，煮熟吃也不可能。因为在这里，只要一生烟火，日伪军便会追踪而来。因此，他们捉到的、别人送来的所有的大闸蟹，都被一只一只放回到阳澄湖中去了。 《血染着的姓名》也如实地记录了茶馆所起的联系作用：有一天，东来茶馆来了一位中年茶客，当茶馆老板把一杯雨前茶送到他面前时，他却轻轻地唱吟起来：“饭后好消食，酒后茶解醉，午茶能提神，晚茶难入睡……”正在此时，这中年茶客侧过身子对老板小声地说：“全部转移到澄西”，随后继续悠闲地品茶，从容地离去。战士们及时转移，使敌伪的扫荡扑了空。这位中年茶客就是时任中共常熟县委委员、原“江抗”司令员任天石。 1953年成立的上海人民沪剧团是当时沪剧界艺术力量最雄厚的沪剧团，演员、编导以及戏曲音乐、舞台美术各方面都人才济济。1959年，现代革命题材的《星星之火》，获得了成功，剧团意气风发，打算在现代革命题材方面再作一次努力。党支书陈荣兰同志，是从20军调到地方来的，也有这种想法。 20军和当年的沙家浜这支队伍有着密切的关系，陈荣兰从部队老战友处得知崔左夫写了一篇《血染着的姓名》的纪实文学，颇感兴趣，将原稿要来，和剧团同志一起阅读。她深深为36位伤病员艰苦斗争的事迹所感动，认为是很好的题材，而且适合沪剧这个主要演现代戏的剧种。 编剧文牧同志文笔不错，而且曾有多年舞台演出经验，他也对这个题材深感兴趣。陈荣兰就率领文牧以及一批主要演员来到了阳澄湖畔，熟悉生活环境与人文风貌，拜访还健在的父老乡亲。当然，还到部队采访了当年的老战士。他们中有的已是高级将领了，也都热情地接见了沪剧团的同志们，告诉了他们想要知道的种种情况。 考虑到丁是娥是沪剧界艺术水平最高超的艺术家，而阳澄湖的茶馆确实有些就是由女性当家，文牧笔下的茶馆定名为春来茶馆，由阿庆嫂主持，这是公开的身份，实际上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大家一致认为丁是娥扮演此角色最为合适。 另一主角，36个伤病员的领导郭建光，是从夏光、李建模、郭曦晨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而成。陈天民也是从当年的革命志士陈刚、任天石、薛惠民三位的姓名各取一字而成的。 戏剧离不开矛盾冲突，“江抗”的对立面包括日寇、汉奸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这是一支假抗日真反共的土匪队伍。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胡肇汉其人在抗战前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长等职，江苏省大部分沦陷后，胡肇汉先混入游击队内部，将领导杀害后控制了部队。接着一而再、再而三地投靠党的武装力量而后又叛变，钱良臣、郭曦晨等同志以及一大批战士都是因他的告密、出卖而壮烈牺牲的。“皖南事变”后，胡肇汉又将阳澄县民主政权县长陈鹤剖肚开膛。此人罪行罄竹难书，建国后仍密谋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1950年11月28日在苏州被公审后枪决。剧中胡传魁的角色，基本上是按胡肇汉原型塑造的。 剧本初稿完成，命名为《碧水红旗》，旋即改名为《芦荡火种》。 1960年11月27日，上海人民沪剧团于共舞台首次演出，导演杨文龙，何树柏、万智卿等作曲，丁是娥饰演阿庆嫂，解洪元饰演郭建光，石筱英饰演沙老太，李廷康饰演陈天民，夏福麟饰演胡传魁，基本上都很到位。丁是娥徐缓顿挫的唱腔，遇事从容不迫而随机应变的神态尤其能显示中共地下党员的聪明才智，规定情景的水乡风光也有所烘托。演出反应强烈，尤其“茶坊智斗”等场次，对观众吸引力特别大。此剧，1963年又再次搬上舞台，演员阵容略有变动，丁是娥依旧饰演阿庆嫂，俞麟章演的胡传魁却更显示此反面人物的奸诈与阴险。从此，《芦荡火种》成了保留剧目，文革前演了370场，观众达56万人次之多。 沪剧《芦荡火种》成功后，成了一个招待党政领导的剧目，刘少奇同志观看之后，也给予好评，这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刘少奇曾任新四军政委，他的肯定事实上意味着《芦荡火种》是忠实于当年新四军的战斗历程的。或者说，这个剧目在政治上也是站得住的。 1964年初，《芦荡火种》去北京公演，被北京京剧团一眼看中，由著名作家汪曾祺与杨毓珉执笔，改编为京剧。演员阵容十分强大，阿庆嫂用A、B角，赵燕侠、刘秀荣轮流演出，郭建光由谭元寿所饰演，此人为谭派传人，功底亦厚。对反面人物的角色也作了精心的策划，分别由周和桐、马长礼扮演胡传魁、刁德一，果然更能衬托出阿庆嫂和郭建光的机智和英勇。 京剧《芦荡火种》的阿庆嫂当然很出色，可以说和沪剧的阿庆嫂不分轩轾，但丁是娥的婉转而细腻的唱腔和江南水乡的情调比较更合拍，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谭元寿的手眼身法步经过严格的科班训练，他扮演的郭建光较沪剧更有光彩也是事实。 京剧《芦荡火种》演得相当熟练时，请毛主席观看。毛主席提了三点意见：一是鲜明地突出战士的英勇形象。二是原来的结尾利用胡传魁结婚，战士们化装成鼓手、轿夫袭击，风格近乎闹剧，应该“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打进去。三是剧名改为《沙家浜》。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方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汪曾祺和全团同志聆听后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意见，对剧本再次作了文字上、艺术上的加工修改。 当江青得知毛主席观看了此剧，并提了具体的意见之后，立刻萌发将劳动果实窃为己有的念头。实际上，京剧《沙家浜》是中国文艺工作者中的许多精英的集体智慧结晶，从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经过中间体沪剧《芦荡火种》，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一步一个脚印，其轨迹清晰可见。而且所依据的素材均属于历史真实，逝去的、健在的战士和群众可作证，江青并无任何贡献可言。
网友评论